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治理主体从乡镇干部到乡村精英_村庄精英与村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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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治理主体从乡镇干部到乡村精英

李万忠

“现在村干部根本不听我们驻村干部的了，你（指乡镇干部）多管一点村里的事，他们（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就不高兴。”驻村乡镇干部们说。从1980年代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前，驻村乡镇干部是村庄治理主体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而现在仅仅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取消农业税后，村庄治理主体很快演变成乡村精英。这标志着乡镇的行政权力从村庄治理中大步退出，乡村地方势力的权力日益增大，其代表人物——乡村精英不仅是村庄治理的主体，而且其影响也正在不断延伸到整个乡镇区域内，他们也许将成为未来乡镇区域内的治理主体。

为什么“农业税费时代”村庄治理的主体是乡镇干部？

一是从1983年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时期，向农民收粮、收款、计划生育是乡镇政府也是乡镇干部的三大主要任务。这个时期农民不富裕，向农民征收税费是件比较困难的事。这类得罪人的差事，世世代代生活在此的村干部是不愿做的。在此种情况下，村干部甘愿当配角，于是乡镇干部成了治村主体。同时驻村乡镇干部要负责完成收粮、收款的任务，也必须成为治村主体，这样就能够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来完成任务。如发放民政救济钱物与收粮、收款结合起来，村民参军、办结婚证、办各种证件都得先过驻村干部这一关。

二是当时村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村委会干部本来应该由村民选举，可那时的选举还不太规范，由谁当村干部主要取决于乡镇党委意图，也就是说其权力实际来源于乡镇党委、政府授权。为了开展工作，乡镇党委非常注重选用能与自己保持一致的村干部。这样的村干部一般会听命于驻村乡镇干部，驻村乡镇干部自然也就成为了治村主体。

为什么后农业税时期乡村精英能够成为治村主体？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干部减少了与村民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加之当前的村委会选举是一种竞争性选举，选举法规有严格规定，乡镇党委、政府不能操纵，也不好再为自己寻找那种代理人一类的村干部。这为有政治欲望的乡村精英进入村级政治舞台提供了制度性的通道。各种实力人物（包括宗族家族势力、灰色势力、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纷纷通过竞争性选举登上村级政治舞台。此外，虽然村党支部书记的任命权还在乡镇党委手中，但也得综合考虑任命有实力的村民党员当村党支部书记，不然，即使有乡镇党委支持，一般村民党员也当不成。因此，现在无论村委会还是村党支部的负责人大都是地方权威人士，这样一来乡村精英就成为了村庄治理主体。

为什么后农业税时期乡村精英非常渴望当村干部，掌控村庄呢？

政治因素：一是取消农业税以后，村干部工作量减少，不像以前那样得罪人了。现在村干部的任务主要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如修路等公共事务，这些工作村民支持，又可以获得好名声。二是现在推行村民自治，乡镇行政权力大幅度退出村庄，村干部对村里的事务有了决定权。部分村干部同时还是乡镇、县、市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有了这层身份，也就能更多地参与当地政治。三是现在农村社会情况复杂，乡镇的各项工作必须得到村干部支持才能正常开展，乡镇领导在很多事情上都会给村干部面子，以换取他们对乡镇工作的支持。现在的村干部备受乡镇党委、政府重视，可以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在乡镇党委书记心目中的地位不低于副乡（镇）长，这样就提高了村干部在村民中的权威。这为乡村精英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经济利益：一是村干部工资待遇大为提高。县里发一份工资，有的村里还会发一份工资，数额的多少根据村集体经济强弱决定。二是有调控村级资源的权力。当上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也就拥有了支配村内资源的权力，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不少乡村精英也是经济能人，有自己的经济实体，当上村干部，在与乡镇、县市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时更方便，也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乡村精英治村的利与弊

乡村精英，是指那些有政治头脑、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交际圈广、在村子里有一定势力（也就是有一定数量的铁杆支持者）、热心村里的公共事务、在村庄乃至乡域内有一定威信的人。从正面意义上来讲，如果他们与乡镇党委、政府合作，能帮乡镇政府解决不少棘手的问题；从负面意义上来讲，他们有能量给乡镇政府制造麻烦，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弄复杂。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幕后大都有他们的影子。

乡村精英治村的好处：

一是改变了农业税时代乡镇党委、政府与村党支部、村委会之间那种“命令——服从”的乡村关系，但没有形成“法治——遵守”的模式，而是形成了符合农村政治经济现状的“协商——合作”的新乡村关系（具体体现在乡镇主要领导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之间的关系）。

乡镇党委、政府面对乡村精英型村干部，以前那种科层制的“命令——服从”已经不灵了。现在村委主任等村委会成员的权力来源于选民的选举而非乡镇党委的授予。村党支部书记虽然还是乡镇党委任命，但必须先在村党支部选举中选上党支部委员才有机会，其权力可以说更多来自农村党员的选举。谁授权，对谁负责这条基本的政治运行规则在这里同样适用。因此，乡村精英在接受乡镇党委、政府安排工作时会更多地考虑村庄与村民的利益，不再像原来农业税时代村干部事事无条件服从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现在乡镇领导的话不再是不可违抗的，摒弃了原来那种唯上是从的弊端。现在村里的钱大多数乡镇无法管到，甚至无法监督。虽然推行村财乡管，但那只是形式而已。因此，现在乡镇党委、政府只有采用政治上关怀、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协商的办法，注重听取村干部的意见，以协商的方式让村干部接受乡里布置的工作，才能获得村干部的支持，从而形成“协商——合作”的新乡村关系。

二是乡村精英比乡镇干部有更多的治村资源、更好的群众基础、更熟悉情况。乡镇干部治村主要靠乡镇党委、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力，而乡村精英除行政权外，还可以利用村集体经济支配权也就是财权，调控村级资源权，宗族、家族、亲朋好友等熟人社会的种种资源进行治理。一项工作也许乡镇干部要动用行政权力强

制执行才能办成，而乡村精英可能几句话就能搞定。毕竟是熟人社会，抬头不见低头见，村民今后还有用得着乡村精英的地方。乡村精英作为本村人，比乡镇干部在熟悉村情方面有天然的优势。

三是乡村经济精英在发展村级经济方面确实比乡镇干部有利。这是因为经济精英本身经营成功，在村民中有威信，推动经济发展有独到的优势。2008年，笔者所在的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鲁塘镇新屋背村，经济能人夏明益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根据本地优势动员村民养鱼。在发展之初，村民顾虑重重，但通过他本人说服并带头投资，进展得很顺利。

乡村精英治村的弊端：

一是乡村精英治村后乡镇党委、政府在村庄治理中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在一些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事件中控制力大为减弱。平常的工作都是通过村干部，乡镇干部与村民之间隔着村干部这一层关系，结果与村民是互不熟悉，使得驻村乡镇干部失去了在村民中的直接影响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难以直接向村民做工作，不得不求助于村干部。村干部因此身价倍增，不少人借此向乡镇主要领导提出种种有理或者无理的要求，以谋取村庄或个人的利益。这一点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尤为明显。可以说，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幕后都有在任村干部及乡村精英的影子。但是，乡镇干部明知道这种情况，却不得不求助于他们去平息事件，对策划这些事件的乡村精英本人却无可奈何，表面上还得尊重。

二是对乡村精英治村缺乏有效监督。目前很多农村还无法做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四个民主”，尤其在村级财务管理、村内资源调控方面，由于乡村精英对利益的追求而难以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当前的村集体经济是乡镇干部管不到，普通村民管不了。虽然说是集体财产，实际上是几个主要村干部说了算，普通老百姓无权参与，资金使用过程无人监督，集体经济成了村干部经济。

三是乡村精英治村导致一个村庄长期处于一个或者几个家族（宗族）的控制之下，这些家族缺乏优秀人才时，宁愿推出德才都差的人出任村干部，也不愿别的家族的人上任，结果出现“劣绅”治村现象。当然“劣绅”并不是那种一看就

面目可憎的人，他们在乡镇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面前，多数时候表现得很好，非常注意融洽与领导的关系，在村民面前也有其伪善的一面，只有面对重大利益时才会显示出“青面獠牙”的一面。非局中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

怎样应对乡村精英治村？

在乡村精英治村的过程中，乡镇党委、政府应该起到指导、支持和保障作用。一是严把村干部的入口关，保证让合格的乡村精英也就是“良绅”出任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是村庄治理的第一把手，乡镇党委要对村党支部书记人选认真考察，掌握好选举。严格按照有关选举法律法规，规范村委会选举，严把候选人资格审查关，严厉打击贿选等不良行为，阻止乡村灰色、黑恶势力也就是 “劣绅”登上村级政治舞台。

二是驻村乡镇干部要监督乡村精英治村过程，制约乡村精英治村的负面作用。由于普通村民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乡村精英抗衡，尤其在村级财务上，靠老百姓自己监督村干部比较难，这就需要驻村乡镇干部形成监督团，以保证多数村民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然而这要赋予乡镇干部及监督团相应的权力。

三是政治上领导好、业务上指导好、社会秩序保障好。乡镇党委要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保证村庄治理在大政方针上与党保持一致，确保党的农村政策在乡村广泛实施。乡镇政府要对农业生产等工作进行指导，开展村干部教育活动，提高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同时对乡村黑恶势力、地痞地霸依法进行打击，保障村庄治理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