李约瑟难题之我见_李约瑟的难题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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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摘要】李约瑟难题对中国意义甚大。从李约瑟提出至今，人们试图从各个方面解答。就李约瑟提出的问题，从中国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信息交流以及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等方面给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环境

【正文】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近代科学革命只产生于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①这就是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正式提出的“李约瑟难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最引以为豪的当属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②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然而，格局到了近几百年被打破，欧洲诞生了现代科学，把中国远远抛在身后。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科技的全面落后可谓机缘颇重，原因很复杂，我认为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信息交流、科学环境等方方面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中国人一直都

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

第二，实用主义观念方面的原因。这也可谓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自身的缺陷：重视实用主义的技术而轻视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往往只是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现象的描述，而至于有人说中国古代有的是技术，而没有科学。这是因为经世致用作为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实用主义的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

中国古代实用主义倾向表明，仅仅着眼于现实实用性是一种短视行为，放弃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其结果只能是连现实一起丧失掉。只有完整而又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才能赋予科学以最广泛的实用性。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成就虽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仅仅停留于定性与经验水平，没有进一步量化而达到自觉应用数学的阶段，所以，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便裹足不前了。由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都较差，所以中国古代科技呈现出经验臆断过多，理性实验不足，逻辑组织能力低等非量化特点。这种缺陷造成了中国科技难以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第三，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规定，表现为整体性的倾向。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特点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把客观世界规定为一个无限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特定结构及其连接方式和整体功能。这种思维特征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式，而在观念内容上大多倾向于把对象理解为具有连续性结构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系统整体观突出的长处是比较接近于辨证思维原则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这种缺陷的特质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在发展了设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有机宇宙观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分析的方法，没有感觉到对宇宙进行精密的逻辑说明的必要。而这一点，恰恰是近代科学产生所必须的环节和条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复杂的社会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辩证的整体思维方式，善于对政治和军事等复杂问题作综合的判断，但不善于作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发展公理式的几何和严格的现代数学，也不从事条件能控制的科学实验、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的观测，因而对自然界的了解缺乏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

第四，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在汉，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入朝为官，注重的是人际关系。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此外，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没有一个连续的环境。

第五，科学信息交流的匮乏。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要获取与交流科学信息，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而且还可以从同行研究中获得启发。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地理、语言障碍以及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难以进行国际交流，而且国内交流也很有限。西方人曾经通过阿拉伯人从中国获得了四大发明等科技成果，并且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中国人并未对外吸收有较大影响的科技成果。

另外，还有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方面的原因。因为以上原因在近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仪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也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发展，哪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特别是如今已经有六位华裔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出现一位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原因也谈到：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除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明证。由此可见，之所以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和科学环境。

【总结】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一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李约瑟难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去理解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挖出深层次的问题，从而寻求中华民族更好的发展途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几千年的浩瀚历史中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近代落后的原因需要当今的国人去总结。尽管中国本土至今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华人在科学节也崭露头脚。有多位华人已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这说明中国人是有这个能力的。至于什么时候在中国自己的国度里培养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卓越科学家，这实际上也是和“李约瑟难题”存在一定的联系。究竟我们的问题在哪？这需要更多的学者寻求真正的根源所在。相信这一天终究不会太久远！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