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和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中理性的改造和批判_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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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和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中理性的改造和批判
无可否认，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可以说得上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大师哈贝马斯则毫不吝啬地赞美福柯“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福柯于1984年因艾滋病在法国病逝。
在福柯所处的那个年代，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三大思潮在欧洲风起云涌。福柯受到了当时活跃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但又脱离与它们作出了思考，运用并批判各种思潮的核心观点以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体系。福柯通过对“身体”、“规训”、“性”、“非理性”等进行探究，从这些范畴出发，思考了人类自身、人类知识以及，提出了知识是被权力所产生的、身体是被规训的，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侵入等，从而以一种力求平衡理性与非理性，打破西方现代性的牢笼。福柯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性经验史》等。
福柯认为生活也是艺术，因此生活是被创造的，如同艺术品一样是创造者所创造的。而创造者就是生活的主体——人，人的本质应该是自由地创造生活。然而福柯认为可悲的是人的本质长期以来是在一种规训被确定的。在近代，现代性的“理性”拥有了一种劳动动物的话语，人在如此规训下必须处于时刻的劳动中，人也成了会劳动的动物。福柯认为要复归人的本质，就必须打破“理性”的牢笼，把人从规训中解放出来。他认为人应该改变自我，创造自我。福柯认为这种艺术的生活是与快乐、死亡、性与非理性相联的。“对我来说，那种纯粹的完全的快乐是通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福柯所认为的快乐的本质。福柯更把性的快乐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服饰的契约的诱惑已由性的安排注入我们的体内。现在的服饰的契约是这样的：用全部生命换取性爱，换取性爱的真理和统治权，为性爱而死，死得其所”。最终这位“疯子”哲人最终浪漫地死于艾滋病，而其艾滋病的得来与其沉淀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卡斯楚街那些形形色色的“性爱现代实验场”不无关系。福柯实质上是在运用生活美学的观点提出了对现代性下“理性”的批判。他认为人的生活应该是酒神狄俄尼索斯与日神阿波罗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是一种非理性与理性间的平衡。基督教会已经让欧洲人憎恶身体抛弃非理性的活力，然而现代国家对个人身体的控制更加之细微，福柯担心人身上所拥有的酒神狄俄尼索斯被彻底地驱逐。因此他对理性提出了质疑，提倡一种非理性的复归。而非理性恰恰来源于已被规训的身体，为此福柯的哲学关注点落在了身体，强调一种身体体验下的哲学。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一直以来各种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在当代众多的思想家之中,哈贝玛斯以他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著称。哈贝玛斯的大部分著作都表述了他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他主张保存和发扬现代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素,而对现代性带有压迫性的成分则加以批判。他对现代性的讨论大致在以下四种范围内进行:
一、社会科学方法讨论;
二、社会理性;
三、当代伦理和道德哲学;
四、自由民主国家的合理性。在这里，主要就社会理性方面来进行阐述。
哈贝玛斯的政治文化话语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如何从交际(communication)来认识理性和行动。在哈贝玛斯那里,从交际来认识理论和行动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厘清现代性的一些正面价值和作用,并且批判现代性的一些负面表现和影响。哈贝玛斯对现代性的二个方面作了重要的区分。一是文化
现代性所包含的理性价值,二是现代性社会过程中对理性的偏面运用。这二个方面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应当用第二个方面的偏误来否定第一个方面的积极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应当以现代文化的理性价值作为认识西方现代性某些负面作用的批判基点。哈贝玛斯指出,现代文化之所以可贵,全在于它有助于形成“理性生活世界”。
什么是“理性生活世界”呢?哈贝玛斯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在人们交际时使用的话语所包含的“正确性主张”(validity claims)中去寻找。一个人对他人表述自己的见解,他的话语之所以能被对方接受,必然是因为其中包含某种可以得到证明的理由(redeemable validity claims)。这些理由必须是可辨认的,同时也必须是可兑现的。在哈贝玛斯那里,“交际”并不仅仅是让某人相信某事(即“说服”),交际是与某人共同享有对某事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必须理解为一种相当脆弱的人际间相互承认关系。人们在谋求对某事的共同理解时,不仅要提出主张,更需要澄清隐含在主张后面的前题。只有一方的前题被另一方认可,共同理解的通道才会打开。打开这一通道靠的不是强迫,而是理性的裁决。“交际理性”的关键是“交际自由”。交际理性指的是存在于交际行为言语之外的胶合力量。而交际自由则是对他人言语行为说“是”或“不”的基本“权利”。
哈贝玛斯看到,现代理性世界有正负两种不同的发展。正的方面是,随着理性世界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互动领域摆脱了传统或权威的摆布操纵,而通过理智协议来取得共识。负的方面是,由于社会越来越理性化,社会也越来越偏向从功能运作追求理性发展。这种偏面的理性发展表现在某些社会亚系统(如金钱或行政权力)的极度膨胀并侵入其它社会领域。哈贝玛斯认为,现代性的病理在于其不平衡的发展,而不在于它的基本理性价值。这种不平衡的发展造成了某些领域(如政治权力和商品经济)对其它领域(如文化、舆论、教育)的“殖民”,并且成为现代生活意义危机和自由萎缩的主要原因。
哈贝玛斯认为否定现代理性并非解决现代社会目前问题的办法。他认为否定现代理性会带来严重的理论和政治后果。他主张改造而不是拒绝现代理性。哈贝玛斯坚持把工具行为同交际行为区分开来。工具行为在考虑手段和目的、技术和目标间的关系时不在乎目的和目标本身的理性和正当性。工具行为是人主体控制自然(或其他人主体)的作用关系,是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交际行为则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它的目的不是控制,而是共同享有理解和达成协议;不是利用,而是增进社会团结和充分发挥语言的理想潜力。哈贝玛斯很自信地认为,他自己的交际行为理论第一次使得哲学家得以把主体理性改造为主体间理性。经过这样的改造,理性便不再是自我封闭的主体对自然的控制手段,而成为一种克服偏见,向其它主体敞开的交际通道。
哈贝玛斯对现代理性的重构所针对的是韦伯(MAX WEBER)对现代性的悲观评估。韦伯把现代性看成由工具理性膨胀而成为一座坚固无比的控制铁笼,在这座铁笼之中,因科层理性的发展,意义已经完全破碎,而自由则已完全丧失。哈贝玛斯认为,卢卡契(G.LUKACS)、霍克海默(M.HORKHEIMER)、阿多诺(T.ADORNO)和其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从韦伯那里汲取批判的灵感,这一批判更为日后福柯(M.FOUCAULT)剖析理性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打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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