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国进民退_民退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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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国进民退”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正反两方面案例的分析，总结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对企业的重大影响，得出中国民企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理论之争，而是应规范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通过法律手段降低政府干预，使中国企业走上良性健康的发展道路。关键词：健力宝
政府
国进民退
从几年前郎咸平与顾雏军在“顾郎之争”中用到“国退民进”这个词后，这些年来，经济界关于“国”与“民”的进退关系不绝于耳。08年的金融危机让几年前人们还关注的民企侵吞国有资产，厂长摇身变董事的势头大为逆转。甚至有人口口声声的叫喊到：中国要回到三十年前计划经济时代。我想问：怎么可能？！
去网上搜索国进民退的案例，最醒目的莫过于中粮入主蒙牛，日钢被山东钢铁收购的新闻了。在中国，不管你承不承认，也不论是否能拿得到台面上讲，中国企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这个萧何一定是政府。最近在吴晓波写的《大败局》中读到了关于健力宝这个品牌的兴衰史，真切的为中国在改革中成长的企业家心痛，而今日能存活下来的企业真是十分不易。无论是娃哈哈的董事长还是TCL的李东生，在作报告谈奋斗史的时候，有一条企业的成功之道他一定认同——就是和政府搞好关系。
这张图片也被人们称为是中国企业史上最悲情的一张照片了。2002年1月15日的那场签约仪式上，李经纬“含泪仰天，不发一语”。但这样的结果，似乎曾是这位六旬老人所预料到的。姑且不论这其中企业商战和市场运作的各种影响，甚至李经纬本人在这场收购战中所运用的各种能量也忽略不计，我们单单来看三水市政府在其间所起的作用。
健力宝的成功得益于搭上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风，女排姑娘实现“三连冠”令国人振奋。东京的一名记者不怀好意的写到女排的成功源于喝了一种从未见过的饮料，他称之为“魔水”。而这种魔水就是刚刚开发出来在国内还没有销售的健力宝。在健力宝创业的十年初，三水还是华南一个偏远而土地贫瘠的小县，在健力宝知名之前几乎不为外省人所知。在相当多的年份里，健力宝上缴的利税一直是三水地方财政的支柱，最高的年份比例竟达八成。那时的李经纬是三水的英雄，地方政府眼中的财神爷。官员们对健力宝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这十年是政府和李经纬关系的蜜月期。或许关系一直这样下去，健力宝会成为中国饮料界的海尔，李经纬也不会成为一个悲情人物。
90年代时，中国企业家的产权意识逐渐苏醒，TCL李东生和惠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放权经营协议，美的集团被整体出售给了它的创办人何享健，一手缔造健力宝王国的李经纬自然也希望“健力宝”品牌从此姓李。中国国企的MBO在这个年代异常活跃，自然也伴随着诸如国有资产流失等不少问题。此时的李经纬和三水政府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一场2001年召开的政府会议决定了李经纬的命运，90%的政府官员主张买掉健力宝，但决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自此“健力宝”在一个市政府的手中开始了她多舛的命运。先后经历了新加坡的企业、李海、统一等轮番收购，最终健力宝从中国第一饮料跌落到今天的年轻人不知是否还知道的三流饮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本土品牌的一大惋惜。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当然谈不上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之争，健力宝被政府以3.3亿的价格卖给李海，而同时期出售给法国达能集团的乐百氏卖到20亿，这其间三水市政府到底在背后搞了什么，没人能说的清楚。无论国企改制是通过MBO的方式还是整体出卖给别的公司，但最终结果都是国有资产被贱卖，受损人和受益人是谁之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一直是一个谜，然而我们也不太关心。拿当下炒的火热的国进民退来说，这其中的是是非非又有几个非当事人能说清。
就拿中粮收购蒙牛的股权一事来看，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其看成一场央企与民企的联姻，当作是“国进民退”的典型案例。其实，这只是一家海外上市的、由中国公民创办的、面向中国市场的、目前又需要帮助的公司引入战略投资人的普通案例，除了中粮对蒙牛具有明显的战略价值外，本质上同前不久国美引入贝恩资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对于蒙牛来说，其实可以想象，在三聚氰胺事件后，找到牛根生牛总试图“雪中送炭”、低价抄底的国内外大PE(Private Equity)肯定有很多，但是蒙牛最终选择了中粮这座超级靠山，这并不难理解。大PE有的只是钱，而中粮是一座关键时刻可以依靠的大山。大难之后，牛总意识到靠山比钱更重要。这就是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对于民企来说，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不过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是一种表象，而真实要为这一切负责的是我们的国家。规则是政府制定的，政府在这场看似平常的赛场中同时扮演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在这场不公平的角逐中注定那些听话的、会看脸色的陪练才能在大市场中分一杯羹。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我们一方面在谴责这样的做事模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我们有什么事情时又会情不自禁的去想要找一条“捷径”。在瞬息万变的商海中，杀红眼的商人们更是不择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民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原因，更是民企鲜有能做到世界范围内强大的原因。因为在中国经营的那一套经验，在世界市场上根本不适用。难怪有一家世界500强的老总在进军中国时声称：我们要比中国企业做的更中国。
面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当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背景，要让中国企业的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做大做强，终须有一套社会主义化的市场游戏规则。中国人的事终须要用中国自己的方式解决。
1.增强透明度
有一位有过留学瑞典经历的老师给我们讲过：在西方Google被民众骂的很惨，认为它是向中国政府屈服的企业，受控于中国政府控制言论，丧失了企业的良心。前一阵的Google退出中国大陆的事情也闹的沸沸扬扬，最终的结局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折中解决方法——Google宣布把搜索引擎导流至香港，在香港逃避大陆政府的审查，除了TOM集团和联通为抗议对Google对中国法律的逃避而终止与Google的合作外，大部分中国网民对其搜索引擎的使用并不受影响。而我们本土的品牌百度在此方面和政府配合的天衣无缝，尽职尽责。还开发出了很有中国商家特色的百度竞价排名，提高收益。政府对此的回报是许多关于百度链接侵权的案件最后都不了了之。而习惯了传统思维的民众普遍还是认为百度比Google好用。
以上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的政府在言论控制方面做得是多么的细致周到，如最近的富士康11连跳的新闻在网上几乎看不到任何非官方的言论。政府每天在台面上高喊着“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在生活中却感到宣传的和现实有很大差距。政府在此方面应该积极改进，因为人言是禁不住的。想靠锁言愚民来维系长久的稳定是不可能的，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只有让一切程序都暴露在阳光之下，提高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才能让大家对政府的作为心服口服，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政府政策执行的一体化
中国有句老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政策的出台从本意上说能看到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而执行到地方的时候不知在什么环节就变了味，百姓似乎也习以为常，一句话说的好，把一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某个领导人的身上是这个民族的悲哀。中国地域广阔，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域效果可能会差很多，这就涉及一个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而如何保障地方政府准确恰当的用好权又是一个体制监督的问题。
3.政府职能的转变，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主用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但国企效率的低下是举世认同的事实，这就要求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可以积极的救市，而当危机过去时政府又要有相应的退出机制，以保证市场的活力。
4.要以适合的法律规范来执行上述方法
我国的法律规范有一个特点就是“多而杂”，几乎面面俱到。而真正落到实处的法律有限，甚至在某地方还为馒头的尺寸订立规章，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相关法律专家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动不动就呼吁我们要健全法律制度，要制定相关法律。殊不知中国的法律法规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制定新的法律，而是应该让现有的法律更成体系，更清晰明了，减少法律冲突，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使法律真正落到实处。
我认为讨论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关于企业生存权的问题，只有政府认清形势，从自身方面寻求改进的方法，中国的民企才有更多的筹码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吴晓波．大败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2]王冉．中粮：一杯牛奶，Ｎ个欲望[J]．大道评论，2009，(2)． [3] 曹胜高．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治道之反思[J]．江海学刊，2009,(5)． [4] 金京玉．“国进民退”基于历史和经验的考察[J]．现代管理科学，2010,(3)．
[5] 贾存斗2009年，民企五大案例背后的政商关系[J]．中国改革，20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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