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长城非好汉(行天下)_不到长城非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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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最厚的地方钻孔”（人民论坛）陈大昊
《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0日04 版）
据说，一位物理学家曾致力于研究某课题，因成绩不佳便转换了领域，结果意外获得了许多新发现。不少同行称赞他“审时度势”，但有位大科学家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表示：我尊敬这种人，但我却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来，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拼命钻许多孔。这种评价，其实强调了在困难面前再坚持一下的理念，非常值得深思。
哲人有言，“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的确，就拿字典编纂来说，陆谷孙教授为完成一部《英汉大词典》，花费了近20年工夫，等到下卷出版时已是年过半百；世界享有盛名的《牛津英语词典》定期更新，有编辑甚至用了一年时间来修订“go”这一常用单词的含义。“钻厚板”才能取到火种，“凿深井”方能得到甘泉，这是干事创业过程中颠扑不破的硬道理。
由此而言，成长无法抄近道，成功没有短平快。不可否认，现实中总有一些人觉得自己付出太多、收获太少，哀怨时运不济、命运不公。其实，把付出转化为养分需要一定的过程，恰恰需要持之以恒地“朝最厚的地方钻孔”。只不过，有的人缺乏闯劲，拈轻怕重，喜欢简单重复，一味“复制粘贴”；有的人缺乏韧劲，遇到难题瞻前顾后，“总是在奇迹发生前五分钟停止努力”。倘若凡事追求眼前成绩，没有“再坚持一下”的定力，那么一个人是不可能钻透人生的硬木板的。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坠入自怨自艾的陷阱。
王安石写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最厚的地方”往往意味着困难多、风险大，却也是离成功最近的地方。事实上，成功大多长着一副“困难外表”，披着一层“危险外衣”。砥砺攻坚克难的毅力，练就拨云见日的功力，多倾注些耐心，多下点笨功夫，胜利的曙光就不会遥远。
换言之，经常“朝最厚的地方钻孔”，多到吃劲的岗位上磨练，一个人终将磨砺真本领、收获真才干，拥抱不一样的风景。
钻“最厚的地方”还是“最薄的地方”，对个体来说，或许只是一道事关自我发展的选择题，但对国家民族而言，却是事关前途命运的必答题。譬如，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不了，就会永远受制于人；腐败这个“最大威胁”拔除不掉，就会失去民心；深化改革中的“拦路虎”清除不尽，就会影响前进步伐。这些，都是绕不开、躲不过的“最厚的地方”。直面考验，迎难而上，钻得进去，研究透彻，才有利于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因“没有后方”而困难重重。邓小平却说，“共产党员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在最困难的地方站住脚、生下根的那股劲。面向未来，铭记“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的道理，砥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意志，我们拥有的将是无穷的力量。不到长城非好汉（行天下）王 颖
《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年09月10日
第 12 版）
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
来自网络
编者按：2018年9月9日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2周年。“不到长城非好汉”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中的名句，是长征精神的高度浓缩，体现了不畏艰险、励志图强、开拓进取的中华民族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一代伟人毛泽东对长城情有独钟。他不仅在文章、讲话中多次提到长城，还把长城写进他的词作，特别是那首《清平乐·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汉”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读词寻长城足迹
1935年9月27日，毛泽东率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甘肃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改变了之前俄界会议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随后，红军出发北进。10月5日，毛泽东和红军到达宁夏西吉县单家集，击溃敌人一个营，进抵六盘山麓。
六盘山，位于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山路曲折盘旋。10月7日，毛泽东在六盘山麓的青石嘴指挥部队歼灭敌骑兵两个连。当天，他率领部队登上六盘山主峰。随后，红军向陕北根据地方向疾进。战士们举着的红旗迎风招展，红军队伍像奔腾的铁流涌向前方，此情此景，真是壮观万分。毛泽东即兴赋词《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在翻越六盘山前后很可能见到了长城，但不是我们经常说的明代修筑的长城，而是战国秦昭王时代留下来的长城遗迹。毛泽东和红军在榜罗镇、单家集曾两次穿越战国秦长城，而在过六盘山后在宁夏彭阳县境内则是沿着战国秦长城行军。
毛泽东在宁夏境内也和长城相遇过，宁夏境内存留有战国、秦、隋、明等不同朝代修筑的长城遗迹，其中战国秦长城走向与红军行军路线高度契合。据宁夏学者研究，毛泽东和红军沿战国秦长城行军，走的是修筑长城的劳工行走的小路，也是当时群众赶集走的便道。他们时而走在长城顶端，时而走在长城脚下。毛泽东登临长城彭阳段制高点的障台，一定能看到长城宛如一条巨龙曲折蜿蜒。
对于南方人毛泽东来说，历尽艰险，一路跋涉来到北方，亲眼见到屹立两千余年、虽残破但壮阔雄伟的长城，不能不感到震撼和激动。
找到指路的北斗
如果说毛泽东在翻越六盘山前后见到了古长城遗迹，那么，“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内涵就更加丰富了。“长城”在这里既有实指，又蕴含深义。
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走过两万里行程，茫茫征途中终于找到了明确的目的地——陕北根据地，并且到达北方的长城，越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这不仅提振了士气，也是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
“长城”还蕴含深义。在中国的文明传统里，长城不但是一项古老巨大工程，也是坚不可摧力量和不可逾越屏障的代名词，更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1935年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机之中，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又觊觎华北，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寇。长城内外，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北上奔赴抗日前线的坚强意志和决心。陕北根据地是长征的目的地，它存在的消息给历尽磨难、几近绝境的红军带来历史性的契机，有人形容“就像在茫茫夜空之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所以到达陕北根据地、到达那里的长城就意味着长征胜利。
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眼光并未只停留在陕北，他看得比别人更高更远，红军要从陕北根据地走向抗日前线，要到那里去“缚住苍龙”，也就是打败蒋介石，赶走日本侵略者。“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气壮山河的诗句，是对红军英雄气概和革命豪情的赞歌，是红军长征必胜的决心和信心不可动摇的铮铮誓言，是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有力批判，是对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丧权辱国的极大嘲讽，更是鼓舞红军将士奔赴抗日前线、夺取革命最后胜利的进军号角。
“长征永远在路上”
《清平乐·六盘山》一经创作，便在红军中广为传唱，得到广泛认可和共鸣。长城也成为坚决抗日、誓做中华民族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军民的精神象征物。毛泽东1936年2月创作的《沁园春·雪》，正是这种情感寄托的自然流露。
陕北是中国历代修筑长城比较早比较多的地区，有战国、秦、隋、明等代长城1500多公里。其中，保存相对完好的是明长城，自东向西经过府谷、神木、榆阳、横山、靖边、吴起、定边七县区。1936年，红军组织东征部队，准备东渡黄河对日军作战。2月5日，毛泽东经延长县来到清涧县袁家沟，在这里住了半个月，做东征准备工作。这期间，曾下过一场大雪，长城内外白雪皑皑，隆起的秦晋高原，冰封雪盖。天气严寒，连平日奔腾咆哮的黄河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失去了往日的波涛。毛泽东当时住在一户农民家中，深夜见此情景，颇有感触，填写了《沁园春·雪》，气势恢宏，豪情冲天。
“不到长城非好汉”是众志成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的高度浓缩。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它已不再局限于长征，而成为不畏艰险、励志图强、开拓进取精神的代名词，成为鼓舞人们战胜困难去夺取胜利的精神武器。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长征永远在路上”。任何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与“不到长城非好汉”精神背道而驰。“不到长城非好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们走好今天长征路的强大精神动力。
战争远去，烽火熄灭。屹立在山峦里的长城与古堡日复一日无言诉说着往日的繁华与没落、荣辱与兴衰。长城已成为中国地理不可或缺的精神坐标与符号。它时刻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已注定成为它的一部分。只凭“一张寡嘴”可不行 ■杨振国
《三国演义》第42回，写长坂桥张飞喝退曹军那一段，可谓气吞山河，精彩壮丽。
曹军追张飞到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都不敢近前。接着几员大将相继赶到，见张飞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都扎住阵脚，使人飞报曹操。曹操赶来，张飞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便厉声大喝：“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知，尽皆股栗。
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过去听关云长说，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他话还没说完，只听张飞又大喝：“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夏侯杰惊得肝胆俱裂，倒撞于马下。曹操回马而走，诸军众也一齐望西逃走。
这罗贯中描写得好，而毛宗岗的评点尤有画龙点睛之效。他评道：“写赵云是几番血战，写张飞只是一声叱喝。天下事亦有虚声而可当实际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实际足以服人，而后临时之虚声足以耸听，所以张飞之功与赵云等。非若今人之全靠虚声，浑无实际也；人吃尽老力，我只出一张寡嘴也。”言外之意，直射现实，今天读来，仍觉新鲜。
毛宗岗的点评，把虚与实、声与力、言与行的关系，讲得再透彻不过了。张飞叱退百万曹军，是因为他“平日之实际足以服人”，然后关键时刻一声大喝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平时“浑无实际”，“只出一张寡嘴”，不要说喝退百万大军，恐怕连个小孩子都哄不过去。
战争是最讲实际的。任何假的、虚的，最终都会露出马脚。有意思的是，被张飞吓退的曹操，后来曾演过一出“割发代首”的假戏。不知道他遭遇的败战，与这假模假样有没有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花枪”最终要败给“真枪”。所以，赢得胜利、获得力量，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只出一张寡嘴”是靠不住的。
长征时，红6师18团的同志们经常说：杨政委在队前一站，不用开口讲什么，就是最好的政治动员。“杨政委”，就是这个团的第二任政委杨秀山。官兵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有足以服人之处。在一次战斗中，他左眼眶被一颗子弹击中。他抹了一把鲜血，继续指挥部队作战，直到把敌人打退，才简单地做了包扎。每天行军时，他头缠绷带，行走在队伍中。
工作难做的时候，不妨自己拿出行动来；力量薄弱的时候，不妨自己冲到前面去。淮海战役中，为防止受伤感染，前线指挥部要求所有同志都理光头。但有一名战士的工作就是做不通，怎么说也没有用。在此视察的邓小平同志问明原因后，二话没说，自己先理了个光头。见此情景，这个战士没有再说什么，也把自己的头发理光了。这个故事说明，自己做好了，问题就容易解决，关键时候喝一嗓子，后面就会跟上来一大片。
可现在一些人，只有“虚声”而无“实际”，只有言论没有行动，让别人“吃尽老力，我只出一张寡嘴”，喊着让别人往前冲，自己却往后面躲。前十来年，有许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他们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莫名其妙；处理别人“铁腕一套”，轮到自己“抱歉一笑”；对别人吹胡子瞪眼，自己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言与行不符，名与实相悖，把许多优良传统破坏了，把人们心中原有的信仰颠覆了。
自己满脸脏，没法号召别人讲卫生。红军时期，毛主席把“行”称为“实际宣言”，要大家“以行动来宣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带头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后来毛岸英长眠在异国他乡。就连把他的遗体运回国内，毛主席也坚决反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就是通过这一个个行动建立起来的；振臂一呼的力量，就是通过强大的引领效应产生的。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少数人说话没人听、没人信，根本原因就是知与行的分裂，所谓“三岁孩儿说得，八十岁老翁行不得”。前贤千言万语，无非是让众人能知能行。这就像旅行的人问路，问毕即行；又如有病的人找医开方，拿到方子就用，绝没有问完路坐下不动、开了方子扔到一边的道理。
世上许多道理都不难懂，难的是说得行不得。“一张寡嘴”，只能骗人于一时，不能骗人于一世。只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才能散发出长久而强大的魅力。积善之家有吉祥 ■哲 之
旧时北京人见面，有一句打招呼语：吉祥！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祝愿，是否吉祥、能否吉祥，还要看行为处事的方式。
清代的周亮工，说先父“著述甚富”，尝作《观宅四十吉祥相》，有益于世道人心，便逐一抄录，并在后面加了自己的理解。
“观宅”，就是看家庭陈设，引申为考察一个家庭的行为处事方式。周父认为，有四十种情况，是吉祥的象征。
我有幸读到这些，对此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除了少数几条不合现在的情况，如“妇女不识字”“妇人不垂帘观剧”等，其他抄录出来的每一条，自信都是吉祥的。
案头无淫书。这第一条，想想现在“黄货”对未成年人的毒害，就马上清楚了。所以周亮工说，案头如有片纸只字，当尽数焚却。
架上无整齐书。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他的解释。他说：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没有摸过，更不用说眼睛看了。看了架上，便知腹中。这是说这种“两脚书橱”，并没有把书装进肚子里去。真正读书之人，架上之书必厚厚薄薄、高高低低，不像那装样子的人，像砖头一样堆垛得整整齐齐，装点得金碧辉煌，煞是吓人。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桌椅，门下有祖父遗留庞眉皓首老仆。此一条颇有韵味。周曰：如此方称得世家，如此方免得俗气。
纸牌不入手中。周曰：近日马吊盛行，士大夫俨然为之不耻。马吊，类似于今天的扑克牌游戏，具体玩法已不是很清楚了。周在这里有一个区别，并不一概而论。他说，这种游戏，只宜下层贫民，宜不识字人，宜街边桌几之上。总之人不耐独坐，不肯习静，下棋变成马吊，世风日下。他认为，与其马吊，不如下棋。
门前仆从，见士人过，毋论识与不识，皆起身直立；遇诸途，皆侧立而行。现代家庭，虽无仆从之称，但“身边人”总会有几个。这是他尊重读书人，周说“此类细事，然主人忠厚不忠厚，奴仆生事不生事，皆由此而定”。
不奴隶疏族穷亲。《红楼梦》里说，朝廷里也有几门穷亲戚。疏族穷亲，人所不免。不奴隶他们，这也是应有的厚道。周曰：疏族穷亲无所归，代为赡养，亦盛德事。视同奴隶，令供奔走，大伤元气。
口中无刻薄尖酸议论。出语尖酸刻薄，大是文人通病。周曰：一语而伤天地之和，一言而折终身之福，“切须念之”。
先辈格言，常在壁上口头。我每次回家，喜听家人聚谈，格言俗谚每从此出。周曰：存之于心，则能体而行之矣。目中口头，已有二三分受用处。
凡梦俱可告人。日间所思所做，常常形诸梦寐。梦可告人，必是坦坦荡荡，无苟且之事。周有感于“梦中所作所为，常有不可告人者”，所以他说，凡梦皆可以告人，去道不远矣。
肯为人宛转寄家信。信息社会，有微信无家信，基本不存在寄家信的问题。但在那个时代，寄信是很烦难的一件事，所以有句话叫“千里路上不捎书”。因而周曰：宛转以期必达，尤其是积阴德的事。“以此类推，凡事肯为人方便可知矣”。
躬送破衣亲友出门外。人不难于对上恭敬，难于对下有礼，尤难于尊重穷亲戚、穷朋友。所以周曰：待失意人，不难有恩而难有礼。此语须体验。此等事最伤人心，亦令人勘破势利心肠。
不戏谑父执贫友。父执，就是父亲的朋友。周曰：既知其为父执，又轻之为贫人，且有戏谑之不如己友者，孝子慈孙，必不如是。
坐定不问新闻。这又使我想起《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见到冷子兴，问：都中可有新闻否？这一问，便引出一大篇是非来。坐定不问新闻，周以为“省却无限葛藤”。
在这四十吉祥相的后面，附有程幼洪的一段话，节录如下：
读周先生《吉祥》四十则，防嫌于微，杜祸于渐；外施家政，内端女范；长幼式训，上下咸宜；言择行修，立功寡过；荡涤爬梳，瑕疵净尽。诚教家之良规，检身之宝鉴也。“余愿凡有家者，各书一通于座右”。
正是有感于他这番话，所以我不避烦琐，选一些抄录下来，略加点窜，加上自己的理解与认识，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不对路，弃之可也。老实种田莫儿戏 ■王国政
农民种田，当年见效。下实功则收实效，做虚功则见效小，甚至会落个颗粒无收的下场。所以有句话叫：“要得富，须真正下老实种田，莫儿戏。”很贴近情理。
军队要打仗，“地球人”都知道。“实”之一字，相对于农民种田，显得更为紧要。农活做虚了，影响的是一季的收成、一家人的生活。抓紧补种、及时补救，还来得及。打仗备战的事，就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了。一旦做虚了，绝不是少收个三五斗的事，而是要吃败仗、掉脑袋，严重的会破家亡国。这不是危言耸听！回头看历史，睁眼看现实，看看那些打了败仗的国家和军队的下场，就会明白一切。如果把上面那句话套用一下，也可以这样说：“要想赢，须真正下老实练兵，莫儿戏。”
可“实”之一字难言哉！看一看落实中有多少不实的，就知道工作中有多少要求实的。
“表态性”落实。热衷于喊口号、表决心，嘴上很响亮，表态很坚决，但落实左盼右顾，行动迟疑不决，“决心”在嘴上，“打算”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开始轰轰烈烈，中间平平淡淡，最后杳无音信。
“象征性”落实。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好了”，既不管“下文”如何，又不搞“下回”分解，信奉“不干不够意思，干点意思意思，干好没啥意思”，坚持“不跑前头，不落后头，在中间晃晃悠悠”。
“选择性”落实。合意的干，不合意的看；对自己有用的落实一下，对自己没用的放到一边；该啃的“硬骨头”能躲就躲，该接的“烫手山芋”能绕就绕。
“空转式”落实。忙于文山会海，乐于跑跑颠颠，热衷于俗务，埋头于事务，油门踩得嗡嗡响，就是不见车轮转，工作不是打了滑，就是挂在空挡上。
“炫忙式”落实。公文包不离身，文件袋夹腋下，电话接个不停，手机打得发烫，永远是一副忙忙碌碌的形象。出色的技巧，往往能于关键时得巧卖乖，揽功入怀。
“面子式”落实。眼睛盯着上面，注意力放在上头；不怕基层不满意，就怕上面不注意；只为领导脸色好看，不顾基层官兵难堪。
这式那式，说到底都是一些假把式；这性那性，就是没有干实事的心性。事以实成而以虚败。没有实打实地干、实打实地练，到头来必然“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只有把该做的事做实做细，真正做到真抓实干、真训实练、真打实备，扎实练兵，踏实备战，才能把目标变为现实，收获胜利的果实。“上以实求，庶下以实应。”不实之风、不实之事，有许多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虚一寸，下面虚一丈。上面求实，则下不敢虚；上面好虚，下面就会以虚对虚。因而，纠正儿戏之事，要从上面做起，坚持领导带头。领导机关和干部崇实破虚，带头树立求实之风，带头把工作往实里抓，带头察实情、办实事、创实绩，树立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扎扎实实抓建的鲜明导向，就会形成上行下效、靡然从之的良好效应。
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言不空泛则立信，术不机诈则立智，名不虚浮则立德，事不伪饰则立世。现在正处于改革强军的加速推进期，既面临难得机遇，又面对诸多挑战。契机等待我们去把握，使命等待我们去肩负。河入峡谷，风过隘口，当此紧要之时，耽于空想和虚声，是走不好这一程、闯不过这一关的。越是形势复杂，越要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越是任务繁重，越要保持埋头苦干的精神品质。
有人说，说话要说打粮食的话。干事，更要干打粮食的事。而要真正打粮食，就必须老实种田，用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把事情干实干漂亮。历史不会让那些弄虚作假的人得逞，也不会让那些真抓实干的人吃亏。实干的人不会被忘记，舞台终将选择那些“老实种田”的人。
（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
“不废江河万古流” ——重读陶渊明有感
■桑永海
“五柳先生”陶渊明可谓让人艳羡的散淡之人。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多么潇洒飘逸！“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多么诗意的田园生活！那篇辞官归田优美别致的宣言书，当头“归去来兮„„”拖着长长尾音的“兮”字，让你恍然闭眼触摸到了恬然淡泊的超人境界„„
此番得闲，我找出陶老先生的集子，从诗到文，重新读去，倒读出了另一种意思。
却原来，老先生采菊是因为吃菊花瓣可保养身体，如此而已（见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1962年版）。后世文人一渲染，好像他老先生整日整夜飘飘然似的。
其实，他一生穷困是出了名的，62岁还敲人家门讨饭吃呢。有他的《乞食》诗为证：“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这只能催人泪下，还有一点“悠然”的影子吗？
当然，人是最复杂的，上面所谈只不过是他当年现实生活状况的一个层面。作为诗人，他更有独立的追求理想的精神生活的一面。所以就有了鲁迅的一段著名评论：“他穷到连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地抬起头来，悠然地见了南山，这是何等的自然。”
穷到这份儿上，为何还能“自然”呢？原因可列出许多条，但作为现代人回望、解读这个问题，我看最重要的就是两条。
首先，人类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根本性的大问题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上，陶渊明是早期觉醒了的中国人。他虽曾奔走于仕途，但终于毅然辞官田居，归去来兮，追求自然淡泊自由的田园生活，鄙弃利欲和俗物的缠绕。这种自然化生存哲学，决定了他从来就不是普通的老农，绝非作秀，更与当今的行为艺术无缘，而是“性本爱丘山”，皈依大自然。这就是陶渊明的独特之处，伟大之处，卓然不群之处。
决定性的因素当然还有人的精神形态即心境。中国知识分子古来就是讲气节的。陶渊明弃官受穷，江州刺史给他粱肉，他“麾而去之”。63岁，他冻馁而死。他穷得有志气，因此才能写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金刚怒目式的大作。所以鲁迅又说 “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一个人，能守住自己的心境，面对浮华世界滚滚红尘，保持一份朴素自然恬淡纯真和心灵的崇高，谈何容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陶渊明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只有“心远”，才能“净”，才能摆脱世俗的缠绕，才能在闹市之中如同居于“偏远”之地而闻不到“车马”之“喧”。“心远”，是陶渊明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焦虑的现代人面对花花世界尤其难以企及之处。
所以，陶渊明的一生是寂寞的。他死后四五百年间，也一直是寂寞的。人微言轻，穷文人写的东西，又是那么朴素淡泊，在崇尚奢靡和华丽的时代，怎会被看上眼？就连离陶渊明比较近的著名文论《文心雕龙》也没有提他的名字，《诗品》提到了，只列为“中品”。
这一压，就压了四五百年！
幸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帝王将相说了也不算！——在陶渊明死去四五百年后，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的价值——多么光辉灿烂！所以，从唐朝、宋朝到清朝和现当代，那么多雄视古今的诗文大家，都成为陶老先生的超级“粉丝”，说他在浮华喧闹时代是“淡泊至极的绚烂”！谁得过这么高级的评价？在我心里，那是赞之弥高、仰之弥坚的伟大诗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所以，尽管陶渊明已逝去1600年，尽管他曾被历史沉寂四五百年，尽管我们恰逢人类空前浮躁的21世纪，在中华大地上，陶渊明作为一流大诗人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且早已走向世界。我们的中学生都在朗诵他的诗文，“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样的诗句已成为乡愁的基因密码，植入中华民族心灵中去了„„
这一切，正合了杜甫那句旷世的慨叹：“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只有时间，只有历代高明的受众，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南北的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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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其章
十来岁时曾寄居苏州我叔叔家，年龄尚小，当地的名物至今不太知道有什么，大概松子糖可算一种，橄榄算不算不太好说。我对苏州橄榄的印象独深，不是因为喜欢吃，而恰好是相反。然而这种东西苏州人似乎很喜好，每家零食店必备，我有时也被家里差出去买，通常是一次五六颗，黑黑的像北京的果脯似的，以黄草纸包成一个三角带回来。橄榄以外至今记得，并且爱吃的是那里的馄饨，这并不是因为要写馄饨才这么说。苏州的馄饨记忆里的仅是两种，曰小馄饨和大馄饨——馆子的黑板上是这么写着的。
初次吃小馄饨以为只是面片汤，每只馄饨的底部纠结在一起，里面却似乎空无一物，直到我看过包馄饨的情形，才肯定确实是有一点馅的。包时通常是面前置一大碗，内盛和好的肉馅，手持窄长的竹片，在碗边刮一下，抹在皮里，将手一攥，动作迅捷无比，眨眼即成。这里还要说一下馄饨皮，是搁多了碱那样的暗黄色，而吃起来也确乎有点碱味。当年由大人领着，偶尔买一碗这小馄饨吃，在见不到任何作料的白汤里，飘着黄色的馄饨，冒着腾腾的热气，滋味却是难以忘怀的好。
大馄饨我只吃过一次，是因为好奇究竟是什么，故而拿了家里的零用钱，独自下馆子去品尝的。大馄饨之所以叫做大馄饨，是馅比小馄饨为多，包法是普通馄饨的包法，不是一攥而已。至于是不是更好吃则记忆模糊，因为就在品尝的时候，不知怎么忽然见到婶婶进来了——也可能是我看花了眼，吓得囫囵吞枣地咽下去，逃之夭夭。
苏州的馄饨留给我的记忆是如此之深，只因当年不明世事。二十几年后再来苏州，虽然没有特别的找寻，但那样的馄饨似是没有了，觉得就是问叔父大馄饨小馄饨的事，他亦会很茫然的吧。这样的况味有点儿像鲁迅《社戏》所云：“但我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我还吃过上海的馄饨，母亲是上海人，但母亲从未包过，去上海走亲戚时，舅舅家里每次都包。包的是以菜馅为主的馄饨，馅很饱满，个头只比饺子略小，饭量不大的话，一碗就差不多吃饱了。上海的馆子里见到有一模一样的，名曰菜肉馄饨，始知非舅舅家所独有，而是上海流行的食物。今见台湾人开的连锁店 “永和大王”有所谓荠菜馄饨者，与上海馄饨类似，想是当年上海籍人传承过去的，但是汤里添加了很多佐料以及蛋皮丝之类，没有清汤那么纯粹好看。
有一种扬州的馄饨，叫 “狮头大馄饨”，我只在北京的一家淮扬小馆中吃过。这间小馆原来设于海淀黄庄的一条斜街上，卖着两样名吃，其一是肴肉，其二即是狮头大馄饨。这狮头大馄饨的叫法颇形象，馄饨漂在汤里是圆形的，肉馅在中间，四周漂着张开的薄皮，像狮子鬃毛一样，至今不知道这种馄饨是怎样包成的。每去海淀办事，我午饭多数是去这小馆子，点一个菜、一碗饭，外加一碗馄饨。等这小馆关了以后，在其他淮扬馆子就没见过这种馄饨了，问服务员竟是不明所以。
北方的馄饨，样式不多，可以一说的是北京本地有名的 “馄饨侯”。从前在王府井东皇城根那条路的东口开着一家店，门上悬着一块黑匾，写着“馄饨侯”三个字。进门右手窗户旁，显眼地支一口大铁锅，大师傅在锅里熬骨头汤，馄饨煮熟以后，即舀这汤浇进去。凡北京人开的小店，大多以卖一种吃食为主，附搭几样别的小菜，桌椅餐具甚不讲究，菜品也不求模样精美。馆子里人声嘈杂，食客皆不能安坐于位，需自助，听到有人大声地喊号，赶紧去找一个铁托盘，是被别人用过而不洗的，用它托着盛在大瓷碗里滚烫的馄饨，踉跄地回来，小馆独有的一景。汤里满是浮油，还漂着煮烂的肉末，配料有虾皮、冬菜、紫菜。汤的滋味通常比较淡，老食客都知道要搁些胡椒粉，然而那东西又在别处的一个铁桶里，往往得再次托着铁盘过去，欲踏踏实实吃碗馄饨，竟成难事。
这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情形。现在的 “馄饨侯”已是连锁店，有时偕朋友逛过琉璃厂之后，顺道去路口的一店。店貌干净宽敞，餐具是日本式的，也不用自我服务，落座后会有耷拉着脸的服务员来招呼。菜品添了不少，点心也有几种，因为好奇点过两款吃食：小笼汤包和黄桥烧饼，这叫一个难吃，完全颠覆了好印象。馄饨也变为有好几种，然而我只点
“鲜肉馄饨”，因为此款馄饨尚存些许老馄饨味道，大概馅的制法还不曾改变吧。用味千拉面那样的碗盛着的馄饨，大铁锅煮的骨头汤是不再可能了，冬菜、紫菜还保留着，虾皮也有，汤不知道是怎么捣鼓出来的，寡淡无味。
有一次与朋友逛鼓楼，听闻孝友胡同里的 “九门小吃”北京馆子很不错，前往一探究竟，馆中俱是食摊，皆为老北京有名吃食。在这里亦有一馄饨摊，招牌写着 “侯家馄饨”，觉着奇怪，便问老板娘，她称侯家祖辈都在北京卖馄饨，“馄饨侯”其实是“拿”走了她家的招牌云云。老板娘所说未必可信，但她家卖的两种馄饨，一是鲜肉的，一是三鲜的，的确是好吃，好吃。
南北馄饨之区别，主要在于汤，南方汤清，北方汤浑。我以为北方的汤无论在里面加多少样的作料，也不如看上去空无一物的南方清汤的鲜美，这是很可怪的事，也许是记忆的偏差吧。馄饨算不上是风雅的美味，大约只是女人和小孩子喜欢的吃食。我婶婶于馄饨颇为讲究，馅要适中，馅多了即不食，而饺子讲究的 “薄皮大馅”于馄饨则不宜。在我看来，馄饨以南方为正宗，饺子以北方为正宗。以前见过江南人吃饺子，还是如同馄饨的吃法，泡在汤水里连汤带水吃，北方绝无这种吃法。二十余年前上海表姐来北京，吃饺子并特地要佐之以大蒜，这虽是正宗的吃法，但她误以为北方人是每饭必食大蒜，因而无论吃什么，总是笑嘻嘻地问： “要不要吃点大蒜呢？”
北京的馄饨，尚有一种值得一说，前面所说，多为街头巷尾小馆子小吃，这一种可是在时尚餐厅里就食。有家“绿茶”餐厅，设于高档商业区，所卖的菜品中西兼备，其中一款馄饨不知道沿袭哪个地方的风味，皮为黄色，很像当年苏州的馄饨，然而皮稍厚，最特别的是皮是脆的，咬下去 “格嗒”一声，很是爽朗。煮熟的面能有如此奇妙感觉，平生仅此一回，或许 “改良馄饨”亦未可知。大概用不了多少年，南北馄钝的差异会慢慢缩小，像世间其他事物的变化一样。旅途中的菜市场
黄开发
前不久，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那个想自杀的朋友，去了一趟菜市场，竟然活过来了”。大意是说，一个在都市里漂泊的男青年常年熬夜，身体欠佳，女友离他而去，于是得了抑郁症，甚至有跳楼的冲动。一次路过菜市场，他进去转了一圈。看到五颜六色、新鲜水嫩的瓜果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颇为感动，于是买回了一条鱼和一些果蔬。当陋室里飘起饭菜香的时候，他感到一股子生机，心情开朗了起来。他从此养成了爱逛菜市场的习惯，那是冷冰冰的大都市里最让他感到温暖的地方。
文章虽然有些标题党的意味，但读后觉得大体合乎情理。张爱玲在 《公寓生活记趣》中写道： “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沾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这也是从菜市场买菜、做饭中感受到生趣的例子，在张爱玲那里，买菜做饭上升为生活艺术的一部分。
朋友圈的文章让我回想起自己在国外旅行时去过的菜市场。之所以提国外的菜市场，是因为我在国内旅行时基本上没有逛过。我是家里的大厨，旅行的时候喜欢逛菜市场。在我的心目中，菜市场的旅游价值是可以与名胜古迹、博物馆相媲美的。汪曾祺 《食道旧寻——〈学人谈吃〉序》云：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此话甚得吾心。不仅如此，菜市场还是地方风情最为浓郁的处所之一。现代社会变动不居，而菜市场的变化则很少。从菜市场，你可以看出当地的地理物产和生活方式，看到人们淳朴自然的表情，感受到异域风情。
我在国外旅行的目的地中，以欧亚两洲的国家居多。欧洲早已进入工业时代，果蔬鱼肉都规规矩矩地码放在超市里。旅欧两年，去过许多国家，我基本上没有见到过传统意义上的菜市场。只有一次，我走进过那不勒斯——好像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鱼市。在一幢楼房的底层，地方不大，卖着鲜鱼，看起来稀松平常，无甚可观。而在亚洲国家，去过不少印象深刻的菜市场。
七月初，我到东京开会。会议结束后开始游览城市，第一站就是位于中央区、具有八十多年历史的筑地市场。这是日本最大的鱼市，众多的吃货视此处为圣地。市场分场内和场外两部分，场内市场是水产中介批发卖场，大厅里台面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盒子，码放着各种各样的鱼类、贝类等。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种、那么大的鱼。潮湿的地面上堆放着塑料泡沫箱，手推车来回穿梭。
相比于场内，场外商品街的气氛要宽松、亲和得多。特别是街道两边一纵一横两条百米长的海鲜店，环境清洁，鱼虾、贝类等摆放整齐。鱼很新鲜，光从那些鱼眼珠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许多赤鯥被腹部朝下地侧放在碎冰块上，身体鲜红，眼珠乌亮，嘴巴微张，好像在集体游泳。除了海鲜，还有许多加工的食品。不少店铺前面卖水产品，里屋加工，玻璃柜里陈放着各种生鱼片和寿司等，看起来新鲜诱人。我不由得咽了几次口水，有点饿的感觉。商店街的一条条小巷曲曲折折，挤满了各种各样的餐厅，卖着寿司、海鲜盖饭、烤鳗鱼、天妇罗、拉面、荞麦面等等。筑地市场被称为东京的厨房，是全城烟火气最盛的所在。
东京的鱼市令人难忘，不过最让我感到亲切、最喜欢的还是东南亚那些摇曳着热带风情的露天市场。
在越南胡志明市唐人街的菜市场，卖杂货或干货的挤在室内，菜摊子直接摆在老街两边的地上，与湄公河三角洲小镇上的菜市场是一样的。菜摊子排成一长溜，红红绿绿，生机勃勃。菜摊子，戴尖顶斗笠或草帽的卖菜人，步行或骑自行车的顾客，老旧的街道„„也许在过去漫长的时光中，这里的菜市场一直就是这样子的吧。
泰国有不少著名的水上市场，别具风情。我到过曼谷西南九十公里外的丹能沙朵水上市场（Damn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我们三人租了一条机动木船，穿行于椰子树和芭蕉夹岸的运河上，每人手中都抱着一个插上吸管的大椰子。岸边有很多售卖旅游纪念品和日用品的商铺，一只只手划的小木船上放着果蔬、鲜花和食品等，船上人与岸上人不时地进行交换。商铺和木船的影子倒映在水波里，水波流光溢彩，好似一幅幅印象派的绘画。只是，这些都是在网上和旅游小册子里见过的，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惊喜。随着机动车的普及，很多水上市场都上岸了。现存的水上市场是因为旅游而存在的，虽然还担负着传统市场的一些功能。
相比较而言，缅甸的菜市场，不论是城市的，还是乡镇的，都带有浓郁的泥土味。去年除夕的前一天，我赶上了仰光华人区广东大街的春节市场。长约七八百米、四条车道的通衢，从傍晚起变身为超级的农贸市场，路上剩下的通道宽仅容车。街道上有花市，有小吃摊，有春节用品摊位，更少不了菜市场。几捆高大、叶子纷披的甘蔗在晚风中飘摆，周围的货摊上堆着、摆着数不清的热带蔬菜和水果。
告别了仰光，我们前往缅甸东部掸邦高原的茵莱湖。早上七点，乘坐一艘机动的长尾船，向东行驶，太阳正从山后升起，给水上收网的渔船勾勒出一幅幅剪影。二十分钟后到南潘（Nampan）的一个五日市场——五天轮到一次的市场。我小时在皖西乡下，知道附近的小集市有逢集、闭集的时候，又有逢单、逢双之分，按照农历的单号或双号来举办集市。南潘的五日市场设在村头的水边，船只从几个不同的方向鱼贯进入一个口袋状的湖湾，密密麻麻地排在岸边，中间留下一条小水道。市场上搭设着一个个长条形的简易大棚，货架或地摊上，有粮食布匹，有日用器具，有果蔬鲜花，有提线木偶和佛教雕像。旅游纪念品的存在表明这里已有游客光顾，然而可能是我们到得早，在现场并没有看到别的游客，旅游对市场的影响很有限。现场人来人往，男人们穿着随意，女人们脸涂香楝粉，穿着筒裙，大都裹着花头巾。从所售物品，到市场参与者的音容笑貌，都简单朴实。我的头脑中闪现出三四十年前故乡集市的情景，心中竟涌出一些乡情。
从南潘的水边市场出来，我们沿着运河，向南航行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另一个湖边的小镇色卡（Samkar）。这个古老的掸族村庄有着许多佛塔废墟，偶尔来访的游客到此止步。我们听说当天色卡有五日市场，于是头顶烈日往南走三四百米，到了村子边的市场。已是中午十二点，蔬菜等鲜货已经收摊。地上一片狼藉，行人走过，尘土轻扬。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白底兰花筒裙的少妇走来，嘴角带着笑意，右手提了一编织袋绿色的蔬菜，左手举着一把带着根须的白菊。她的身后紧跟着一个瘦瘦的小老太太，手托一摞金黄的油饼——好一幅乡土风情画。另一条通道中，一辆牛车硕大的轮子正在滚过凹凸不平的地面，赶车人坐在高高的货物袋上，两条拉车的牛一白一黄，背上各有一个驼峰——这是缅甸的驼峰牛。牛车是我在菜市场中见过的最传统的景象，它仿佛从时间的深处缓缓驶来，又行将消失在时间的深处。
现代社会急剧变化，生活方式不断更新，使人们对那些温暖过自己的心灵、行将消失的东西充满留恋。我想，游客们不远万里，去游逛异国他乡的菜市场，除了感受生之乐趣和异域风情，总有着怀旧心理的驱动吧。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怀乡。传统的菜市场是农耕文明时代的生活意象，现在的成年人大都会葆有几分对它的亲切、温暖的记忆。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城市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中，疏远了和土地的关系，不免产生漂泊感，而且是很容易产生病态的。菜市场提示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扎根于其中的土地，要从那些新鲜的蔬菜瓜果中感受土膏露气，从粗茶淡饭中领悟生活之道。
2018年 7月 24日 香港最后的古朴渔村
黄芷渊
斜阳落下地平线，黑夜却姗姗来迟。我和朋友坐在大澳公众码头边，看着黄昏倾尽最后的余晖。渔船自彼方缓缓归来，在棚屋边泊岸。小艇在摇曳，狗儿在觅食。两个老伯伯在岸边挥竿钓鱼，旁边放了个养沙虾的水桶。一个小孩好奇探头，刚要伸手去摸，被老伯阻止了。我突发奇想：不知道这两个伯伯认识多久了。他俩是兄弟？邻居？年轻时经历了什么？一直生活在大澳么？我看着他们专心致志的背影，想上前搭讪，却又不忍打扰。城里的风是浑浊的，大澳的风是纯粹的。远处飘来的虾干咸鱼味是那么的熟悉，那是这里独有的味道。
我们沿着里巷往水上棚屋区走，走过手挽手情蜜绵绵的情侣。自行车在我们身旁穿梭，风掠过。自行车是这里主要的交通工具。过去大澳人以打渔为生，边上的盐田遗址据说可上溯至石器时代。作为香港曾经的最大渔村和渔盐业重地，大澳世代以来都是渔民及家人的聚居地。在那个以帆船捕鱼的年代，小船只有数尺宽、二十尺长，那是一家十口的居所和工作间。后来大澳渔民搭建水上棚屋安置老人和小孩，他们在潮汐涨退的海床上聚居。棚头是渔民作息地，有木梯通向水面，可以下到河涌取水、洗衣服，棚尾用来晒咸鱼海带，与渔村陆地相连。每一间棚屋都由许多深入水中的木桩支撑，木柱插在水中，上面铺一层木板，然后按照棚子的搭建方式搭建而成。就这样，在这都市一隅的世外桃源，有着香港仅存已具二百多年历史的水上棚屋。现在大澳居民约有二千多人，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海湾水道是天然的避风港。由于位处珠江入海口的大澳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前一直是驻军乡镇。当地村民说，大澳渔业最鼎盛的时期，捕鱼的大尾艇一度多达三百艘。
渔村被三条通海的涌分为两地。两边的棚屋区由桥连接在一起，形成纵横交错的水上人家。水道和棚屋凑成独有的水乡情怀，既糅合殖民地的色彩，又保留了香港开埠初期传统渔村的风貌。炊烟袅袅处，小桥流水人家，很多游客都难以想象，在繁华的香港背后，还存在这么一个古朴的地方，演绎着这个城市时光倒流的往事。
入夜后的大澳，人迹更少了。海水拍打着岸石，腥咸的气息扑面而至。咸鱼铺前有一些木屋，远处有零星灯光，即将开通的港珠澳大桥依稀可见。突然“喵”地一声，脚下一只小花猫伸了个懒腰，往我腿上蹭了一下，摇摇尾巴窜到草丛里去。连接草丛另一端的，是一大片红树林。
红树林是大澳的另一道风景。以前大澳不仅渔业发达，还是官盐的重要产地。后来制盐业逐渐衰败，大片盐田成为红树林的生长地，今天的大澳拥有香港九成红树林品种，很多人都是慕红树林之名而来。
我们循着海浪声走上其中一座红色大桥，沿途晾晒着一排鱼干。站在桥中央，两边的棚屋沿河铺开，直到消失在视野尽头。这个视角的大澳渔村就像一个舞台剧舞台。我站在观众席，观看着台上的一幕幕风景。左边的棚屋里有个老奶奶在看电视，一边手执扇子驱暑，一边轻抚着腿上的小狗；一墙之隔，几个年轻人正在看球；右边的铁皮屋里，有一对夫妇在玩扑克牌；隔壁那家有四位太太忙着打麻将„„
一个村民见我们站在桥上久久不愿离去，前来与我们聊天。他姓何，是第三代大澳人，爷爷辈就在大澳生活。他说小时候大澳没有桥，河两岸的居民到对岸都要涉水，涨潮的时候要付费过渡。村民在两边岸上绑上一条麻绳，用人力把舢舨拉动，再把船上的人载着来往两边，交通十分不便。后来村民自发集资，凭藉建造棚屋的建筑学问自己设计造出了一条吊桥。大桥建好只用了一个月，除了方便大家来往两岸，还能抵受台风暴雨冲击，至今一直保存完好。
渔村里另一座蓝色钢制吊桥，叫作横水桥。大澳岛与大屿山被一条涌分开，当年这里是一个渡口，叫作横水渡。桥的下方就是过去的老渡口，现在成为游客观光船的小码头。而除了两座大桥，两岸棚屋的连接就是依靠许许多多的小木板桥，走过这些木板过道，成为当地居民每天的必经之路。
偶遇的何先生把我们带到他的棚屋参观。棚屋的前段是客厅，后段则是卧室。何先生说，现在的棚屋都安装了电视和空调，生活更便利了，但过去很多习俗传统仍然不变。
客厅的中间摆放着一个龙舟头。何先生说，每年农历端午节，大澳居民都会举办龙舟游河涌和龙舟比赛，沿岸棚屋居民还会朝神像焚香祈求平安。这个传统仪式在2011年已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半露天的客厅里，一位中年女士正与一位老伯伯聊天，女士拿着两只刚烤好的鸡翅，一只递给伯伯，一只刚要往嘴里塞，看到我们立马站了起来。
“这是我在桥上认识的几个新朋友。这位是我的老父亲„„”何先生一边向他俩介绍我们，一边和我们讲棚屋的故事。女士把我们领到河边的木凳边，向我递上鸡翅，让我们加入他们的家庭聚会。
我依偎着河边的棚屋栏杆，听着黑夜里的河水潺潺而流。“大澳的人情味很重，我们街坊邻里的关系都非常好。水退了，我们就会下去抓鱼抓虾，抓完上岸就能烤了吃。”彼岸传来一阵笑声，我们不约而同望向对岸的棚屋，屋里的男士和我们挥挥手，何先生隔岸和他们寒暄了几句。
不远处的桥上有两辆自行车驶过，灯光很暗，看不清楚他们的脸。桥底下的几间棚屋客厅已改为茶座对外开放。白天游客走累了，可以到那儿坐坐，吃一碗豆腐花，喝一杯紫贝天葵。
详聊后得知，何先生一辈壮年早已迁离大澳生活，渔村平日只有老人留守。尽管他们周末都会挑一担肉食蔬菜啤酒回去，和亲友围炉举杯相聚，但在大澳渔村，老人独居已经成为常态。何先生说，随着渔业和盐业逐渐衰落，村里年轻一代纷纷外迁，难得见到的鲜活面孔，大多是匆匆的过客。
虽然旅游业发展为大澳带来新朝气，很多人都称大澳为 “香港威尼斯”，但这里其实并没有威尼斯那样奢华。白天时，世界各国的游客纷至沓来，入夜后公共汽车停驶，渡轮停航，繁华褪去，居民就逐渐睡去。棚屋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
我看着彼岸棚屋里的老人，忽然想起城里的人儿。老人惦念的人此刻或许还在加班，深夜拖着疲惫的躯体归家，朝朝暮暮朝朝。眼前的大澳是香港的另一番景象。天水相接，有那么一刻，有种看山非山，看水非水的浑然。岁月是大澳的名字，守望是它的永恒主题。那是一份牵挂，更是一种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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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政协报 |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2018年09月08日08:28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从蔡伦造纸到洛阳纸贵，直到纸的西传到活字印刷术流向西方，最终变为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工业造纸和图书印刷衔接起来，成为世界普及知识唯一媒介。将知识从教会和教堂传播到普通大众，由此引来文艺复兴，由此引来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是图书这个人类默默无声的朋友巨大贡献。即便今天，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一切似乎可以网上解决。但是，图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依然无可撼动。
又一个新的学年开始了，莘莘学子正在快乐地迈进校门，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但是，有一幕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网上传来两组画面：一组是城市孩子，在高高的教学楼上，将课本撕得粉碎，抛向楼下，那纷纷扬扬的书的碎片，似乎带着这些学生们的一种宣泄、一种释放、一种快乐，撒向世界。另一组是边远藏区孩子，他们充满敬意地将金黄色的哈达献给母校———他们规规矩矩地将一条条代表藏民族最高贵礼仪的金黄色哈达挂在学校门口，然后跪地向母校磕头，以示他们的感恩之情，场面让人无不动容。这时候，无论是城市孩子还是藏区孩子，只是完成了本届高考，每一个人仅仅是靠估分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真正的高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高考招生分数线也还没有出来，更不要说被哪所大学录取。还不是该真正高兴的时候，而是处在一种宣泄阶段。
从蔡伦造纸到洛阳纸贵，直到纸的西传到活字印刷术流向西方，最终变为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工业造纸和图书印刷衔接起来，成为世界普及知识唯一媒介。将知识从教会和教堂传播到普通大众，由此引来文艺复兴，由此引来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是图书这个人类默默无声的朋友巨大贡献。即便今天，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一切似乎可以网上解决。但是，图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依然无可撼动。那么，这些依靠图书的乳汁养育起来的学子，为什么对作为自己的知识之源、文化生命之根的图书如此不恭？我看到那些雪片似地纷纷扬扬抛向教学楼下的图书碎片，心情十分沉重。我听得到那些纸的碎片所发出的历史的沉吟，一种疼痛感弥漫在天际。百事孝为先、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的学子对于十年寒窗所赋予知识的课本，就是这样报答？令人匪夷所思。
对于这样的社会行为，作为学校的态度如何呢？显然是默许默认。默许默认应届考生这样一种非理性行为。那么，学校的传统道德教育又体现在哪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可不能矢志以空，要体现在每一个人包括应届考生的日常行为中。学校更不应该变成某一瞬间的集体发泄场。这是校方的责任，也是立法的盲区。
对于这样一个瞬间爆发的心理发泄浪潮，家长的态度又如何呢？显然是共振共鸣。家长们会觉得终于可以和孩子同松一口气了。撕就撕吧，抛就抛吧，反正那课本的钱自己是付过的，已经是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处置。从幼儿园的学前教育起，他们就坚信一条：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他们陪着孩子寒来暑往孜孜以求，苦读到今，该掏的掏了，该付出的也付出了，所期盼的孩子的人生分水岭将从这一天开始。孩子撕一撕书，抛一抛纸片，未尝不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在心中正在筹划如何实施早已计划好的陪同孩子旅游散心。
面对这样一种状态，社会的态度几乎是欣赏的。否则新闻媒体不会作为花边新闻予以堪布。每年一度的高考，在牵动亿万家庭最敏感的神经，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关注焦点。撕书抛纸片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看待，没有人往更深处去想，更无法度约束。
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种贡献。当然也有“范进中举”式悲喜剧发生。但是，历史上闻所未闻那些考生在科考以后撕了书卷抛洒纸片的。即便范进也只是口中念着“中了，中了”而奔跑，亦未撕书发泄或取乐。今年有一位51岁的考生，已经参加21次高考。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撕碎了所有的课本。我以为他不会，他是以一种冷静的理性追求来参考的，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所以他对书和知识是充满敬意的，不会以撕书取乐。对这样执着的人，应当充满敬意。
还有因几届高考落榜而患抑郁症、临高考前从自家7层阳台一跃而下的悲情考生。轻生不是对待生命的正确态度。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身体发肤，父母授之，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显然，爱护生命，是孝道首要内涵（当然，为国捐躯，壮烈牺牲，忠孝不能两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不能为一点小事就寻死觅活。要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考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做一名普通劳动者，为社会做出各自的贡献。过去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现在，恐怕已有三万六千行，三十六万行，行行照样出状元。每一个行业都是社会所需，足以容纳每一位劳动者以保持各自的尊严去为社会服务。
高考制度是应该改革，但是如何改革，如何更符合科学和人性化的社会诉求，这是一个命题。现在已经纷纷退休成为中国老年大军主干的77、78届高考生，一辈子感谢邓小平恢复高考，让他们改变了各自的命运。这也是4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现在，生命的年轮已让这一切都变得模糊。记得在一次政协会上，一位时任领导就曾感慨：我也知道高考制度的弊端，但是，比起那些形形色色的特权批条，或许高考成绩来得更公平些。这也是五味杂陈的一种客观现实。
那么，高考便是我们应该遵循的社会公平的唯一道德底线么？显然不完全是。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今天需要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丰富内涵，共同传承。这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愿新的学年带来新的收获。
（作者系著名作家，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读什么书，成什么人
——送给新学期的孩子和老师们（之一）分享到：
来源：人民政协报 | 赵丽宏
2018年09月08日08:27
赵丽宏
赵丽宏
有一句西方的谚语说，读什么书成什么人。你对书的选择，就是对人生的选择，就是对未来的选择。我觉得这话讲得很有道理。一个孩子小时候要不要让他爱读书？一定要爱读书。但读什么书，也许比你读书更重要。
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贪婪的想法，要把天下好看的书都读一遍。那时候不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野心，但因为这个野心，我不断地找书、拼命地读，姐姐为我借来的书，我每一本都读完了。古人说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我不是每一本书都读得懂的，有些书对我来说是有点艰涩的，但是只要里面有一点点好看的，我就会读下去。可以说每一本书都落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件东西只要你一旦拥有永远就属于你，不会被别人夺走，就是你读过的好书。你读过这本书感动了，这本书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跟你的生命、血液融合在一起，永远不会离开你，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从你的生命中夺走——这种感觉就像被枪打中了一下，在我身上留下一个口子，流血，痛，最后结成一个疤。以后只要看到这个疤，就想起当时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不会消失的。
我觉得阅读，从小就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读到一篇好的文章或者书，你记住它，记住作者的名字，这是谁写的？他为什么写得好？然后你再去找找这个作家其他的书。我回忆少年时代的阅读，很多作家就是这样认识的。也许就是课文里的一篇文章，或者别的地方读到的一本书。外国作家名字很长，俄罗斯作家名字有三节，名字、父名、姓，有时还有教名，加起来最长的有20多个字，根本记不住。但如果这个作家的文章我喜欢了，我就会用心记住他的名字，然后找他其他的书。
大概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借到一本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的一本散文诗集《飞鸟集》。我小时候读书有一个习惯，不做阅读笔记，我觉得太浪费时间。因为一做笔记，读书就变得很慢，抄写文字的时间比我阅读的时间多得多，这样我的阅读就变得不流畅。但是《飞鸟集》真是让我惊艳，我把这本书整个抄了一遍。书里的文字带着神秘感，也不是非常花哨，但是含着哲理，蕴含着很深的感情，它对大自然的描绘让你觉得很奇妙。我现在还记得里面的很多文字。
“在黄昏的微光里，有那清晨的鸟儿来到了我沉默的鸟巢里。” “水里的鱼儿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
“杯子里的水亮晶晶，大海里的水黑沉沉，小道理可以用文字说明，大道理只有沉默。”
这样的文字对一个四五年级的小孩来说有点深，但是非常神秘，很吸引我。我把《飞鸟集》抄了一遍，记住了泰戈尔的名字。上中学的时候，我读了大量的泰戈尔的书。就是因为一部《飞鸟集》，我认识了泰戈尔。
我对一个作家的认识不是听别人介绍的。别人介绍的也许很重要。那些有水平的、真正负责任的学者，他们的介绍是可信的。但是我觉得更真实的是自己的感觉。如果你阅读到一定程度，你对文字是有感觉的，对书是有评判能力的，那么你读到一本好书，一定会记住这个作家。
进中学以后我自己没有零花钱。说出来有一些孩子可能不相信，我住在市中心，就在外滩附近，学校在莘庄。我从市中心到我读书的莘庄中学要坐三回车。我记得是19路电车，4分钱；再换15路电车，1毛钱，坐到徐家汇；再花2毛5分钱，从徐家汇坐车到莘庄。一共要花3毛9分钱。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把车钱省下来，拿去买书。第一次从学校走回家，我用了3个小时。一路走回来，很远，但是省下了3毛9分钱。这是非常好的记忆。这样一个星期可以有7毛8分钱，一个月下来就有几块钱，我就可以到书店里买我喜欢的书。
我也喜欢集邮，专门收集跟我读过的书有关、跟文学有关的邮票。像雨果、托尔斯泰、高尔基，我是读了他们的书，后来收藏了印有他们头像的邮票。但是有些作家我是通过邮票认识的。有一次我花5分钱买到两张非常古老的邮票，图案一样的，颜色不一样，一张蓝的，一张深红色的，画面上是一个作家的头像，背后有一个小小的舞台，上面有人在演戏，我不认识的文字。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邮票上印的是谁。后来认识了一个翻译家老先生，他告诉我这是西班牙文，上面印的是莫里哀。于是我就找到了莫里哀的书，看了很多他写的剧本。一般人恐怕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凡是跟我兴趣有关的，都会跟阅读联系在一起。
我喜欢的每一个作家，我都跟他们有很深的交往，因为我走进他们的作品，也可以说我走进了他们的灵魂。我的经验本身也许对孩子们没有用，但是有一点肯定是有用的：读书的时候，你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者，也应该是一个思想者。为什么这个作家的书你会喜欢读？为什么读他的书会觉得悲伤？为什么会打动你？你如果真的被打动，记住他的名字再去找他别的书。只有这样，我觉得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阅读者、读书人。
（作者系著名作家，第七、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杭州的虚与实 分享到：
来源：人民政协报 | 黄咏梅
2018年09月08日08:30
黄咏梅
关于杭州，已经被历代太多文人留下了文字的赞美，作为一名居住在杭州的异乡人，如果摈弃这些文字的影响来体会杭州，几乎不可能。比如西湖，就连小学生也会念那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比如灵隐寺，游客也会脱口而出——灵隐前，天竺后，两涧春淙一灵鹫。不知水从何处来，跳波赴壑如奔雷„„倘若把杭州与传统的审美表达割裂，当今人们也会信手拈来一些著名的人和事与杭州相连，比如G20峰会，比如阿里巴巴马云„„这么看来，似乎过去是虚境，当下是务实，然而，我认为杭州是最懂得虚实相生的，在虚实之间拓出了一大片供人填补，供人施展的天地。
我从广州迁居杭州，已经整整六年，这期间，总是会遇到人问：“杭州好还是广州好？”事实上这问题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对于我而言，在杭州是生活在一幅国画里，广州则是生活在一部电影里。电影里好热闹，声与影、光与电，故事的跌宕起伏宛如广州城高高低低的密集楼房；国画里好安静，纸与墨，线与型，点滴泼墨宛如散落在杭州城这里那里的美丽景致。
记得第一次来杭州，坐民航大巴，终点站是武林门。同行者告诉我，武林门是杭州的市中心，老底子杭州人过去都集中住在这一块，是富庶繁华之地。一脚踏下车，一眼望向天，觉得天空在视线里竟然如此完整，并没被高楼大厦切割掉哪一角。摩天大楼这个词，在很多城市是现代化的标配，就像比赛一样，68、88、101、118层„„楼层最高的争相成为城市的地标，象征着现代人侵略天空的野心。在杭州很少能看到这种拨地而起的侵略，如同小桥流水、小庭小院、小猫小狗、伺花弄草的平易的杭州人。给天空留白，这大概就是杭州城市建设者的一种野心，确切的说是一种心思。
这种心思随处可见。名满天下的西湖应该是杭州最大的留白了。隔三差五，我就会起意到西湖去逛逛，每次去，我不会选择驱车前往，喜欢徒步到达。曙光路、宝俶路、环城西路、庆春路„„随意选择穿越一条马路，在熙攘的人流里朝前走，走到尽头，豁然见湖。我享受这样走到西湖的过程，这过程让我异于一位观光客——随便走着走着走到了西湖，对西湖的自豪感中暗含了一种虚荣，一种自己附加上去的归属权。对我而言，西湖的迷人之处，不是它的水光潋滟还是浓妆淡抹，也不是它的历史文化底蕴，更不是湖中塔湖畔山，而是它在城市中余留出来的一片自然空阔。几分钟之前，人还身处闹市，几分钟之后，人就可以面朝一片广阔的水域。据官方数据显示，西湖水域有6.5五平方公里，穿过10多米的城市马路，瞬间就能站到平阔的西湖边。这种体会常常让我有一种恍惚，置身空间的空，往往会带来时间的静止，站在一棵梧桐树或者柳树下，坐在湖边一张长椅上，我往往怔忡、走神甚至呆滞。心里什么也没有，也可能什么都有，不是风月，也不是诗意，说是放空也不为过的。我想，大概为什么杭州人不太愿意到外地寻求事业发展，正因为走几步路就能放空，这种身边易得的空境，能让他们在日常满满的繁冗中获得一些收放的能力和耐心。
杭州处处有留白。大至穿城绕行的古运河，小至某个城区的河道，细水狭长、风定波平、花树环绕。杭州有大大小小3223条河道，每一条河道都可以当成一种风景来欣赏。或者，某个小弄堂里，逼仄狭长，但也不妨碍居民在墙角剜出一方小园地，几簇矮小的三色堇，绽放一张张猴子般笑脸，路人看一眼，再匆忙赶路也不忘会心一笑；等红灯的十字路口，最常见的就是一处处规则不一的小绿地，一看就是因地制宜而划出来的，种的是单瓣波斯菊，再怒放也不会如高峰期人流般挤挤挨挨；街角的某座五层小公寓旧楼，土黄的外墙上，毫不犹豫地画上几只大鸟，有一只振翅欲飞，就像是随时要从这城市里起飞了„„即使在密密匝匝的公交站牌上，也能感受到留白的心思。
记得有一次，我从灵隐寺出来，一路走走停停，找了一个公交车站等车，抬头一看站名，四个字——立马回头。以为看到了某个警示牌。再仔细看，才敢肯定这个站的确就叫立马回头站。因为是傍晚，又不是休息日，车站只有我一个人，无人可问津。趁公交车还没到的时候，便仔细地研究起公交车路线牌。三天竺、云栖竹径、梵村花苑、感应桥、宋城、古荡、留下„„一路读下去，在脑子里难以呈现每一个地名的具体面貌，似乎每一个名字都像通往一个虚无之地，云里雾里。一个城市的公交车，无异交通指南，明白、具体是它的主旨。我们常见的多是某某医院站、某某大道东、某某路口之类的，类似立马回头这样一个具有禅意的站名，让我有些惘然。这到底是一辆开往现实的班车吗？那一次，因为这个站名，我在这个站牌下胡思乱想一番，以至于公交车到了也没想起要上车。望着绝尘而去的车屁股，我一点也没有往日错过公交车那样的懊恼，只是平静地想：没关系，还有下一班车。
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传说乾隆皇帝游杭州头一回经过普福岭，对这条山路的破败表示很不满，于是，地方官便立即派老百姓整修山路，等到乾隆再次经过普福岭，果然对新整修的山路大为赞赏，立马驻足欣赏一番。老百姓就将这条山路称之为立马回头。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站名并不是沿袭下来的，而是近年才由石莲亭更改为立马回头站的。在日益讲求实效、实际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由实改虚的举措也可以算是一种“逆行”了，“逆行”总是能让人看到与众不同的风景，得到与众不同的收获。
都说杭州人善于精打细算，他们从空间里抠出绿地，从实用中抠出无用，从满中抠出空，从实中抠出虚，而对于抠出来的那些部分，他们往往视为重要的财富。
（作者系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作协浙江文学院副院长，著名作家；其作品《父亲的后视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想起母亲就想哭 分享到：
来源：文艺报 | 韩石山
2018年09月10日07:24
我小时候，不怎么看得起我的母亲。她的漂亮，当年没有察觉；她的贤惠，更没有体会。只觉得她太糊涂，甚至可以说是愚蠢。再就是，嘴太笨。不说跟外人说话了，就是跟我说话，也像是理短似的，嗫嗫嚅嚅，没个痛快的时候。晚年她得了失语症，我一面心疼，一面又想，若她像我这样伶牙俐齿，虚说白道，什么病都可以得，也不会得这么个病。
我家有些特殊，父亲在外省工作，每年只有短短的十几天假期，平日，家里是祖父祖母当家。母亲15岁嫁到我家，直到祖父母过世，一直是个小媳妇。祖父也有工作，在镇上的百货公司，家里实际当家的是祖母。祖母是继室，只比她大10岁，很严厉，说一不二，偶尔也会问我想吃什么，就让做顿什么，从来不会问她。她呢，只有做饭的份儿。这也是让我看不起的一个原因。
上小学时，学校要个什么费用，多是跟祖父要，有时祖父不在家，也会跟母亲要。记得有次要买什么，三毛钱吧，我说五毛。母亲一面掏钱一面问：够吗？那一刻，一面后悔没有多说些，一面又暗暗埋怨母亲太糊涂，这么个小把戏也识不破。后来多次都是这样，不问别的，只说：够吗？
大学毕业，迷上写作，有次在老家，要写篇散文，想写些小时候的事。便问母亲，当年我那样骗她，她就没一点感觉吗？我希望她说，她是感觉到了的，只是太爱我这个儿子，也就不点破。不料母亲瞪着那双美丽而略显痴愣的大眼，反问我：你那么小，就骗你妈吗?！弄得我一点情绪也没有，文章，只好不写了。
上了中学离开家，每年只有假期才会回去。假期满了，临走的时候，不管给带什么好吃食，叮嘱的话只有一句：学好，甭惹事！晋南话，“甭惹事”读音如“baorasi”,听起来要多土有多土。这个时候，我常是脖子一拧，一脸地不屑。心想，“听党的话，报效祖国”，这样的话你不会说，“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这样的话也不会说吗？
直到我经历种种磨难，一事无成而身心疲惫，有时间回味自己大半生得失的时候，才悟出母亲那“学好，甭惹事”的教诲，是多么的简要，多么的贤明。“学好”等于指明了一条开阔而自律的前行之路，“甭惹事”等于避开了任何意外的伤害，平安地成长。前有引导，后有护佑，怎么能成不了一个好人，成就一番事业呢？淳朴而真挚的情感，是与神明相通的。可惜我只记住了前面两个字，而忽略了后面三个字，就是前面两个字，也只理解为学习好，落得蹭蹬大半生而无所作为。
六十大几，母亲失语，每年我都要回去看望。她已说不成完整的话，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词。一见面，冲我笑笑，眼里就溢出了泪水，然后呜呜地叫着，低头往我怀里撞。这个时候，我也忍不住流下泪来。撞上几下，抬起头，仰起脸，瞪着那双依然美丽却更显痴愣的大眼，撇撇嘴角，突兀地就是一句：好！明明该是一句问话，说出来却是感叹，只有我能听出，这是她那句贤明的教诲的缩略，说全了该是：你学好了吗，惹事了吗？这时我只有重重地说：妈，好着哩！她明白了我的意思，点点头。扶她在沙发上坐下，此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听我和父亲谈话。隔上一会儿，她指指厨房，示意父亲，该给我做饭了。
想想自己这一生，妻子儿女都没什么对不起的地方，最最对不起的，该是我那贤明而略显糊涂的母亲。
如今我也老了，一想起母亲就想哭。建德山水人 分享到：
来源：文艺报 | 赵荔红
2018年09月10日07:28
里叶荷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伤如之何？
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初秋早上，新安江静寂，细小波纹，无声聚合、扩张、消散。江畔馒头峰，凝固江水中，与墨绿倒影合，偌大一个绿葫芦卧浮。暑热未消，秋蝉嘶哑。我们一行十数人，去看里叶荷花。那荷田起伏，荷叶亭亭，红荷白荷，绵延竟至十里。
万花都落了，惟独这荷，乘着黑夜无人，悄然绽放。我今早遇到，最是缘分。只她终要败去，我也终不可与她相伴。既如此，又何必遇见？但我站在荷前，凝神屏息，将那红瓣看成透明，就惊讶，何以佛之转世、重生，都从莲花座来，小哪吒剔肉还骨，将莲花为容，莲叶作裳，莲藕为胳膊为腿脚，才算新生。那样一个小小莲子，就孕育整个新世界，生命流转，又恰恰从淤泥中来。
8月原是悲伤之月。酷热汹涌，也如泪水，来势凶猛，不可预期。
一年辰光，盛极而衰，便在8月。最热烈的阳光，最长的白昼，最将生命力气耗尽了还在叫唤的蝉，叶片最熟绿的柳树，最深沉的墨绿江面，盛开如花朵的姑娘裙子，最甜最黑的葡萄，葡萄样的醉人深吻，最缠绵无法醒转的梦。最繁忙的蚂蚁们、蜜蜂们、水手们、水里的鱼儿们。最红最醉的荷花们。又恰巧最有机缘遇见这些个荷花的我、我们。
我也不必担心蝉在深秋的嘶哑，也不必怜惜紫薇花才刚在枝头眨眼就落在水潭散碎的点点，自也不必去想冬日枯荷的雨声怎样。我只想着这8月荷花，总会是一年年新生，一年年红到透明。
从胥溪至富春江
八点半后出发前去梅城。大巴停在乾潭镇，转乘景区巴士，沿山道向下游行。新安江流经建德市区，乾潭镇一带是其支流，名胥溪，梅城之后注入富春江。夏末秋初，轻车飞驰，右边是山体，左边是青碧水流，风呼呼凉意生，又且友朋在侧，一路喧笑闲谈，连日来的闷热、烦躁一扫而光。浙西建德桐庐富阳一带，不独山水明秀，人文遗迹亦丰厚，一路行来，风景处处——
乾潭镇原名胥村，有胥溪流经，胥溪源头在胥岭，出口名为胥口，在如今的七里泷。这些地名，都与伍子胥相关。相传伍子胥自楚奔吴，为逃楚王追杀，在建德桐庐交界处隐居躬耕，三年后方离去。伍子胥带兵攻打父母之邦，几乎灭了楚国。若从现代国家角度可谓叛徒，但民间纪念他，无外乎是两样：一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二是对吴王的忠义，伍子胥是被奸佞所害，一腔怨气无法申诉。民间赋予伍子胥孝忠双全的意义，这是楚、吴、越地民间纪念他的缘故。伍子胥死后被封为钱塘江潮神，端午节吃粽子习俗，原也与他相关。
入梅城（严州府）不多远，有一青柯书院，内有青柯亭一座，亭边有两棵800多年桂树，银桂枝叶繁茂，金桂只剩枯杆在。此处著名，是因《聊斋志异》首刻本完成于青柯亭，即青柯亭本，或曰青本。此后刻本的流行大大传播了《聊斋》，但后来版本皆以青本为祖本。
小说演义中，以严州为背景的也有许多。诸如：《水浒传》116、117、118三回，写宋江征讨方腊，在七里泷、乌龙岭一带与方腊交战。乌龙岭应该在七里泷上游的乌石滩。方腊是新安江上游淳安县人，败退后退守睦州一带，史书中只隐约提及宋江参与平方腊事，但《水浒传》将之渲染，在这场战役中，阵亡将佐59人，三阮只剩下阮小七，宋江驻扎水军之地，就在乌石滩。《金瓶梅》写到严州，是西门庆被杀后，女婿陈敬济投奔严州府，差点被孟玉楼夫妻所害之事。《官场现形记》描写了严州官府的黑暗腐败，土匪作乱，省城官兵为邀功，胡乱将平民百姓做土匪盗贼杀了上缴之事。
这一带，文人骚客多有往来，比如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年轻时与刘秀抵足而眠，刘秀称帝，他却归隐，李白赞其“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李白顺流而下到建德时，留诗：“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杜牧44岁时任睦州（即严州）刺史三年，《睦州四韵》云：“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范仲淹，被贬为睦州知州，虽仅半年，但他修学校，办书院，建严子陵祠，写有《严先生祠堂记》，在此地留下许多优秀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