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小故事(一)_井冈山斗争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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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就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准备上井冈山的前三天，1927年的10月24日，毛泽东在一个荆竹山的小山村里召集部队讲了话。
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数百名工农革命军官兵整整齐齐地在站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毛泽东则站在稻田中间的一块大石头上。毛泽东首先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然后说：“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根据地是建不起来的，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为了和群众搞好关系，我给大家宣布三项纪律。”
接着毛泽东掰着手指说：“这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农民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不拿农民一个红薯”这件看似普普通通的小事正儿八经地当众宣布，把它当作部队必须遵守的一项纪律呢？原来，就在昨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战士们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又打了一场无准备之仗，伙食担子也跑散了，既疲劳又饥渴，只有300人的队伍行进在山道上，稀稀拉拉地摆了二、三里路长。好不容易看见了一户人家，不知是谁眼尖，发现离屋子不远的山坡上有一块红薯地。秋天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大家听见这个消息，不由得一涌而上，连泥带苗拔出红薯，也来不及找点水洗洗，用衣袖胡乱地揩一揩，就塞进嘴里吃了起来。转眼间，就被挖去了约200多斤红薯。这时，毛泽东随殿后的队伍也赶上来了，看到这一情景，他很生气，忙问在场的几位干部：“你们经过了老表的同意没有？”
连长曾士娥难为情地摇摇头，小声地说：“没有。”
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不是军阀的队伍，怎么能随意侵犯群众的利益呢？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和旧军队有什么区别？”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大家都羞愧地低下了头。毛泽东又耐心地说：“几个红薯值不了几个钱，看起来是件小事，但体现了一支队伍的作风和纪律。过去旧军队已经让群众伤透了心，我们只有做到对群众秋毫无犯，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啊！”说完，他又问战士们，“现在怎么办啊？”
“照价赔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知错就改，一定要赔足钱。”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那时候，2吊500文钱可以买100斤红薯。曾士娥估算了一下，要大家凑足6吊钱，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表，很对不起，没经过同意就挖了你地里的红薯。现赔上6吊钱。——工农革命军。”然后用纸包好，又用一块布裹了一层，埋在红薯地边上。一路上，毛泽东陷入了沉思，由这件事，他想到，一定要制定几项具体的纪律让大家共同遵守，好让大家“有法可依”。于是，工农革命军最早的“三项纪律”就在偏僻的荆竹山应运而生了，那块当年毛泽东站过的、被当地群众称作“雷打石”的大石头，也因此而写进了党史军史中，成为历史的见证物。
稍后不久，根据所遇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又对工农革命军宣布了“六项注意”：
一、还门板，二、还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后，到乡下搞调查。他问老表：“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这么久了，有没有战士违反纪律，给老表们找麻烦啊？”
老表听了，都竖起大拇指说：“工农革命军真是一支好队伍，自打我出娘胎，还没见过这样的好部队。历来兵匪一家，哪有军队处处为老表作想的事啊！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
“不过什么啊？你放心地说吧，工农革命军本来就是老表的子弟兵，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一定马上改正。”
那位老表说：“有两件小事如果能改进一下就更好了。工农革命军借了我们的门板去搭铺睡觉，后来还是还给我们了，但是有时候还的不是我原来的那一块。我们的门板尺寸大小都不一样，挂钩也是各家各户自请铁匠打的，有时候战士们还的门板不是我家原来的那一块，就上不回去了，我自己得挨家挨户去找，还真有点麻烦„„”
另一位老表也大胆地说：“我家一大堆稻草借给工农革命军摊铺睡觉，用过后也都还了，可还回来的全是散的，弄得我家和牛栏一样，我花了好几天才捆好呢。”
毛泽东听了，说：“放心吧老表，我们马上就改。”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李家坪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他首先表扬了革命军模范地执行了群众纪律，得到了农民朋友的欢迎，他说：
“农民兄弟都说我们的队伍是‘神兵’，是秋毫无犯之师，可见我们执行的群众纪律是有成效的，农民兄弟也是看得见的。不过，有些注意事项还得改一改。” 接着毛泽东将当地老乡反映的情况通报了一遍，然后说：“比如说原来的‘还门板’就应该改为‘上门板’，只有把借来的门板上回到老表家的门框上，才算是真正物归原主了。还有‘还铺草’也应该改为‘捆铺草’，把拆散了的稻草乱七八糟地还给老表，人家不高兴呢！同志们，不要看只改动一个字，恰恰是一字见真情啊。改这一个字就体现了我们工农革命军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和其它反动军队有着本质区别的。”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 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当时，个别战士随地大小便，光着身子在村边小溪里洗澡，引起当地群众特别是妇女的不满，于是，“六项注意”增添了“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两项，成为“八项注意”。在这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的内容又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内容始终都围绕着群众利益这个中心。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民人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的训令》，从此，“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成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准则。
泥腿子县长——王次淳
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城里人来人往，各乡武装起来的工农群众，打着红旗，背着大刀，扛着梭镖和鸟铳，佩带着红袖章，敲锣打鼓地拥向李家坪广场。
广场上早早地就搭好了主席台，台上方两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庆祝工农兵政府成立”几个醒目的大字横挂在主席台的正上方，两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下联是“看今日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上午10时，毛泽东、陈正人、毛泽覃、王次淳、王遂人等人，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台上挥舞着双手，欢呼的人群这才渐渐平息下来。接着，陈正人用宏亮的声音庄严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请毛委员讲话！”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工农同志们，我们打倒了土豪劣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穷人翻了身，劳苦大众掌了权！现在，我们要选出自己的县长来替大家办事。毛泽东回头叫出身后一位身材结实的小伙子，向大家介绍道：他叫王次淳，是这附近西庄人，前几天他还在地里挑大粪，过去的泥腿子今天要当县长了。
说着，毛泽东把用红布包好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大印郑重地交给了王次淳。王次淳双手接过大印，激动地说：大家信任我，推举我当县长，我很高兴能为大家办事，能为革命出力。但是我也很惭愧，我没什么文化，以后的工作还要大家多支持„„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
就在这次会上，王次淳控诉了大劣绅郭谓坚与反动派狼狈为奸，欺压百姓的罪行，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在处决郭谓坚的布告上，庄严地盖上了工农兵政府的大印，下令赤卫队员立即执行。
王次淳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为工农兵政府县长，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仍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踏踏实实地工作，兢兢业业地群众办事。
1928年4月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民面临着重重困难，在湘南，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对工商业者实行“大烧大杀”的政策，中小商人不堪重压，纷纷挂起白带子反对工农革命运动。受其影响，毛泽东亲自开辟的草林红色圩场也冷落了，中小商人忧心忡忡。这时，反动靖卫团和国民党反动派也乘机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他们层层设置哨卡，对往返群众实行苛刻的盘查。从黄坳到草林的70里路上，就设立了五道关卡，要抽五道税。他们还四处张贴布告：“谁要接近共产党，跟工农革命军做生意，回来就杀头”。一时间，草林等圩镇上的中小商人也惶恐不安，纷纷关店收摊。靖卫团团总肖家璧扬言，打不下井冈山，也要把共产党困死饿死在井冈山。
看到军民生活困难，王次淳心急火燎，根据上级指示，他召集专门会议，制定解决目前困难的措施。他组织力量配合工农革命军打掉了敌人的关卡，派出工作组到圩镇乡村，广泛宣传保护中小商人政策，使大家解除了顾虑，草林等圩场又重新活跃起来了。以后，王次淳又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凑股集资，开办公卖处。不久，大井等乡纷纷建立了公卖处。
公卖处的建立，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方便，也给县政府提出了筹集货源等问题。于是，王次淳又组织力量到白区采购食盐、布匹等物资，建立红白区贸易线，用根据地盛产的木、竹、茶叶等产品，换回了军民急需的药材、食盐、布匹等。公卖处生意兴隆，解决了群众的日常用品，凑了股份的人，年终还可以得到红利，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王次淳也随军到了赣南，担任了于都县工农兵政府副主席，1930年2月，重又回到遂川县工作，并提任过红军独立第七团军需处副处长等职。1931年8月牺牲。
“莲花一支枪”
莲花位于井冈山北麓，毗邻永新，是当年湘赣边界六个县之一。莲花县的农民武装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这里就有了党的组织，有了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他们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公开和官府作对，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但同时也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深恶痛绝，所以当地土劣一直蠢蠢欲动，想早日铲除这一武装。
1927年“马日事变”后，由于革命遭受挫折，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严厉镇压农民运动，边界农民武装的枪支自然成了地主豪绅掠夺的首要目标。他们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将大部分枪支占为己有。当时莲花县农民自卫军拥有六十支枪，然而，自卫军纠察队的领导人陈朝湘由于禁受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反而配合敌人搜走了59支枪。在自卫军领导人陈竞进的带领下，有6位同志脱离了虎口，而其中，只有贺国庆带出了仅存的一支俄国造步枪。为了追缴这支“漏网”的“俄国造”，反动派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贺国庆，形势日益严峻。贺国庆只好和几位同志一起带着枪转移到了深山老林中，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在漫长的等待中，这支枪象火种般被小心地呵护着，同时也温暖着大家的心。
谁知，为了逼迫贺国庆出现，凶残的敌人将贺国庆年迈的父亲抓了起来，并对年已七旬的老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要他说出贺国庆的去向及藏枪的地点。老人或矢口否认，或缄口不言。早已不耐烦的敌人便用棉絮绑在老人的身上，浇上整整一桶煤油，瞬间，熊熊烈火在老人的身上肆无忌惮地漫延„„，贺国庆的父亲就这样死于非命。
不达目的，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贺国庆的父亲死后，贺国庆的弟弟贺国强又被敌人抓了起来。敌人想利用他的年轻，从他口中得到一些蛛丝马迹。面对敌人的丑恶嘴脸，贺国强宁死不屈，最后一无所获的敌人将他杀死在狱中。接二连三的噩耗使贺国庆年老体弱的母亲悲痛欲绝，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从此下落不明。
远在深山的贺国庆满怀悲愤，但面对强大的敌人，却只有将仇恨的种子暂时埋藏在心里，因为他知道，只要保存好这支枪，就意味着发展，意味着还击，意味着壮大。为了不让敌人轻易找到枪，贺国庆把枪拆成三部分，分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在敌人的大肆搜捕下，这支枪又被多次辗转藏匿，最后，贺国庆把枪深藏在湘东攸县石桥村一个榨油店的夹墙里，自己则在这一带隐姓埋名坚持斗争，同时密切留意着党组织的消息。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攻克了莲花县城，决定重建党的组织。贺国庆喜闻这一消息，携枪回到了家乡，并将它慎重地交给了党组织。1928年2月中旬，中共莲花特别支部在莲花县狮形坳成立，同时，以贺国庆保存的一支枪为基础，成立了莲花县赤色队。1928年4月底，中共莲花特别支部召开全县党员大会，成立中共莲花临时县委，并将莲花县赤色队扩编为红色独立团，全团一百多人，设1个连，3个排，9个班，有30多条枪。这支队伍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壮大，成为边界地方武装的主要力量。
目睹了从一支枪的保存到独立团的发展，1928年春节时分，莲花县委负责人朱亦岳感慨地写下这样一幅对联：“一根枪支开辟红色政权在今岁；万民团结推翻黑暗统治属当年。”充分体现了莲花一支枪的特殊涵义，讴歌了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魄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井冈山第一个女红军——贺子珍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县黄竹岭人。她还在永新县城的福音堂女校读书时就已经得知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4月，当永新一批在外求学的热血青年回城建党建团时，贺子珍成了永新县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6年9月，北伐军来到了永新，成立了以共产党、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民主政权，还建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奉党的指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被任命为县党部妇女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成为永新县有史以来第一位妇女部长。那年，她才16岁。不久，贺子珍又到吉安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和中共吉安县委妇委书记。
这年6月，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勾结地主武装，突然袭击永新，抓捕了贺敏学等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吉安的贺子珍得知消息后，立即和其他同志商量对策，很快起草了一份革命宣言，并派人赴省政府请愿，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另外又联络了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县城，救出被捕的同志。
7月26日，宁冈、永新、安福三县农民自卫军攻克了永新城，救出了贺敏学80等多人。这时，贺子珍也从吉安回到了永新。
不久，江西、湖南两省6个团的敌人向永新扑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贺子珍和永新县委同志一起随着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茅坪，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个女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袁文才等人带着人马在茅坪的步云山迎接，贺子珍也跟着去了。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识别带，个头很高，但很消瘦，颧骨突出，长长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一种睿智、温和与毅力。因长途行军，草鞋磨伤了脚，走路有点不得劲。当袁文才把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时，他有些惊讶。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还有一个年轻姑娘。
见毛泽东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袁文才笑着解释说：“她是永新县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疑团顿释，他握住贺子珍的手，爽朗地笑着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此后，她就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一起开展革命斗争。起初，毛泽东住在步云山，到茅坪要步行半小时。袁文才很敬重毛泽东，觉得两人住得远，不便商谈，便请毛泽东搬到茅坪，住进了八角楼。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双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28年5月，朱毛红军会师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会剿”。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军委派贺子珍带领10个红军战士潜回永新。
贺子珍派人分成两队，去了两个村庄。她去的那个庄子较大，地主武装也很强。那一天，贺子珍在一个老乡家里和战士们碰头汇集情报。突然哨兵进来报告说，地主民团带着枪来了。她要大家立即转移，并顺手将桌上的材料塞进灶堂里烧掉。敌人包围了房子，几个战士打着枪硬冲了出去。贺子珍也拔出手枪，顶上了火。准备往外冲。老乡一把拉住她，低声说：“走不得了，快藏起来！”说完，把她推到床上的蚊账后面。接着，让妻子用锅灰把脸抹黑，躺在床上装病，又把5岁的儿子抱上床，让他隔着账子坐在床上哭。当时土布做的账子本来就很厚，加上农村的房子窗户很小，屋子里黑乎乎的，从外面跑进来陡然一看，什么也看不清。敌人搜寻了一下，没有发现贺子珍，也就急匆匆地追赶冲出去的战士了。夜深以后，老乡才让贺子珍出来。望着这对豁出自己一家人的性命来掩护她的夫妇，贺子珍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定居上海，还想方设法在永新找到这家老乡，把他们接到上海住了半年。
当贺子珍完成任务回到井冈山后，毛泽东称赞她说：“你工作很出色，很有进步。过去的一个学生娃，一个小姐，今天学会怎样干革命，怎样同工农打成一片了。你成了工农分子，不再是小姐了。” 为了搞好边界的土地革命，贺子珍带着一个工作队，来了永新县塘边村。不久，毛泽东也来到这里参加试点。在这里，毛泽东的超人的学识和别具一格的工作方法，使贺子珍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朝夕相处的接触，使贺子珍对毛泽东产生了爱慕之心。他们终于结合在一起了。
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担任了前委的秘书，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为前委管理机要文件，还要整理记录，抄写书稿，收集报纸，提供资料等，工作琐碎而繁重。一开始，贺子珍离开了火热的战斗生活，默默无闻地从事着这种特殊的工作，也有些烦恼，但是想到这是革命事业和全局的需要，也就甘于作南奉献了。正如她自己后来所说：“我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两只铁皮公文箱，就是我的战斗武器。从这时起，到1933年，我一直从事这项工作。我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开始并不是那么坚定、那么心甘情愿的，曾经有过几次波动和反复。也并不是所有的都能理解这种平凡而琐碎的工作。以后不断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把我看作一个赋闲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我为此痛苦过。如果不是处在这种特殊的地位，我又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看到有的女同志独立工作，干得很有成绩，或者在学习上有很大进步时，我既羡慕又懊丧，我是多么向往那种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和长处的战斗生活啊！遇到这种时候，毛泽东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我，我又安心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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