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白论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_论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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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富县县委党校2003年——2010年获奖论文汇编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
白淑梅高三有
内容提要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这一科学理论体现在“邓选”三卷的许多篇目中，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对邓小平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证明它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今天我们认真学习、细心体会研究这一理论，可以明确其至少在四个方面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论述；二是科学地阐述了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的统一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观点；四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仿效苏联模式，把计划经济体制移植到中国来，使建国初期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计划经济的缺陷也逐步表现出来。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得到坚持。随着57年的整风之后，使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特别是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的路线。从此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指导思想开始形成。由于片面强调高速度，脱离了中国实际，导致了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中的失误。58年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发生严
重困难，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苦之中。1960年9月国民经济不得不实行调整。经过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战胜了暂时困难。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导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走了许多坎坷弯路，文化革命十年浩劫，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各项工作仍在曲折徘徊中艰难前进。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史才发生了伟大的转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才初步开创。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就已觉察到经济改革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1982年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沿海建立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格局全面铺开。1985年邓小平同志经过反复思考研究，在《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等文章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
是邓小平同志对传统的经济理论以重大突破并给之以创新，使中国经济建设走上正轨，不断的取得重大成就。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学说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自诞生也有八十多年了。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到底是什么？历来解释不一。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通常是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三者并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一些人也往往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述中摘引一些语录来证实这种观点。虽然这些摘引不一定与伟人们的原意相符，但至少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一直缺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简明而科学的概括
和界定。以至造成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混乱。在《邓选》（三卷）中，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简明概括和科学界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抓住了本质，而把非本质的东西排除在社会主义定义之外了。
从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概括中，我们首先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三点：
第一、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剥削，消除贫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富民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这条路我们绝不能放弃。从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意义上说，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只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保证，而计划经济则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在《邓选》中，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企业的发展，但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他还说，“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深刻批评了有些同志“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说“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邓小平同志同时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分配理论，这就是共同富裕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富起来，而不是两极分化。让一部分地区、企业、个人先富起来后，带动其他贫穷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邓小平同志以为它们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坚持市场经济手段论。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是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传统理论的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创新。
第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敢于触及前人不曾论述或不曾考虑的这一关键问题，紧紧把握住“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从而使其他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解答。比如说，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强调解放思想？因为旧的思想模式和习惯势力阻挠了政策开放，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理论中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才能懂得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的伟大实践意义。他在《邓选》（三卷）中创造性地提出生产力根本论，是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依据。因为“生产力不断发展才能达到共产主义”。
第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是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标准。邓小平同志认为对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中的是与非，要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判断，判断的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他明确指出，姓“社”还是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充分突出了生产力标准。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社会上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恰恰忽略了社会主义这一本质，把非本质的东西当作本质而坚持不放，结果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实现，名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则削弱了社会主义。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的论述 根据马、恩、列、毛的论述，革命是指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革命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未作过详细论述。这是不全面的。在一段时期内，包括原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错误地把阶段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以至于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遭到了不少的损失。邓小平同志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具体表现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提出了解放生产力问题，即，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反复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形成了邓小平的“改革是必由之路论”。
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论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一定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假定忽视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一切墨守成规，那就不仅会使社会主义难以继续前进，难以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而且会使社会主义失去活力，失去吸引力，最终丧失了社会主义。
在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我们对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理论上这一创新的意义就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要抓住时机进行改革，不能错过改革的时机，如果不改革或者不抓紧时机进行改革，那么最后将丢掉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致力于改革，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下不断发挥出来，人民生活越过越好，他们才会接受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维护，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前进。因此可以把这个道理作以下表述：不改体制，失去制度，改革体制，就维护了制度。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经济发展时曾经说：“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现代化建设可以搞得较快较好。这就是说，只要抓住时机，改革体制不仅可以保住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可以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有成效，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得更好，发展得更快”。
从这里还可以体会到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左”和“右”都会葬送社会主义的道理。什么是“右”，“右”不只是改体制，要害是要改掉制度。“左”，连体制都不愿改，或者不愿意真正改，而是照计划经济的老路走下去，最终
只能是连制度也保不住。为什么“左”是主要干扰，就是因为多年来在理论上所灌输的就是旧体制的那一套东西，使人们在“左”的言辞的迷惑下不去抓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把精力集中在阶级斗争上，把劲用在无休无止的争论上而贻误建设大计。因此“左”的迷惑性是不可低估的。改革开放25年来，我们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求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完全证明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是必由之路”的论断是正确的。
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速度与效益统一
在经济发展中必须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的论述，在前人的经济著作中已多次提到过。然而与前人不同有是小平同志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从而把速度与效益的理论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是把加快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同国际形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就为中国加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如果一再错过机会，那就会继续拉大我们同世界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同其它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是邓小平同志在谈到速度问题时，把发展速度同社会稳定，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销，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又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些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五，百分之四，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正因为邓小平同志把发展速度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所以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又有什么优越性呢？”。
三是邓小平同志在谈到速度与效益问题时，是把速度、效益、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仍然束缚着生产力，就不会有速度和效益；没有开放，不去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不吸收外国的先进设备也不会有更高的速度和良好的效益。特别重要的是，要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就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小平同志一再提醒，不能象1958年那样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一哄而起，什么效益也没有，即使速度上去了，但很快又掉下来。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改革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旧体制，各级政府只抓产值，不注意销路，只抓速度，不注意效益，只抓高指标的完成，不管成本多大，代价多高，那么必然出现产业结构失调，瓶颈制约严重，效益下降给国民经济带来危害。计划经济体制下，速度不能真正上去，无论微观经济效益，宏观经济效益都会下降。可见，只有通过经济改革，速度和效益才能统一起来。小平同志曾经多次以农村改革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指出一旦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就丰富了，农民收入也提高了，速度和效益也就同时增长了。小平同志还在政企分开、转换政府职能、企业联合、理顺价格、发展金融，“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举办乡镇企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建立经济特区，建立保障体系等方面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这些论述表明，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真正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在效益增长的同时提高发展速度。
四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这也是一个新问题。以前人们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会有波动，或者认为经济波动只是由于政策不当或工作失误造成的；更重要的，把波动看得过重，总想求稳，哪怕以低发展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小平同志在考察速度与效益统一问题时指出：不要单纯求稳而忽视发展速度。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总是有起有落在波浪中前进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留下了产业结构不协调，市场不发育等诸多问题，要把经济搞上去，怎么可能四平八稳？只要宏观上大体控制住，不是大起大落，有点波动算不了什么。许多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单纯求稳而忽视发展，现实存在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
总之，结合新的国际形势来说明抓机遇的必要性，把速度问题同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对速度、效益同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充分论述，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的科学分析，都是小平同志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益统一问题上的创见，这对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物质精神一起抓理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保证。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论述和创新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加充实，更加完整，这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关系的分析：
1、关于社会主义稳定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小平同志总结了多年来国际国内的经验，指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社会不稳定，什么经济建设也无法进行，人民生活水平只会下降，不可能提高。因此，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当然经济发展是需要资源的，例如资金、人才、技术、自然资源等等。但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这些资源，而在于有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便组织这些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发掘潜在的资源，引进外面的资源。假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已有的资源也会流失或者遭到破坏，而无法被利用，资源再多也无济于事。这正是以往在研究经济发展时很容易被忽视之处。
2、关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小平同志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两种文明一起抓，既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这是因为一个缺少精神文明的社会，不管经济发展程度多么高，物质产品多么丰富，那只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病态的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要求达到的境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应当体现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而生活质量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它包括物质产品的丰裕，社会风气的良好，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环境的舒适，犯罪率的降低，人们文化教育程度的增长等等。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物质与精神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3、关于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的关系。过去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通常是在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不完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对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及其对加快发展生产力的意义认识不足。小平同志总结了国际国内的教训，尤其是中国在“*”期间的教训，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抓民主法制建设。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不完善，那么计划经济很容易转变为“权力经济”、“审批经济”，经济建设项目也很容易转变为“长官意志项目”，结果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资源被流失浪费，效益下降，使生产力不能迅速发展，甚至滋生腐败现象。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注重法制的经济体制，也是充分发扬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民主的发扬不仅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而且有利于加强经济工作的监督，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得更好。法制的健全与完善，不仅促进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化，促进市场秩序的正常化，而且也把政府的经济行为，包括宏观调控纳入法制的轨道，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就可以避免出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上那种凭长官意志作决策，违背科学，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造成的大起大落、大浪费、大折腾等现象。
4、关于经济建设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就。在这里，特别应该认识到，党的领导既体现于党的基本路线或为一切经济工作的指导，又体现于党的各级机构，全体党员都应该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而努力。国内国外某些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其中一个最普遍的揣测是：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必定会在政治领域内引起重大的变化，于是中国社会的性质会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将取代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发展趋势。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从小平同志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是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把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领导他们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保险箱中的，不要以为只要发展经济就万事大吉，从此高枕无忧了，其实并非如此，如果党不注重自身的建设，党的战斗力削弱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消失了，那么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是没有可能出现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种局面的。这是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苏联东欧的剧变引起我们深刻思考的迫切问题。小平同志根据新的形势对经济建设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使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通过以上四种关系的分析，使我们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要稳定大局，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不断加强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四个现代化。
综上所述，四个方面的创新，是邓小平同志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依据。这一科学理论体现在《邓选》三卷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细心体会、钻研就一定会理解它。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对邓小平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证明它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理论是强大的思想武器，科学的理论将正确指导社会实践，改变现实世界，推动历史前进。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已经并且必将不断被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实。
（获陕西省省委党校系统第十八次理论研讨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