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论文刘显松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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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姓名:刘显松 学号:1363089500
1【中文摘要】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党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新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①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历史新时期的开端,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与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与邓小平所起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推动和指导,这次会议就不可能具有伟大转折的意义,这次伟大的转折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顺利实现。②
一、否定“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人们还无法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中走出来,没有根本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仍然错误地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如果继续坚持错误的“两个凡是”,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将无法进行。邓小平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大胆地提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说过‘凡事’”。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1975年以后的头一篇著作,就是1977年5月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篇谈话和他恢复职务前后的多次谈话和讲话,反复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个重要思想,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不能搞“句句是真理”,不能搞“两个凡是”。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深刻地论述了毛泽东历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支持了当时受压制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些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好了直接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④ 邓小平在恢复工作后,分管了受破坏最严重的科学教育工作,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拨乱反正。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推动思想的解放,使“左”的思想束缚逐渐被打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克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所以,不论什么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对与不对,都要在时间中加以检验。对领袖人物的话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像毛泽东那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用大量事实说明,不破除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就不能纠正“左”的错误。⑤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注意,不是实事求是。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推动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停滞甚至倒退的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工作。对“两个凡是”的否定,需要超常的智慧和非凡的胆略。为纠正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路线,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奠定了基础。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
二、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
全会讨论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坏的情况,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⑥
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党内许多错误决策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且难以纠正,就是因为个人专断发展起来,民主集中制收到严重破坏。由于权利过分集中在个别人手里,多数人没有决定权,许多重要决策,没有经过大家讨论通过,而是由少数领导说了算,难免出现片面或偏差。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民主集中制的进程也是处在徘徊中前进的状态。
权利过分集中,民主就无从谈起。权利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利又往往集中于几个
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排版、挂帅。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因此成了个人领导。因为权利的过分集中,导致了很多错误的决策。“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邓小平说,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深化了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从外延上厘清了民主集中制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从利益关系角度揭示了民主集中制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从内涵上较全面地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将作为根本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具体化、机制化。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为:从理论上划清人民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有助于坚定人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念,在实践中为处理民主与专制、必要的集中与无政府主义这两对矛盾提供了正确路径,有利于避免极端民主化和个人专制两种错误倾向。
三、历史新时期的开端
我们党和国家历史新时期,为什么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而不是以别的历史事件比如说以粉碎“四人帮”为开端呢?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含义的。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是很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有了这个,就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但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能够把握这个契机,“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但是,十一大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是以坚持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因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历史要求于我们党的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辟新局面的转折。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才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在徘徊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⑧
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知道思想,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党的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思想路线;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具有稳定和连续性。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我党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以这次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
四、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袋中央领导集体。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复出。正是这次复出,使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的经历坎坷,曾“三起三落”。1933年2月,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党内“左倾”领导人斗争、撤职、下放,是为邓小平生平“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同年6月,被临时党中央上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是为“第一起”。
1948年,任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等指挥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又名徐蚌会战)和渡江战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开始后,失去一切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二起”。197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职务,保留党籍,是为邓小平之“第三落”。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三起”。
五、做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誉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任务,拉开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序幕,全面改革的进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势不可挡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西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犹如滚滚春雷,波澜壮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开端。之后,我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先后创立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30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以高超的领导智慧和胆略,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把握,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形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改革开放成为最鲜明的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使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参考文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宫力:《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郭德宏:《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9页。龚育之:《重读邓小平》,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22013.htm?fromId=20084。
⑦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168页。
⑧ 龚育之:《中国改革的理论之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