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透视中国文化_中国文化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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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看中国文化
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孔子》受到了各种不同的褒贬之议，电影主要情节是描写他51岁出任中都宰一直到其73岁病逝这段经历，并挑选了最有戏剧性的隳三都、周游列国、子见南子、陈蔡被围、孔子回国以及韦编三绝等重要经历进行改编。影片中虽然注重孔子在仕途方面的经历，但还是大致真实地遵循了《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一生的描述。影片中向我们重现了德才兼备的孔子坎坷的仕途之路和不得志而一生流浪的生活。
当然影视作品毕竟作为人们消遣的一种方式，为了达到大众化和引起观众的兴趣的目的，影片中大量添加了许多战争场面和勾心斗角的利益斗争，甚至夸大或改写某些故事情节，我觉得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例如齐鲁峡谷会盟，影片中注重展现了孔子过人军事谋略和才能，这与《史记·孔子世家》略有不同，据里面记载：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可见，孔子是凭借着君子之道令齐景公恐惧和折服了，使齐景公自愿归还汶上三城以此道歉。
而电影中主要是通过孔子精密的军事策略和外交手段保证了会盟的胜利结束和讨回了汶上三城。还有对于一些虚构的情节如颜回之死，我们或许不应该去追究其虚假性，而应该把它作为影视作品在原著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当然影视作品中很多细节与历史记载略有出入，无论怎样，这些误点、瑕疵也难以否定这部电影的内在价值。作为观众的我们，我们应该看到电影中更深沉的文化内涵，去挖掘电影中努力给我们呈现的孔子的主张和精神魅力，让我们在孔子带领下重新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一、中国的 “礼”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礼仪文化丰富而又深奥。在这里，孔子将“礼”作为一种社会准则来教导人们，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无论是电影里还是在《史记·孔子世家》里面，我们都感到中国 “礼”文化的深沉内涵，看到孔子在个方面努力去实践“礼”这种文化。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即他儿时经常把祭祀时盛放祭品所用的方型、圆形器皿摆设出来, 模仿成人磕头习礼，这说明孔子在儿时就对 “礼”有一种喜爱和重视。无论是执政，或是自身修养上，还是与家人朋友相处，孔子始终主张以“礼”为核心。
在影片中，鲁定公向他问政时，他说到：“齐国的老百姓不犯法，是因为他们害怕刑罚，如果人们不犯法，是因为他们讲礼仪，知廉耻，有品格，那不是更好么？”这里正是对《论语为政篇第二》中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阐述。我们还可以看到电影中孔子每次进朝的跪拜礼仪都是严肃认真的，这正是孔子自己将“礼”作为自己的准则认真实践着。
对待君臣关系时，正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论语·八佾篇第三》中“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说明君臣必须按照一定的礼仪制度来处理，也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各自按照应有之道去做，都要符合角色要求和规范。
在自身修养方面，提到要“克己复礼”才能达到仁的地步，正如《论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第十二》）也就是说约束自身, 使言行合乎礼, 就是仁，一旦能做到这一点, 天下就归依于仁。以礼作为行为的准则, 不能有半点含糊, 他认为不掌握礼仪, 很难做事合理,行为得体。这表明了“礼”成为孔子的仁的重要体现和前提，正如他说的：“不学礼, 无以立”。这也作为他教导学生时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要求。
在对待父母上，《论语 为政篇第二》提到：“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侍奉他以规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如果他死了，我们则在埋葬他时也按照规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在举行祭奠的仪式时也遵照祭祀仪式规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行了。
当然，我这里谈到的也只是礼的一部分，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我只能在其中一支文化来分析这种礼文化而已。当然，在孔子对礼的发展和继承的基础下，各朝代对 “礼”也都非常的重视。例如，孔子向齐景公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八字方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汉代时儒家学派代表董仲舒借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提出“三纲五常”，促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并成为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影响深远。
二、中国的 “孝”文化
国学大师钱穆曾经说过：“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从古到今，孝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在《尔雅·释训》中说：“善事父母为孝”。孔子则是对西周以来的孝道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孔子以自己为准则，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孔子母亲去世，他先将灵柩停放在五父之衢，这是出于孔子谨慎从事的考虑。陬邑人挽父的母亲告诉孔子其父的墓址，这之后孔子才将母亲灵柩送往防山合葬。从孔子葬母这件事情我们能看到孔子是一个严格遵守孝道的人。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主张孝，并将孝作为评价一个人品德的根本所在，也是仁之本。在怎样孝敬父母时，《为政篇第二》中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里仁篇第四》中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父母在的时候要好好照顾父母，即父母在的时候要恭敬的奉养，更加不应该远游，死后也要按照礼节来安葬和祭祀。孔子对“孝”的规定，不仅包括“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而且还包括“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劝谏和帮助父母发现和改正缺点错误。
《学而篇第一》中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里说明了孝的重要性。《为政篇第二》中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如果养活父母没有诚敬之心，那么和养活动物义能有什么区别呢?孔子主张孝是做人的根本前提，也是实现仁的基础所在。孔子的这种把父母之意愿、奉养视为高于一切，然后将家庭之孝推及社会，从而达到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千百年来一直被中国孝文化所视为的最高品质和精神。
孟子也对孝进行了发展和补充，孟子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强调“事亲，事之本也”。孔孟对于孝的含义更加加深了，也为后世的孝道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盛行，孝道也理当成为教化民众的内容之一，孝道成为统治者治国安民的重要手段。“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系统化，理论化。汉代许多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孝文帝，孝武帝等都是受孝道影响的结果。同时，西汉首创“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将孝道与取得功名利禄紧密联系起来。“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直为后世所沿袭，直到清代。汉代出现了很多孝子，例如孝女曹娥和缇萦，他们分别被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和《汉书·刑法志》中，他们的孝都为后世所赞叹。直到元明清的时候，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他们进一步将孝道作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元代郭居敬编著的《二十四孝》，成为当时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它也是统治者维护礼教秩序的工具。随着专制的需要，愚孝思想极度地泛滥和膨胀，也使孝道畸形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好的现象。正如鲁迅评论《二十四孝图》说道：“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这就是后来孝道畸形发展的表现和结果。总的来说，孔子宣扬的伦理观内涵丰富多样，而礼和孝只是其中之一。就孔子伦理思想而言．其内在的核心目标是将孝和礼作为评价一个人品德修养高低的基础，从而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对于“仁”的追求，要通过礼和孝来“教化”人民，使人达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的崇高境界，从而达到“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世家》）的和谐天国。
三、天命思想
天命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和西周。据《尚书·召诰》记载：“有夏服天命”。《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说夏代尊天命，即是说夏王朝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万民的。因此，天命思想在夏代就有了，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有神论的宗教思想。
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却渗透着一种天命思想，无论是电影中还是在《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中，都展现了孔子在潜意识中的一种天命思想。这也许是归结于古代道德根源的唯心主义色彩吧。
《孔子世家》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困于匡地的时候，他说道：“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就是上天打算毁灭这周朝文化，我这个后来人便不应该掌握周朝的文化。上天不想毁灭周朝的文化啊，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当宋国司马桓魋想拔掉大树来杀死孔子时，他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即上天把德行降生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当子路责怪孔子不应该见南子时，他否认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虽然是一种发誓诅咒，但不乏有主宰在天之思想观念。当颜回死后，他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因为当心爱的学生比自己早死后，内心极度痛苦，这难道不是上天要亡他么？孔子这样指责上天。
在《论语》中，《八佾》孔子回答卫灵公的大臣王孙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得罪了上天，连祈祷也没有用的啊！《子罕》孔子批评子路时：“吾谁欺？欺天乎？”《宪问》当公伯僚诋毁子路时，孔子说：“道之將行也与，命也；道之將废也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意思即我的道德理想將会施行，那是天命決定的；我的道德理想將会被废弃，那也是天命決定的，公伯僚能把天命怎么样呢！他认为“道”是否行得通，都是由命来决定的，这是人们阻碍不了的。这里可看出孔子将天命看得如此重要。
孔子在《季氏》里提出了“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尧曰》里说道：“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这里面，显然是要被统治者安于自己的地位，服从统治，要尊天命。可见，孔子重视天命的程度是多么的深。他还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认为“道”是否行得通，都是由命来决定的，这是人们阻碍不了的。可以这么说，孔子是维护传统的天命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西汉中期以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建立了一套所谓的“天人感应”说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体系。他主张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皇帝受命于天，体现天的统治权力，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董仲舒还认为，天和人具有相同的气质和情感，因此，天人之间可以感应，达到他所说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可见董仲舒将天命思想被定格到了一种神圣的地步，也被专制统治者用来教化人民的一种工具。
在宋元明清时期，天命思想则发展为一种哲学范畴。在后期封建社会的危机中，程朱理学出现是为了维护地主阶段的永恒统治的思想工具，也是为日益加强的君主专制而制造的一个理论。从理学思想的来源来说，它是儒家孔子、孟子以来唯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程颢和程颐则将天理强调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们认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天下只有一个理”。这个天理被二程说成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东西，它不仅是自然界，而且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理存在于人和世界万物之中，是无所不在的。理或天理就是天命，体现于人的心、性中，因此天与人事之间就有“感应”。这样天命思想彻底地被改造为一个思想统治工具。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进程，无论是礼、孝、天命这些伦理观，还是其他文化思想，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被我们挖掘和发现的同时，也对我们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