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思考_社会救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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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论文
关于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思考
社保2班 李勤芝 学号：10015070
4对于农村社会救助的关注与了解，首先是从我国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导致的城乡间严重失衡，农村的许多建设，包括经济技术和各项制度建设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开始的。
其实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就建立了针对城乡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城镇主要是由单位来承担对贫困居民的救济责任，而在农村则主要建立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五保”制度，村民的吃、穿、住、医、葬都有物质援助及生活照顾。
然而，随着国有企业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原有的社会救济制度基本上都瓦解了。而同时下岗、失业、物价上涨等原因形成的新的城市贫民以及农村中的贫困人群却在不断增加。考虑到中国“二元”经济的现实状况，长久以来，城市在起到主要经济作用的同时也收到了更多的政策性的支持。1993年，中国政府首先开始对城市社会救济制度进行改革，尝试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中从上海市1993年开始建立并实施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1999年，全国所有城市和有建制镇的县城均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年，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为城市贫困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与此同时，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经过试点、整顿、推广，于2001年底初具规模，但是直到2007年国务院才决定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中代表性事件是在2007年8月13日才发布 1的《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指由地方政府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群众，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维持其基本生活的物质帮助。该制度是在农村特困群众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一项规范化的社会救助制度。它属于社会保障中“保底”（即保基本生活）的部分，对于生活在农村的贫困群众而言，是关乎到生存权益的一项保障制度。且不说它的覆盖范围大小、保障水平的高低与管理办法的先进、合理程度。就它的正式施行和做到有章可循（还并未做到有法可依）就远远落后于城镇。
而农村的生产经营水平和村民的普遍收入也是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其中不免有许多自然环境因素和农村生产方式的单一及该生产方式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还有许多人文因素，包括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偏低、思想观念的陈旧„„但更重要的是政策的导向
建国初，农业一直在哺育着工业的发展。源源不断的农产品以被压低的价格输入工业生产部门，而工业上的成就至今也没有很普遍、很明显地反映到对农业的支持上。农村的低生产率、低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普遍存在。
而针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救助只是基本的保障，即使做到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生活救助制度，国家财政、团体个人都给与最大的支持，也只能算是治标。对于生产方面的支持才是治本。
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国家往往容易陷入一个，“低收入—低投
入—低增长—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之中。农村贫困地区也相类似，陷入了“低收入—低投入—低生产率—低商品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圈，凭一己之力很难摆脱。这种“低产出—低收入”的特征一方面不仅造成了该地区部分从事该种生产的人长久的生活、生产资料供给不足，个人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更难以实现个人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也将长期得不到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地区甚至全社会的发展而言，可能也会丧失了一些交流和发展的机会。
就拿如今农村“空巢”现象来说。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付出热情，挥洒汗水的同时。追求着自身劳动价值的体现。从经济学角度看劳动力向经济效益高的部门流动，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是市场机制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回归到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体制这个现实问题，不难发现。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并不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中进行的。
之前已讲过了农村的生产经营水平和村民的普遍收入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是农村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更愿意去城市寻求发展机会。这一点不需要再做论证，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村“空巢”现象的出现，说得冠冕些，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而本质上却是农村中有劳动能力的人，而非真正富余的那部分人，更愿意放弃现有的资源，放弃现在的职业，去城市寻求发展机会。
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的城乡差异造就了今天城市独有密集的资源，密集的人群，密集的生产，密集的消费。所有有价值的资源都更倾向于涌入城市，以求得更大的效益，而加剧了乡村的缺乏与贫瘠。马太效应再次应验。
对于现状，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外部性的消除者、宏观经济的稳定者。在这种宏观经济体制下，十分擅长揽到各种权利对社会问题进行各种修修补补。
为农民提供小额信贷、补偿贷款利息、减免税赋、减免一些生产费用、包括2005年1月24日全国开始推行的免除农业税政策，还有对建立农产品供需、交易信息平台的投入，以及在各类科研机构、高校之中向农业生产方面投入的倾斜。这些措施，运用在个案之中，再看看官方的介绍，确实能起到不同凡响的作用。但是同样不难发现，这些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并不一定是为生产活动付出最多的农民。
按照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每个人、组织都是“经济人”，从事的所有市场活动是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不难得出：
信贷活动可能只是农村信用社或银行完成预定的任务，获得财政利息补贴，员工领取工资以及奖金的一项工作内容。更有甚者，农民并不需要这种发展性的支持，不愿意利用贷款来扩大生产，与此同时还须承担还款压力和更大的经营风险。
减免税费和信息流通的结果不一定是减少了生产和流通成本，增加了农民直接收入，而极有可能是在降低了生产和流通费用的同时，也降低了农产品销售价格而这些措施的收益转嫁给了这些农产品的消费者（当然最大的消费者是城市）。
作为唯一拥有能够扩大资源利用能力的人力资源。农村劳动力在涌入城市的同时。在付出劳动力的同时，确实获得了较高的现金收入。但是他放弃的那部分机会成本，却是很难算清的。
其一，放弃了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可能面临老无所依。大部分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市中无法胜任许多发展性的工作。只能一直付出辛勤劳动换取回报，到老了，体力、身体素质渐渐衰弱就无法再继续胜任这种简单重复低报酬的工作。并且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养老保险在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方面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所以一般只能靠自己的积蓄以及后辈子孙养老。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都甘愿放弃许多培训学习机会。
其二，由于相对城市水平，收入的微薄及城市的高生活成本，还有一些失业、养老等方面的考虑，放弃了分享城市生活的机会。很多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常常处于压抑状态。
还有，放弃了与子女的大部分交流时间。有一部分与子女共同进城的务工人员，也常常因子女入学难问题而把子女送回“空巢”。
既然在城市的生活如此艰辛，何不在家乡保一家温饱，随时享受农村的改变和发展，与家人共享天伦？同样借用“经济人”的假设，那是因为在农村付出同样的劳动获得的收益远远不及在城市中获得的工资报酬减去生活成本再减去各类机会成本的收益。所以才有人呼喊“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面对这种现实，一般的经济政策只能救“急”而救不了“穷”。一系列专门针对农村的社会救助政策自80年代以来没能取得瞩目成就。关键是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由来已久，长期缺乏对资产的控制意愿和对高科技的依赖和追求。
资本代表的不是消费能力，它象征的是对资源的控制力，还有在商品市场的定价、谈判能力。如果由私营有限责任企业来经营农场，从事市场上大部分农产品生产，一方面企业化的经营模式可以弱化城乡经济体制差距，吸引更多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和对产品的定价能力。是农业发展逐渐向“高投入—高生产率—高商品率—高产出—高收入”的良性循环靠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企业间的竞争最终会回到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竞争中。国家之前投入到科研之中的众多资源也就自然而然地被高效利用起来。包括许多政策措施，也将获得更高的实施效果。
当初改革开放，搞活了国内商品市场。现在需要一场更具针对性的改革，搞活城乡间的经济交流，真正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当大环境健康开始发展，那国民经济就不需要用虚高的房价、随时可能失控的金融市场或者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来维系了。
20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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