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名士的兴衰_901023_正始名士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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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名士的兴衰

王晓毅

一、从“浮华交会”到“正始名士”

正始名士的形成时间早于冠在他们头上的年号。早在魏明帝太和时期，一些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的高级官僚贵族子弟云集于京师洛阳，他们聚众交游、品评人物、探讨宇宙人生的哲理，一时风靡了上层青年思想界。“收名朝廷，京都翕然。”1引起了传统势力和皇权的慌恐不安，老官僚司徒董昭上书朝廷，要求应予取缔，理由是这些浮华少年的人物品题和非法串联，左右了舆论导向，严重干扰了政府的选官工作。“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

2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属于严重的“毁教乱治，败俗伤化”行为。因此要像当年曹操杀魏讽、曹丕斩黄伟一样，予以严厉制裁。

魏明帝对董昭的建议迅速作出反应。他下诏要求严办“浮华”案。经有司查实，聚众清议的朝廷青年官员中，存在一个名为“四聪”、“八达”“三豫”的十五人团体。

是时, 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 之徒共相题 表，以玄等四人为四聪，诞辈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此，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 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3

这15个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夏侯玄、诸葛诞、邓飏、刘熙、孙密、卫烈、李胜外，通过《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得知，还有何晏、丁谧和毕轨。这些人物，除“三豫”刘熙、孙密、卫烈在史籍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外，剩下的，都是早期玄学的先驱，正始名士的骨干分子。其中最重要的领袖人物无疑是何晏和夏侯玄，简介他们此时的处境，可以窥见“浮华”交游分子的政治文化背景：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祖父是与袁绍谋诛宦官的汉未大将军何进。父亲何咸早亡，母亲尹氏于建安十二年，4 带着不满周岁的何晏，嫁给了此时名义上 1234 《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

《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三国志·魏书· 诸葛诞传》注引《世语》

关于何晏随母入宫时间考证，详见拙作《王弼 评传·附何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6页。为汉朝司空而实际上是北方皇帝的曹操，深受宠爱，被封为“夫人”，在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当时，曹操的养子不止何晏一个，还有随杜夫人入宫的秦宜禄、曹邵的遗孤曹真等。曹操待诸养子与亲子一视同仁。据说何晏在少年时代因为聪慧过人，连大军事家曹操都向他请教兵书问题。“晏小时养魏宫，七八岁使慧心大悟。众无愚智，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5此说虽夸大其辞，何晏因聪明而格外得到曹操的赏识，还是可信的。《世说新语·夙惠》 载，“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 但是，曹操的器重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何晏有养父撑腰，又自恃才高，故行为随心所欲，竟敢冒犯太子曹丕。“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1何晏为自己的作为付出了代价。由于曹操临终前老泪纵横地请曹丕等善待异母诸弟，何晏还不致于有生命危险，但是曹丕上台后受到了冷处理，没有得到任何官职，“黄初时无所事任。”2

魏文帝曹丕英年早逝，其子魏明帝曹睿继承了皇位，但何晏的政治命运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魏明帝统治期间，何晏已从“无所事任”的处境变为“冗官”——大概因为与沛王曹林的妹妹金乡公主结婚而被封为关内侯并加上了“驸马都尉”这个当时皇亲国戚一般都能得到的闲散虚职。如果说魏明帝有时也使用何晏的话，那么也是让他陪同游宴，为吾皇的丰功伟绩吟诗作赋以歌功颂德。例如何晏就曾遵命为新建的景福殿作赋，为曹瓤粉饰太平。虽然何晏在该赋中也借机躲躲闪闪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要求实施无为而治的政治方针，但这些观点除了现代研究者们由之而发现何晏此时的玄学思想萌芽之外，在当时朝中没有引起什么思想波澜。在历史记载中，除文赋之外，何晏引起魏明帝注意的并不是其思想见解，而是其漂亮的仪表。“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瞰，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3很明显，何晏的地位只是一个文学侍从或名为“驸马都尉”的高级文化倡优。

夏侯玄，字太初，出身于为曹魏帝国的创建而立下汗马功劳的著名的夏侯氏家族。他的族祖父夏侯惇、从祖父夏侯渊，都是著名的军事将领；父亲夏侯尚，与曹丕私交甚密，位至征南将军。夏侯氏家族不仅是军事世家，同时也有良好的文化传统。黄初六年（公元226年）夏侯尚去世，年仅17岁的夏侯玄继承父亲的爵位。青少年时代的夏侯玄，已经以脱尘超凡的气质，尤其是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宏大气量，引起人物品评舆论的关注。《世说新语·雅量》记载：“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在魏晋人看来，这是具有了不为外物所累的极高的生命 51 《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引《何晏别传》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 2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 3 《世说新语·容止》 境界，属天然的领袖素质。故时人的品题为：“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而人自敬。”4

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夏侯玄 20岁（19周岁），行士冠礼步入成年之际，按惯例为自己的名子“玄”释字时，选用了“太初”一词，指宇宙生成前无形无名的原始混沌状态，表达了早期玄学家的最高理想境界。就在这一年，他步入仕途，任散骑黄门侍郎。自曹丕时代开始，散骑黄门侍郎多由杰出的青年才子充任，作为高层次政治人材的锻炼、储备机构。“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5但是有时皇亲国戚中的平庸之辈，依靠裙带关系也会进入散骑显职，这往往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曹丕时，有位叫孟康的官员靠郭皇后的关系居该职，被时人所讥笑，“号为1阿九”。夏侯玄太和初任散骑时也遇到同样问题：魏明帝所宠爱的毛皇后出身于低贱的“典虞车工”家庭，其弟毛曾愚笨而粗俗，却借皇后势力跻入散骑侍郎行列，与夏侯玄的高贵气质形成鲜明的反差。“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兼

倚玉树。’”2兼霞，即芦苇。时人况且如此，夏侯玄本人当然更不满。这位以气量弘大著称的人物也失去了自制力，愤愤之色溢于言表：“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3⑤曹睿对夏侯玄还算客气，只是将其逐出散骑黄门侍郎了事。

在何晏、夏侯玄的朋友中自认为受到魏明帝不公正待遇的青年官，有曾任尚书郎，洛阳令，后被罢官的邓飏等。这些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物结合在一起成为洛阳上层青年士 人中已经形成的交游清谈活动的活跃人物。当时，尽管直接遭受政府当权派贬抑的青年官员并非多数，但像何晏、夏侯玄之类自我感觉怀才不遇的政治心态在年士人中却不是孤立现象。这时一大批出身豪门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士人正步人仕途，在洛阳中央政府任职，他们的才华、个人期望与实际可能有一定差距。同时在这些青年中萌生的新的政治哲学思想又使他们看不起父辈的治国政绩，而那些建安功臣们正年富力强地位于政府各种要职。魏明帝曹戳此时虽然也是20余岁的青年，但他是个守成之君，通过依靠父辈的建安老臣来维持已形成的政治格局。在这种形势下，京师洛阳的上层青年知识分子中萌发了一种新风气：他们并不像传统官僚机器中的“零件”那样在各自的部位老老实实地听天由命，而是自发地联合起来，互相交游，建立政治关系网络；品评人物，形成自己的人材舆论；藐视父辈的名法之治，力图建立新的政治哲学理论。

初，夏侯玄、何晏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45 《世说新语·赏誉》

《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引《魏略》 1《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引《魏略》 2 《世说新语·容止》 3 《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 欲 以神况诸已也。4

何晏品评人物所用典故出自《易·系辞上》，原文为：“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应当说，何晏对夏侯玄和司马师的评语都甚高，韩康伯对“深”和“几”的注释为“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5都接近通玄体道的境界，但仍不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神”，只有“神”才达到了与“道”合一的境界。何晏大意是说：夏侯玄思想深刻，能通晓天下的道理，司马师明察时机，能完成天下的事功。而何晏自己则达到了出神入化与宇宙大道一体的最高境界。何晏品评人物的显著特征是注意人的内在精神，尤其是以人们悟“道”的水平为人材高低的标准，而不甚注重外在形迹及具体事功。这种人材标准在荀粲那里也有类似表现。荀粲“常谓（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途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嘏难曰：‘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1很明显，在荀粲看来，人间再伟大的功业也不过是无限宇宙中有限的一物而已，而人类的智慧“识”，既能决定有形有限事功的成败，又可与无形无限的宇宙大道为一体，因此，“识”的意义最伟大。

上述人物品评活动以及新的人材品评标准的出现，是太和时期正在萌动的玄学理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融合儒道，调合名教与自然，注重形而上哲理探索的新动向，此时正以人物品评为中心，通过清谈论辨向政治哲学领域拓展。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它是魏晋玄学思潮即将到来的前兆，正始之音的序曲，也是汉晋之际正作上升运动的士族社会必然发生的文化现象。而在朝中当权派眼中，属于危害社会稳定的非法结社活动，应当坚决镇压。

本来，魏明帝准备认真清理这个案件，给青年士人留下一个教训。但是，由于该案涉及人大多，而且这些人的父辈都是朝中举足轻重的重臣元老，连自己身边最亲信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都卷入其中。可见，是一个很棘手的案件。只得将案中的李胜、何晏、邓飏等人免官禁捆，匆匆收场。

在“浮华案”结束后的明帝青龙、景初时期，尽管史籍中不见何晏、夏侯玄等人的活动，但其影响似乎并未消除，魏明帝对此可谓念念不忘。直至青龙四年卢毓出任吏部尚书时，曹睿下诏提醒要抵制“浮华”分子人物品题舆论。“前此诸葛诞、邓网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消，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 451 《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1页。

《三国志·魏书·荀 传》注引《粲别传》 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淡也。”2。直至魏明帝离开人世，他一直没有松懈对“浮华”风死灰复燃的警惕。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35岁壮年的曹睿寿终正寝。在他弥留之际，罢免了原来已钦定的四位顾命大臣中的三人，仅保留了武卫将军曹爽，又补增了司马懿。这样，仅有两名顾命大臣，辅佐8岁的小皇曹芳。

曹爽，字昭伯，曹澡的族孙，大将军曹真的儿子。作为代表皇族的顾命大臣，曹爽的地位十分重要。然而，他是一个才智平庸之辈，又缺乏作为顾命大臣治理国家的政治资本和能力，必须起用那些既有才干又忠于自己的亲信，才能有效地行施“大将军”和“录尚书事”的军政大权而不被驾空。当时他所能想到的，自然是那些自少年时代就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身为皇室家族的曹爽所能接触的同龄亲友，恰恰是“浮华案”的领袖，与何晏、夏侯玄、丁谧、毕轨、李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曹爽地位的上升，这些人物纷纷被起用担任军政要职，逐渐控制了曹魏政权：何晏任吏部尚书，主管县以上官吏任免，夏侯玄任中护军，主管中高级军官选拔；诸葛诞为御史中丞，主管监察百官；邓飏、丁谧任尚书，毕轨任司隶校尉、李胜任洛阳令迁河南尹，均为要职。被压抑了多年的浮华少年们，终于东山再起了。

第二年，改年号为正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何晏、夏侯玄等“四聪八达”分子一变为正始名士，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清谈，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一场玄学思想革命，被后代玄学家誉为金声玉振的“正始之音”。

正始之音标志着魏晋清谈与玄学的形成，而何晏是一代谈宗。这位著名大清谈家，经常举办大型清谈会，探讨汉魏之际一些重大的理论课题，社会名流纷纷云集于其清谈场中，形成了正始时期思想界的中心论坛。“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1“曹爽常大集名德，长幼莫不预会，及欲论道，曹蠢乃叹曰：‘妙哉！平叔之论道，尽其理矣。既而清谈雅论，辩难纷绞，不觉诸生在坐。”2在这种反复论难、奇峰突起，新见迭出的论战中，宾主都感到了道的寞大精神享受。

正始清谈的题目还是十分丰富的，上至宇宙哲学，下至礼乐刑政。如夏侯玄与阮籍之间关于音乐是否有社会功能的辩论，又如夏侯玄与李胜关于恢复肉刑的辩论，嵇康与秦客关于音乐审美之谜的辩论，其中关于“三玄”（《老》、《易》、《庄》）义理的探讨和人材学（圣人人格）问题，是理论热点。这些辩论，都围绕自然与名教之间关系这一儒道融合的时代课题旋转。清谈中诞生的何晏著《无名论》（内容详见《佛教篇·玄佛互动》），标志着贵“无”玄学的诞生。

在何晏夏侯玄等老一代正始名士煽起的贵“无”玄风熏陶下，一批才华横溢 21 《三国志·魏书·卢毓传》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文章序录》 2 《北堂书钞》卷九十八引《何晏别传》 的贵族青少年迅速成熟并在思想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些少年年龄多在15一20岁之间，属于曹魏政权的第三代人。王弼、钟会、裴秀、卫、嵇康等人就是典型代表。正始元年，王弼15岁，钟会、裴秀16岁，嵇康17岁，卫

20岁。他们受中年实力派的哲学启蒙，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正始名士注入了新鲜血液，给方兴未艾的玄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犹其在理论建设方面。如钟会的《易无互体论》对汉易象数学的批判，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对儒家传统礼乐教化美学基础的挑战，都发前人所未发，成一家之言。而王弼的著述，则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基础。

二、正始改制与典午之变

按一般惯例，中国古代某种学术思潮的迅速兴起，往往需要朝中实力派的支持。正始玄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风靡中国思想界，就与曹爽、何晏、夏侯玄为首的政治集团之设计编导分不开，因此，它的兴衰同样取决于这一集团力量的消长。正始后期的政治形势，已明显向不利于正始名士的方向发展了。

正始时期，何晏、夏侯玄集团的活动并非仅仅限于理论探讨。他们像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不仅仅甘心于立言，而是准备立功立德。正始玄学的全部理论，都是以建立一个自然无为的理想社会为政治目的。所以，随着权力的巩固，在现实政治方面部分实施政治理想，也就势在必行了。事实上亦是如此，自正始中期开始，出台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史称“正始改制”。从夏侯玄向太傅司马懿的建议看，改制的要点有三项：改革九品中正制，削弱中正权力，扩大吏部职能；改革行政机构，将州、郡、县三级并为二级；服饰车舆各按等级，禁止奢侈逾制，转变社会风气。司马懿对夏侯玄的建议作了冷处理，认为建议虽好，但难以推行。改制派决心已定，对司马懿的阻挠没有理睬，将计划付诸实施，有些内容已贯彻到基层。比如合并郡县，裁减官吏等等。

正始改制带有不少理想主义成分，恐怕很难行得通。例如合并郡县一项，据夏侯玄粗略推算，可裁减一万名官吏，这就必然与封建官僚政治所固有的官僚膨胀规律相矛盾。其结果只能是，不仅被裁者将拼命反对改制，而且会引起整个官僚阶层的不稳定感和抵触情绪。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改制的进行，在正始中期之后，一大批受到改制派打击而心怀不满的老资格官僚聚集在司马懿周围，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骨干分子为卢毓、王肃、孙礼、王观、高柔、蒋济、钟毓、刘放、孙资、傅嘏等。其中，除傅嘏年龄较轻，资历较浅外，大都是曹操建安时期入仕的重臣元老，即当年的建安名士。而正始名士大都是年轻贵族子弟，属于曹魏官僚系列中的第二三代，所以当他们掌握中央权力后，任用资历较浅的年轻人，是他们政令通达的组织保证，因而人事上的大换班将不可避免，老官僚无疑成了这场权力再分配过程的牺牲品。曹爽集团执政期间，采取了贬官外放、明升暗降和提前退休等措施对付老一代反对派。例如把蒋济由领军将军迁为太尉虚职，把持不同政见的散骑常侍钟毓外放为魏郡太守。又如孙资任中书令掌管机密多年，曾推举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正始后期因不满改制派“多变易旧章”而以退休相威胁。何晏等却在不“违夺君志”的漂亮辞令下，顺水推舟，批准了孙资的“愿望”。司马氏集团的骨干分子，就由上述一类人物组成。他们在正始改制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后来都积极地参与了高平陵政变。

与曹爽集团相比，司马氏集团实力上具有潜在的优势。从表面上看，曹爽集团占据了中央政府的要害部门，但是他们大都是没有政治根基的年轻贵族子弟，与国家机器没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相反，司马氏集团的成员基本上是曹魏政权的创建者。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使他们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拥有雄厚的势力，门生故吏遍天下。这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严重的中古时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政治财富，因为根据封建道德，门生故吏在任何情况下背叛其恩师，都是天理难容。因此，当这些老官僚老军官团结起来，并且拥有了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时，青年改制派的失败就是时间问题了。当时，反改制势力有了自己的铁腕领袖，那便是足智多谋，刚毅果断，“有大志而甚得民心”的司马懿。

正始后期，随着改制的进行，形势日益恶化，向着对曹爽、何晏极端不利的方向迅速发展。一方面与改制活动触及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打破了社会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关系，如王广当时所总结：经常改变典章制度，朝令夕改，与实际情况差距太大，无法执行。人民群众习惯于旧法，难以遵从。另一方面，正始名士集团上台的作为，也没有衽自己提出的“素朴”学说，奢侈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曹爽铁吃穿住用以及车队仪仗，像皇帝一样，而且将宫中珍玩、美女收为己有，“妻妾盈后庭”1。还修筑了极豪华的地下室，与何晏等人举行酒会作乐。何晏本人也抵不住财富的诱惑，窃取公田几百顷，并窃取国家财产为己有。这些行为，使正始名士的威信一落千丈，不仅原来持中立立场的官员倒向司马懿，何晏的一些追随者也纷纷改变了立场，有些在这个政治集团中陷得很深而头脑清醒的人纷纷向曹爽发出劝告或警告。例如曹爽的弟弟曹羲苦谏，请曹爽不要骄侈，要注意自己的政治形象以收买民心，曹爽不仅不采纳，而且“甚不悦”，曹羲“涕泣而起”2。又如，大司农桓范认为政变迫在眉睫，警告曹爽要永远与军队在一起，不要轻易外出游玩。曹爽竟认为决无这种危险，气势汹汹地反问：“谁敢尔邪。”3他已被权势冲昏了头脑，属正始名士集团中少数自我感觉良好的愚人。而这位愚人恰恰是该政治集团的第一号人物，虽然愚昧平庸，却握有兵权，并非傀儡，正始名士们遇上这样一位政治领袖，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三国志·魏书· 曹爽传》

《三国志·魏书· 曹爽传》 3 《三国志·魏书· 曹爽传》注引《世语》 正始八年，司马懿托病不上朝，双方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京师的官僚阶层几乎都站到了司马懿一边。谣言、谣书纷纷出现，矛头直指正始名士集团的核心人物何晏、邓、丁谧等人，将他们比喻为曹爽的“三狗”，民谣传唱：“何、邓、丁，乱京城。”4童谣、谣书是中国古代极重要的舆论形式，反映了民心所向，许多腐败政府都是在这种哄传和歌吟声中走向死亡的。许多有识之士已觉察到政变的必然发生，何晏是位敏感而且有头脑的文人，他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可悲下场，在接受术士管辂的政治算命之后，内心十分恐惧，写了一首五言诗表达了自己的感受：“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惧大罗网，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承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5显然，他已预感到了政变的大罗网即将撒下，而自己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所以诗中充满了悲凉惶恐的情绪。

当曹爽自我感觉良好继续寻欢作乐，何晏惶恐不安又束手无策时，司马懿的政变工作已准备到天衣无缝的地步。正始十年正月初六，司马懿趁曹爽等人陪同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高平陵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政变，派其长子司马师屯兵司马门，列阵阙下，他本人和太尉蒋济率军占领洛水浮桥，切断了洛阳与高平陵的交通。一批心怀不满的老官僚也积极参加了政变，七十六岁高龄的司徒高柔被委派去接管了曹爽的部队。在控制了洛阳局面的同时，司马懿又迫使太后郭氏（曹

妻）下令免除曹爽兄弟职务；派人送奏章给皇帝曹芳，揭露曹爽兄弟的罪状，要求曹芳黜免曹爽兄弟。曹爽开始扣压了司马懿的奏章，不知如何行动。这时桓范动员曹爽携皇帝到许昌另立朝廷，而曹爽却轻信 了司马懿的说客“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的谎言，天真地认为，“司马公正当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向司马懿投降了。当他们回到洛阳后，便被软禁起来，四天之后（正月初十），司马懿以“阴谋反逆”为罪名，将曹爽、曹羲、曹训兄弟及何晏、丁谧、毕轨、李胜等同日斩首，诛及三族。正始名士集团在政变中土崩瓦解，曹魏军政大权全部落入司马氏集团手中。

高平陵政变使曹爽－－何晏集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个集团的其他骨干分子以及同情者已经被政变吓破了胆，并且完全置于新政权的控制之中，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力量，它已不复存在了。蓬勃发展的正始之音跌入了低谷，清谈风气随之沉寂了近四十年。但是，玄学思想并没有被消灭，而是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在竹林七贤身上薪尽火传。

《晋书·宣帝纪》

《世说新语·规箴》注引《名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