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_常用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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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一方面，泰勒从本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杜威、桑戴克、贾德和波特等人的学说中寻找理论依据，从现代课程理论先驱博比特和查特斯的研究成果中继承有用部分；另一方面，泰勒积极从事课程实践活动，尤其是投身于“八年研究”，从实践中汲取充分的养料。所以，泰勒的“课程原理”有它的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

1918年，出版了第一本专门论述课程的书，那就是博比特的《课程》。人们一般认为它标志着课程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的诞生。同时，全国教育协会“中等教育改组委员会”编著了《中等教育的主要原理》。从而拉开了美国20年代课程改革运动的序幕。

美国20年代课程改革运动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家长普遍认为：学校教育与当代生活不相干，因而没有实效。课程改革者几乎一致反对学校教育中与形式训练说有关的一切做法。他们认为，课程应该与当今事务有直接联系，应以功利为价值取向。因此，他们把泰罗在本世纪初提出的“科学管理原理”视为一种理想的模式。

泰罗的口号是“效率”。他强调“彻底的实际效用”。在科学管理原理中，“生产率”是一个核心概念；个体仅仅是整个生产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它的基本假设是：人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是一种可供操纵的生产工具。因此，若要提高生产率，就须用科学的原理来管理，即要分析工人的“特殊能力和限制条件，”以便使每个工人都处于自己最高效率和最大生产能力的状态。”

一些教育界人士对工厂企业的科学化管理运动，很快就作出反应。他们竟相仿效，并把这种“科学”方法运用于学校管理。所以，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学校督导从教育者转变成经理的时期”。

效率运动不仅影响到学校管理，而且对课程理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效率运动的早期拥护者中，就有后来成为课程改革的学者博比特。事实上，现代课程领域的范围和研究导向，最早主要是由博比特确定的。

博比特后来在谈及自己的经历时说，引起他从事课程研究的原因，不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由于感到这是一种社会需要”。正是由于上述这种“社会需要”，促成博比特的早期著作实质上遵循这样一条主线：把工业科学管理的原则运用于学校教育，继而又把它推衍到课程领域本身。这样，美国课程理论从一开始就依据这样的隐喻：学生是“原料”，是学校这架“机器”加工的对象。难怪后人称其为“学校工厂”（school一factory）。随后，博比特又把企业成本会计原理应用于学校的教学科目中。这样，学校课程的核心棗学科棗也围绕“效率”这个轨道运转。“效率等同于科学”，这就是当时一些课程理论工作者的看法。

博比特在现代课程理论史上的第一部专著《课程》中，将上述观点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他认为：“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显露人的潜在能力的过程，它与社会条件有着特殊的联系。”由于教育是要使学生为完美的成人生活作准备，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根据对社会需要的研究来确定目标”。他指出，学习经验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为了使课程科学化，“我们必须使教育目标具体化”。因为“科学的时代要求精确性和具体性”。相应地，强调教育目标的具体化（particularization）和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成了20年代初课程科学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博比特看来，课程是通过对人类活动的分析而被逐渐发现的东西，所以，“课程发现者首先是对人性和人类事务的分析者”。即要发现当代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特定的“能力、态度、习惯、鉴赏力和知识的形式”。这种把人的活动分析成具体的和特定的行为单位的方法，即著名的“活动分析法”。

根据博比特《怎样编制课程》一书，可以把课程编制过程归纳成以下几个步骤： 1．对人类经验的分析。即把广泛的人类经验划分成一些主要的领域。通过对整个人类经验领域的审视，了解学校教育经验与其它经验的联系。

2．工作分析。即把人类经验的主要领域再进一步分析成一些更为具体的活动，以便一一列举需要从事哪些活动。

3．推导出目标。目标是对进行各种具体活动所需要的能力的陈述，同时也旨在帮助课程编制者确定要达到哪些具体的教育结果（博比特在《怎样编制课程》中，曾列举了人类经验的10个领域中的800多个目标）。

4．选择目标。即要从上述步骤得出的众多日标中选择与学校教育相关的、且能达到的目标，以此作为教育计划的基础和行动纲领。

5．制定详细计划。即要设计为达到教育目标而提供的各种活动、经验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