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问题_金融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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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天下事

--------国内外经济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崛起。到今天，无论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影响力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国。但是，随着崛起，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麻烦，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即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国际政治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正在成为各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关注点。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当中国不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议程上时，中国可能只是他们要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不会达到中国难以对付的地步。不过，当这些国家把中国置于其外交和战略的头等议程上时，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

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在亚洲，最先崛起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崛起。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和西方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消化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较之印度，中国不仅发展更快，而且也和西方更不“相同”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重心，“拥抱”了整个亚洲。今天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使得其“拥抱”着亚洲，而且也对亚洲之外的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到达了非洲、拉丁美洲，同时通过贸易机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上能扮演的角色的高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对美国来说，二战后跨大西洋战略轴心最重要，现在是是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轴心）最重要。很多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布什政府在从事反恐战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亚洲战略，在其任内，基本上完成了人们称之为亚洲小北约的布置，即和日本、澳大利亚（澳洲）的军事联盟。这次美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返回”亚洲，更显示了美国战略西移。

除经济因素之外，西方和各国把中国视为其战略重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其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变得更为强大了。这种情形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猜疑或者“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再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军事现代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使中国没有像前苏联或者美国那样，和他国进行军备竞赛，光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足以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显然，各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战略的核心的两个明确目标就是，一是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战略上“消化”甚至遏制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影响力。

最近真是“涨”声一片。国庆节后，中国食糖价格创历史新高，食糖批发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70%；食用豆油开始新一轮涨价的消息刚出，国家发改委决定自本月26日零时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30元与220元。而最近，各类农产品和水电气等资源产品也都在或者已经完成了上涨。

今年三季度的CPI是3.6%，创下23个月来的新高。通胀的风险显而易见。有媒体这样戏称：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长。切入现实的语境下，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都在涨，只有工资不涨”。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向好，国家控制通胀的信心很大，“GDP增幅多少”、“CPI是高还是低”„„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乏味和看不懂的经济术语，很多人甚至至今也没有搞清楚，CPI跟自己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切身关系。真正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是活生生的现实——物价上涨，特别是生活基础商品价格的暴涨，严重超越了工资上涨的幅度和速度，就构成了“负增长”，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一碗牛肉面的上涨，都可以引起舆论的关注讨论。

在频频走高的物价面前，“工资增长”显得是那么空洞和没有说服力。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而工资收入却是相对意义上的“负增长”，民众生存的压力可想而知。生存的压力下，消费的能力势必进一步萎缩。由大量投资和房地产业膨胀发展带动起的GDP数字增长，由少数富裕群体消费“扩大”的内需繁荣，因为离开了民间消费的同步增长，并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工资涨不过物价”是一种最大的经济风险——它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社会化体现，是社会分配制度不公的集中反映。而事实上，之所以出现 “工资跑不赢物价”的现象，追根究底，原因正在于工资增长与物价指数增长的配套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刚性调节的制度——说到底，还是社会分配制度存有缺陷。

在未来的“十二五”中，如何彻底消弭和化解“工资涨不过物价”的经济风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刻。与历次五年规划所处环境相比，我国既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更高起点上，却也面临比过去任何一个五年规划更严峻的挑战，正如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目前，金融业所处的大环境已经不同。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和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分量在加重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当之无愧地成为2009年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

同时，金融业自身情况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银行业整体竞争力明显上升。截至2010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87.2万亿元,负债总额82.3万亿元。而这一数据在2005年12月末,只分别为37.47万亿元和35.81万亿元。数年之间,我国银行业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提高了2.32倍和2.29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大幅提高；银行业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明显改善；多层次金融体系得到完善；金融业竞争力大幅提升，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名中,来自中国的银行从1989年的只有8家上榜增加至84家上榜。

最近一段时间，货币问题已成为大众的焦点话题。

美国为了一己私利压人民币快速升值，那么全球就不可能再从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和

低廉的中国出口商品中得到好处，过度供应的美元就不仅会导致全球金融资产价格膨胀，也会迅速导致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打“汇率战”、“货币战”将没有赢家。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美国政府虽然再次推迟发布《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但压人民币升值的姿态并没有收敛。在刚刚结束的G20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盖特纳把它当作一个重要议题，而首尔的G20峰会也不可避免要讨论汇率问题。眼下有关“汇率战”、“货币战”的各种言论不绝于耳。

其实，传统意义上的“汇率战”、“货币战”并不能说已经爆发，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竞争性的贬值。面对美元不断贬值的压力，多数国家充其量只是出手干预市场，不让本国货币升值过快而损害本国经济。因此如果说“货币战”，也只是美国单方面在行动，也只有美国有能力打“货币战”。人民币自1994年以来一直处于升值通道中，说中国打“汇率战”是无稽之谈。

美国为什么压人民币升值？表面的理由据说是“为了使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地发展”。但人民币升值就能平衡全球国际收支吗？显然不可能。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汇率上升时某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会变贵，下跌时则变得便宜，于是汇率浮动，就可以调节国际收支的平衡。且不说理论假设的众多前提条件不存在，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一结果不会出现。1985年9月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达成，此后的2年半里日元升值了200%，但也没有改变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状况。人民币升值同样不会改变美国的逆差。美国长期以来的国际收支逆差，是与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相联系的，也是美国政府长期实行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刺激的结果——这两者结合，导致了美国国内的各种投资和消费需求不断超过生产能力，国民储蓄严重不足，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美元不断贬值。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通过供应美元和美元贬值攫取了世界各国大量的商品与劳务，是这一体制的最大受益者。目前，由于多数国家相继退出应对危机时的刺激政策，而美国却实施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美元开始了新一轮下跌。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原因，是它目前面临的内外政治和经济压力。首先，中期选举临近而奥巴马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下降，需要找个替罪羊来转移视线；其次，压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可以带动亚洲区域内多数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这样，通过美元贬值来缓解美国对外债务负担的效果就能更有效地实现；再次，以人民币汇率作为筹码与中国讨价还价，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最后，从全球战略角度看，美国压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所以即便人民币升值后美国外贸仍是逆差，只要其中一部分逆差移到其他国家，它也愿意。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对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点被西方学者和官员们有意无意忽视了。其实，美国压人民币快速升值将损害世界经济与美国本身的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曾发生全球性的“滞胀”。上世纪80年代之后，经过各国治理，世界经济终于走出“滞胀”泥潭，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并且是在低通货膨胀下的高速增长。高增长和低通胀，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的转移和重新布局，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美国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张货币供应，并且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加大，并引发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但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尚未遭受高通胀的侵扰，其原因就是中国加入到了全球分工体系之中，成为全球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生产者和出口者。尽管过剩的货币供应和美元贬值不断推高资源性商品价格，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甚至金融危机，以CPI衡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却仍然稳定——是中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了原材料涨价的压力，并且维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保证了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在过去20年内基本没涨，为全球低通货膨胀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美国为了一己私利压人民币快速升值，那么全球就不可能再从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和低廉的中国出口商品中得到好处，过度供应的美元就不仅会导致全球金融资产价格膨胀，也会迅速导致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美国享受了20年多的低通胀也将终结，美联储再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维持零利率来刺激经济的做法也会快速终结，经济增速会下降。

合作共赢才是维护世界经济平稳复苏之道

中国生产有盈余、美国消费与投资有缺口的经济格局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结构在区域间调整的结果；而随着技术进步和各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格局会持续变化。美国无法一直靠发行美元过日子，中国也不可能一直维持贸易顺差。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将转向内需拉动为主。而美国也必须认真控制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的逆差。但这种转变和调整无法一蹴而就。作为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大国，任何调整都将给世界经济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合作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包括中美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通过G20峰会这个机制，在过去两年内进行了比较好的政策协调和合作，避免了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现在经济刚刚复苏，仍需要G20国家为世界经济稳定坚实的增长继续携手合作，共同遏制保护主义思潮。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已经恢复了2005年7月以来启动的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因为维持汇率基本稳定不等于一成不变，中国经济本身也产生了逐步调整汇率的要求。一方面贸易顺差不断积累，外汇资源无法充分利用，效率损失严重；另一方面外资不断流入，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短期套汇资金，促使中国的金融资产价格不断攀升，资产泡沫已经开始形成。但是，这种汇率调节必须是自主的，也必须保证不能冲击中国经济的正常秩序。

世界经济的混乱，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好事，因此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去影响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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