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级法律硕士刑诉期末考试_西北政法大学教务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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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1、新刑诉对刑事辩护的保障意义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诉讼效率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旧诉法 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不再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扩大了律师的刑事诉讼权利,便于律师及时了解案件事实,有效进行辩护。
新刑诉法 检察机关往往会制造种种借口,对律师的阅卷权横加干涉,有时律师即使查阅了,但当事人或律师对其中的案件材料有疑问而申请重新鉴定时,也会被拒之门外。这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极其不利。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就可以查阅案件材料和有关证据材料,这一方面有利于辩护律师及早了解控方的证据信息,提前准备法庭辩护工作;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如果发现控方案卷中记载的证据情况存在明显问题如证据不足或证据存在重大缺陷的,也可以及时提出终止追诉行为的建议,避免检察机关提起不当公诉,无谓地启动审判程序。
新刑诉法充分保证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新刑诉法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一规定的亮点之处在于:其一,很好地避免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掌握了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但为了最大程度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不愿移送相关证据的情况发生;其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如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单位或者自然人不愿配合律师取证工作,因此,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往往存在诸多困难。相比而言,侦查机关、检查机关则可以利用国家公权力实施调查取证,往往能收集到律师不能收集到的证据,其中就包括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这种权利的严重不对等对于被指控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极其不利。笔者认为,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行使辩护权的重要体现,是实现辩护权的重要手段,限制、剥夺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诉讼本身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诉讼,不健康的诉讼,因此保证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的改革势在必行。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这一状况将得到很大改善。根据规定,对于侦查机关、检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掌握的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辩护律师完全可以通过有关机关调取,这一方面会减轻律师调查取证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也能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运用程序正义和无罪推定理论陈述呼格吉勒图案件
程序正义是一种形式的正义,它要求法律和制度应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程序正义是一种规则性的正义,它要求人们服从并尊重法律和制度;程序正义是一种法治的正义,它强调正义在社会生活中是由法律规定的。程序正义指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程序正义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标准:(1)科学性。科学性是指程序的设计必须符合理性,裁判者作出的判断和结论是以确定、可靠和明确的事实为只有合理的程序才能产生合理、公正的裁判。如果程序不合理,则通过该程序所产生的裁判也就难以保证其公正性、正确性。(2)中立性。中立性是指裁判者在发生争议的各方参与者之间,应保持一种超然和无偏袒的态度,而不得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和歧视。中立是整个司法程序运作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障司法裁判公正的基础。(3)平等性。平等性是指裁判者应对参与程序的双方平等对待。对任何一方,不得因其年龄、性别、社会地位,而在诉讼中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4)公开性。公开性是指对案件的审理,除法律明确规定不公开审理的以外,都应当公开进行。既要向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又要向社会公开。也就是说程序之中所使用的规则和标准,对于参与其中的人们来说,必须是透明的。这一方面,可以促使法官增强责任感和公正心,确保审判程序的公正、正义,因为/如果公正的规则没有得到公正的适用,那么公众的压力常能纠正这种非正义;另一方面,能够使参加者理解他们为什么得到或没有得到待裁决的利益。
英美法系一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仅为一项证据规则,用以分配证明责任,即被告人有罪的事实需要由控方举证加以证明,而被告人无罪的事实不需要加以证明;只要控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充分,就应推定被告人无罪。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既包括证明责任分配意义上的内涵,也是正当程序的构成要素,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的壁垒。无罪推定原则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证明责任分配。认定犯罪的证明责任由代表国家的控方承担。(2)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无罪推定原则要求
“有罪证明”应当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如果不能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不能确定任何人有罪。(3)被刑事指控者被证实有罪之前应被“推定”无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内容。(4)存疑案件的处理应有利于被指控人。在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下,存疑有利于被指控人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案件在有罪无罪存疑时,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亦即“疑罪从无”。具体而言,如果控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地认定被告人有罪时,应当作无罪处理。二是在案件定罪确定的前提下,罪重罪轻存疑时,应当作出罪轻判决,此即“罪重罪轻从轻”。
1996年4月9日,呼格吉勒图向警方报案,在其工作的烟厂厕所内发现女尸。48小时后,当时负责该案的办案人员就认定,时年18岁的蒙古族小伙呼格吉勒图在女厕对死者进行流氓猥亵时,用手掐住死者的脖子导致其死亡。警方在两天内便“拘捕凶手”并定罪,在程序上就有不小的问题。严格的刑事起诉流程应包含“递交原告主体资格材料”“证明原告诉讼主张的证据”“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证”“立案庭在七天之内对符合条件的起诉办理连手续”“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立案开庭”等6个步骤,而“呼案”仅在48小时内就完成了拘捕、起诉、审理等一系列程序,其程序的完备性和严密性可想而知。呼和浩特市退休检察官滑力加曾对公检法系统在“4·9”命案中的表现多有批评:“当时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批捕、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等环节也没有把好关,按照当下的标准,这个案件显然是不够批捕条件的,更不用说起诉了。”警方将呼格吉勒图定罪的唯一有力证据,是他指甲缝中的血迹,经鉴定,其指甲缝中的血迹血型为O型,与被害人的血型相符。但最关键的证据——被害人体内残留的精斑竟然未经DNA鉴定。原因是当时的内蒙古公安机关财力条件有限,而去北京等地做DNA鉴定也需要较长时间。“呼案”仅用62天,便完成了逮捕、起诉、审理、裁决、执行死刑等一系列过程。直到2005年赵志红的落网,才使得相关部门重新审查这起案件。2006年案件复核组认为该起案件确属“冤案”,但直至8年后的今天,才正式开启重审程序。
疑点1:神秘失踪的精液
在4·09案的诸多证据中,警方提取了受害者体内的凶手所留精斑。但警方并没有将呼格吉勒图的精斑与受害人体内的精斑进行对比。当2005年赵志红供述了自己是“4·09”案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又莫名丢失。
疑点2:“铁证”血样究竟何来?
一位在“4·09”女尸案案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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