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与当代启示(宁波会议)_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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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吴 光
【内容提要】本文从王阳明在上世纪到本世纪的两种不同命运谈起，具体阐述了阳明学的内涵定位以及阳明学的理论结构、基本精神，并结合矫正时代弊端阐述了阳明学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阳明良知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亲民。
【作者简介】吴光，浙江淳安人。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等职。
【以下正文】
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而对儒学的理论贡献尤其卓著。其学远承孟子，近继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近年以来，由于最高领导的重视与提倡，阳明学似乎成了“显学”，然而，对于阳明学的学术定位、理论结构、根本精神及其当代意义等问题，仍存在诸多分歧。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简略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小引：从挨骂到受赞——王阳明在当代的命运转变
回顾上世纪80至90年代（1986—1995），国际著名阳明学家、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先生（1908－2004）先后组织了七次王阳明遗迹考察活动，对浙江、贵州、广西、广东、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及上海“八省一市”的王阳明遗迹进行了系统考察，可以说是当代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的一大创举。我有幸参与了其中四次考察。其首次考察之旅，是在1986年7-8月，考察了江、浙两省的王阳明遗迹。浙江境内到了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当时，经过长期对王阳明及其思想的批判否定，学术界对王阳明的研究刚刚复苏，甚至心有余悸，民间老百姓对王阳明不是无知便是误解，政府官员则对王阳明抱着观望存疑、模棱两可的态度。那个时候，有三顶大帽子扣在王阳明头上，即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当时，我陪同冈田先生到绍兴，接待我们的是绍兴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我们问：“知道王阳明吗？”回答说：“不知道。”我说：“他的名字叫王守仁。墓地在绍兴。”回答说：“这里倒是有个明代文学家王思任，是不是他？”可见当时普通老百姓对王阳明的疏离与无知。后来我们是通过绍兴县文物局（文管会）才找到王阳明墓址的。时移世异，30年后的今天，绍兴的老百姓，对王阳明几乎是家喻户晓。过去扣在王阳明头上的帽子被摘掉了。就连习近平总书记都说“王阳明既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这是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观念起了变化。过去是批儒反孔骂阳明的时代，现在是崇儒、尊孔、敬阳明的时代了。王阳明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命运也随着时代思潮的转化从挨骂变为受赞，其道德文章也就受到普遍的重视、传播与发扬光大。
①
一、阳明学的学术定位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也是孔、孟、朱熹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儒家思想家与教育家。他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浙江余姚，死于江西南安，葬于绍兴兰亭。他身前屡受毁谤，所谓“功髙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黄绾评语）者也，甚至被褫夺了“新建伯”封爵。死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获得“平反”，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
王阳明文武双全。他在学术上建立了独具风格的思想学说，创立了遍布全国的阳明学派（《明儒学案》记载了王门七派：浙中、江右、泰州、北方、楚中、闽越、南中。今人张新民又考定“黔中王门”可立一派）。他有四大事功：一是平定了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四省交界地区的寇乱和广西思恩、田州少数民族土司的武装叛乱；二是平定了明朝宁王朱宸濠的宗室叛乱；三是在平乱之后，奏请朝廷设立了福建平和县、广东和平县、江西崇义县三个新县，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四是在贵州、江西、浙江、南京等地聚徒讲学、兴办教育，促进了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王阳明被尊称为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者。
王阳明的学说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在当代仍有其普遍性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其学被称为王学、阳明学、阳明心学等等。那么，我们在当代，应该对王阳明的学说如何定位？我认为，所谓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形成于明代中叶、兴盛于明末、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之学。这个良知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心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和陆九渊、陈白沙、湛甘泉心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良知”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心学。
二、阳明良知学的理论结构
关于阳明学的理论结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概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不一。主要有三种概括：一种认为其思想结构包含知行合一、亲民论、致良知三大门类 ① 参见习近平：《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与师生的谈话》（2011年5月9日）。（黄绾等）；一种认为其思想包括“心即理”论、“知行合一”论、“致良知”论（陈来、钱明、余怀彦等），一种认为包含良知本体论、“致良知”方法论、”知行合一”实践论、“亲亲仁民的”民本论等四大部分。本人持后一种说法，兹论述如下：
一是良知本体论。
学者通常以主张“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陆九渊为“心本体论”，故称象山心学。王阳明也多次肯定“心即理”的命题（见《传习录》），但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如答徐爱问题时说：“‘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徳’到‘至精至一’处便是。”，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㑹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隠，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观点。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简言之，良知既是知识智慧，又是道德自觉，而从根本上讲是道德自觉，是德性本体。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自然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这就叫“致良知”。
王阳明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的《咏良知》诗说：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王阳明又说：
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这说明，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三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陆九渊：《象山集》巻二，《与吴显仲书》。
王阳明：《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一，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简体字本，第2页（以下简称上古本）。
③ 同上，第6页。④ 同上，第24页。⑤ 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二，上古本，第39页。⑥ 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见《王阳明全集》中册卷二十，上古本，第652～653页。⑦ 王阳明：《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三，上古简体字本，第96页。⑧ 王阳明：《又与克璋太叔书》，见《王阳明全集》中册卷二十六，上古本，第818页。②①
①②
③④
⑤
⑥
⑦
⑧ 王阳明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所以，王阳明的良知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
四是“亲亲仁民”的“民本”论。这是王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已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 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这明显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
③
②
①
三、阳明学的根本精神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明代理学的根本精神在阳明，而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第一是道德自觉精神。“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良知”就是阳明学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自信、道德自觉。这正是阳明良知学的根本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修订。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恢复到“在亲民”。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种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正是体现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
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与佛老不同质，但他很想折衷朱陆，会通佛老。他会通朱陆之论见于其《答徐成之》一书论朱陆异同是非之辨，及其所编《朱子晚年定论》。其《答徐成之》曰：
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晦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引《传习录》语，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黃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增订版，第222页。
② 王阳明：《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一，上古本，第12页。③ 同上卷，第2页。①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已之道，其功亦宁得而尽诬之！在这篇书函中，王阳明批评了学者以为陆象山偏于尊德性而失于道问学、以为朱子长于道问学而失于尊德性的片面性，而认为无论象山还是朱子，都是既尊德性又重道问学的，这确实显示了王阳明折衷朱陆的主观意图。而王阳明兼容佛老则见之于与弟子张元冲的论学语录。张元冲说：“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王阳明回答说：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王阳明虽不赞同“兼取”之说，但却是认为儒学是兼容佛老的。他认为儒家圣学与佛老之别在于，圣学取其全而佛老取其偏，圣学总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佛老只管了修身养性的小道理，但“儒、佛、老、庄皆吾之用”，儒佛道三教本来兼容互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王阳明这种折衷会通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是应当大力发扬的。
第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致良知”，重点是放在“行”上。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这个工夫就是“致良知”。黄宗羲解说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时说：
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愼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经过黄宗羲的解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了。这正是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
概言之，阳明学的真精神就是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自觉精神，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包容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精神。
③
②
①
四、阳明学的当代启示
我们可以从阳明学的根本精神体会阳明学的当代启示，其要有四：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当今社会存在着极端功利主义倾向。当政者一味追求高速发展，以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企业家一心追求利润财富，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开发。结果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危害人民的生存条件（在我看来，各大 ①② 王阳明：《答徐成之》，见《王阳明全集》中册卷二十一，上古本，第667～668页。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下册卷三十五，上古本，第1059页。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序》，见《黃宗羲全集》第七册，第197页。中城市的经常性雾霾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应该明白，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正确的，但当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中国进入和平崛起新阶段以后，我们就应该强调“适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了。政府要更重视全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多提倡一点“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提倡有节制地适度发展，提倡“多元和谐”发展观。所谓生态文明，不要仅仅理解为自然生态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我们要大声疾呼当政者确立“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像王阳明教导的那样“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发展观，抛弃昧着良心求“发展”的虚荣心态。
第二，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在当今社会中尤其显得重要。儒学传统历来强调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王阳明的良知心学高扬主体精神，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思潮。黄宗羲在王阳明“亲民”思想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既揭露批判了两千年君主专制的危害性，同时也确立了“民为主宰，君为客卿”的新民本思想，较之孟子、王阳明的民本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充分肯定人民的主体作用，坚持民为主宰的民主精神。王阳明、黄宗羲的“亲民”、“民主”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民主仁政的治理模式是有借鉴作用的。
第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现在学术界比较活跃，有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也有主张全盘东化的国粹主义派，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甚至还说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纪”。我是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中国世纪”论的。而主张多元和谐文化观与多元和谐发展观，这也是从孔子“和而不同”、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启示的思想观点。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现在我们有不少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知”与“行”完全脱节，台面上高喊廉政，暗地里贪污腐化。浙江杭州有个“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市长，四川雅安有个“徐三多”书记，甚至连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与中国政协副主席，都成了贪腐成性的大贪官，真是令人震惊与深恶痛绝。他们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不知天理良心为何物，结果是身败名裂，遭到应有的惩罚。但他们的罪恶行径，极大地破坏了党政军的形象与权威，使得执政者失去民众信任，招致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知良知”、“行良知”、提倡“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使我们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真正“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
习近平总书记的2011贵州行，在贵州大学强调王阳明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精神，指出“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号召大家“学习王阳明，敬重王阳明”，值得 ①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黃宗羲全集》第一册，浙古本，第1页。我们深思体悟，付诸实践。总书记的2013曲阜行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突出强调了以德兴国、以德立人的道德自觉，如此等等，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对阳明学真精神的正确把握，同时也具体指明了阳明学的现代意义与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言，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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