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版]_我的大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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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去行政化”

论“大学去行政化”

摘要：“去行政化”实质：治学与治校分开，教授治学，校长治校。提高学术权力地位，降低行政权力地位。政府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去行政化”原因：高校行政化弊端非去不可，重塑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必然要求。“去行政化”途径：教育制度改革，政府尊重并支持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与社会改变心态，重拾大学精神。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原因，途径，大学精神

记得大一时有次老乡会想组织个小聚会，去申请个教室，必须填各种表，找各种负责人签名；不胜其烦，最后直接在教室黑板上写道“今晚几点有班会”，最后也如愿举行了聚会，但对学校制度的繁琐与“严格”深有不解。大二了，选学了 “大学理念与文化”，终于知道这并不是学校制度多么的严格优越，只是大学里“行政化”太严重了而已。

何为大学“行政化”？百度百科指出：“所谓‘高校行政化’，主要是指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滥用，即把高校作为完全的行政机关来管理，而忽视了高校作为学术机构的特殊性，其实质是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过度干涉，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界不清。”当你需要借用学院的器材或实验室时，你必须填各种表，找各种负责人签名；当你有问题想和老师共同探讨时，老师以各种开会作为理由推辞；当你坐在偌大的教室时，人多嘈杂的环境让你听不清讲台上老师在讲什么，但更多的时候你对老师讲得不怎么样的课感到越来越感到失望；当一个个教授为了一个处级职位争先恐后时„„相信此时的你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大学“行政化”对你深深的伤害，“行政化”在大学里愈演愈烈。

联想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学术丑闻，学术腐败，高校管理人员贪污受贿“下马”，教授抄袭他人论文评职称，甚至有大学校长让他人为自己写博士论文，这一切都让大学这个本应钻研学问不闻窗外事的神圣的地方蒙上了一层阴影。究其原因，就是大学的“行政化”造成的，领导权力过大，监督的乏力必将使个人私欲膨胀，用权力的大棒扫清仕途的障碍，获取不应得的荣誉。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科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1]

综合课堂学习与个人见解，高校“行政化”会造成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资源分配行政化

中央部门掌握着资金、项目分配的权力，为此，大学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

第二，教授地位的弱化

教授本应是大学里地位最高的群体，但现在变了，不管你声望多盛、贡献多大，照样得每年填许多表格，申报一级学科，申报研究基地，申报研究资金••讽刺吧，因为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的数目这关乎领导的政绩。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和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又从何谈起。

第三，学生变得世故化

我身处软件园这一隅，不知学校较大的社团实际世故化程度，但以管窥 豹，可见一斑，就是软件园这么小的地方，也会有勾心斗角。在一次随堂检测中我就写过，现在学生团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不少学生已学会说官话，打官腔。这就是学生会设立的初衷吗，学生会不应是培养干部的“摇篮”，它应该为学生服务，而其成员应该是学生的“公仆”。

大学怎样去行政化呢，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制度的改变就行了，更难的是学生，老师以及这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

首先取消院校等级制，建设“985”大学和“211”大学生是必要的，可以将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多投入一点到这些学校，确保我国有一批高水平、创新型大学，以承担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任，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科技攻关的任务，但没有必要划分为副部级、厅级、副厅级。行政级别高低与高水平大学

建设没有直接关系，反而助长了官本位思想，助长了其它高校为了升等级而在“高、大、全”上下功夫。全国高校只有类型、层次不同，没有等级高低之别，每所高校应是平等的，决不能在政策上、制度上歧视一般高校。现行的高考规定考生按一本、二本、三本、大专顺序填报志愿，用人单位只招聘“985”大学和“211”大学的毕业生。都是将高校分成等级的表现，歧视一般高校和高职高专的表现，应予取消。本学期有节形势与政策讨论课很让我震惊，因为在刚举办的“齐鲁软件大赛”中我们被非重点院校完爆，不管是技能还是创意。然后不只一位同学提出某些非211大学软件专业技能课程太密集，我们985院校不注重这些，等级优越感油然而现，这种意识是要不得的。

其次，恢复教授治学，高校去行政化，但不能去行政管理。去行政化不能理解为把这批优秀学者因为有了一个职务而从学术活动中排挤。[2]教授治学不是教授治校，教授可以自荐、应聘到各级行政机构任职，以发挥他们的管理才能；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可拥有较大的权限。另外，学校具有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事务工作、服务工作、保障工作，必须有一批专职管理人员来做，不可能都让教授们去做。应发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术方面的优势、在治学方面的作用，而不能让他们陷入具体的行政事务堆里。山东大学前校长徐显明说：“学术委员会所行使的学术公共权力，本质是判断；校长所行使的行政执行权，本质是处理。学术判断追求的是接近真理，行政管理的追求是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这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学术判断应由最懂得学术规律的人做出，而校长并不是最佳人选。”山东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是个好的开始，山东大学随后开展了大部制改革，着力减少行政人员数量，但效果还是不佳，因为校部管理人员减少了，但他们都成了院管理人员。

最后，政府也应尊重高校自主办学权，高校重大人事任免交由校方通过民主选拔决定，而不是由教育部直接任命。今年浙大校友抗议新校长任命决定；组织部在山大青岛校区尚未完成就将徐显明校长调走，引发师生“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感慨。这两件事就揭示了这一问题。而在学校内，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要大胆放手、大力支持校长和行政的工作，确保他们独立自主地行施权力，开展工作。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3]

本学期的最后几节课中，老师带我们领略了西南联大的历史，它存在的时间不长，才8年，但大师云集的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学校行政管理机构简约，校务最初由当时清华大学梅贻琦、北京大学蒋梦麟和南开大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不久后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长期主导校务。从领导到职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工作效率高超。对于不属于职能

部门的临时性重要工作，则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请教授会推荐适宜教授人选，组成各种临时工作委员会主持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体常设机构精干灵活。被推选参加这些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也是兼职不兼薪，没有任何工作津贴，完全是义务工。“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应。”[4]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授能像抗战不胜誓不剃须的闻一多，为女生搬凳子的吴宓，喝茶吟诗泡温泉的钱穆一样，有自己的教育风范与人格魅力：我们的学生永远追求真理，关心民心疾苦，胸怀壮志，我们也就能给“钱学森之问”[5]一个满意的答案了.参考文献：

【1】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致吴敬恒函》

【2】 黄达人.高校“去行政化”会弱化高等教育地位[N].南方日报, 2010-03-

10.【3】 节选自 陈寅格《对科学院的答复》

【4】 霍尔丹勋爵：《大学与国民生活》，伦敦，1912年版，第29页。

【5】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

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