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与城市化的错位（优秀）_城市化对乡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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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与城市化的错位
江宁
摘要：有名无实的城市化开发建设，将“三农”发展蒙上黑纱，前景难明。农民生活难以得到持续保障，乡村共同体凋敝乃至面临瓦解，土地荒芜农业受威胁，“三农”会再次遭遇苦、难、危险的困境。
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商业开发引发的种种社会阵痛，在城市社区方兴未艾。近来，农村社会也遭遇各类搭载“新农村建设”便车、变相谋取土地开发收益的“改 造”与“开发”。表面看来，地方政府基于城市化理论设想，力图让乡村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改善村民生活条件。在此背后，却是部分基层政府和组织在地方 经济竞争压力下，误读城市化的本质和乡村建设的方向，借机和资本“合谋”与民争利，以获得伪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大笔利润。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乡村社会似乎获得“轻装”发展的空间和条件。然而，此类有名无实的城市化开发建设，将“三农”发展蒙上黑纱，前 景难明。农民生活难以得到持续保障，乡村共同体凋敝乃至面临瓦解，土地荒芜农业受威胁，“三农”会再次遭遇苦、难、危险的困境。
乡村建设易陷城市化误区
今年9月，山东诸城“村改居”作法引来媒体和学界关注。“村改居”已非个案，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早已实施，但各地具体操作和进展程度不同。与此同时，各类名目繁多的“新村建设”、“旧村改造”等试点和项目也层出不穷。
无论是“村改居”，还是“新村建设”等，均有共同之处：即农民被搬上楼房集中居住，剩下大片宅基地。农民逐渐远离农业生产，田地抛荒乐于被征。尤其是“村改居”后，依照有关法律，土地的相关管理处于模糊地带。基层政府和组织得以获取大量土地资源，通过简单的村（居）民代表会议程序，取得使用和管 理的合法权限。
土地集聚后，鲜见用于集中耕作或其他形式的农业生产。除部分土地用于建设集中居住的楼房外，剩余土地往往被用于各类开发。近年由于国家土地和房 地产管控更加严格，小产权房做法逐渐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名义上涉农“产业园”和“农业开发项目”。打着试点、改造的幌子，套上农业开发名义，各类擦 边球式审批畅通无阻。
各种产业园混淆新村建设的初衷和性质。京郊某村经审批成为首批小城镇建设重点村，获得多个部门的批文。由于不能建房地产项目，该村出资建设以养 老为理念的“产业园”。该产业园实为住宅，但只租不售，也明确告知无法按揭。房屋无产权，但可凭一纸合同永久居住，并可代际继承。这样既能搞商业开发，又 不触及法律问题。
一般而言，即便进行开发，其收益也应当由全体村（居）民共享。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支付完村民拆迁和生活保障费用后，开发获益已基本与村民无关。
除完全对外承包外，经营相关项目有两种方式：一是基层组织自行成立经营开发公司，成为独立利益主体；或是由外来单位组织经营，如北京东郊某村的改造建设，由镇小城镇开发公司联合某企业入股，负责具体经营。不论何种方式，村民都无法共享开发成果。乡（镇）政府、村（社区）组织一方面是乡村社区的管理者，另一方面则扮演产业经营者角色，两种身份之间界限模糊。几块牌子，一套人马。基层政府 和组织极容易利用掌握的权力和信息优势，在拆迁、安置、利益分配等方面占据强势地位，想尽可能压缩村民获利空间。这也是造成基层拆迁中，各类矛盾和问题不 断涌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村民在“新农村建设”名目下的各种建设开发中，并没有表现一些学者所言的理性。有学者认为，村民基于长远生活需要，并不会轻易出卖土地。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由于耕种带来的收益较低，更多人涌向城镇寻找工作机会。他们更乐于被拆迁。短期内可获益，就同意放弃对土地的权 利。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但应是社会变迁的自然过程，而不是利用行政权力硬性引致的政绩作为。基层政府和组织错误的将新农村建设的 内容，理解为要将乡村简单的改头换面为城市，建设停留于表面。加之利益和成绩数字的诱惑，乡村建设在基层政府和组织主导下，有误入歧途的危险。
勿使“蓄水池”沦为泥潭
按照普遍做法，村民拆迁时能够得到一笔补偿款，但回迁也需要补交房价差额，更多的款项需用于缴纳社保和其他保障费用。村民原本居住的房屋条件尚可，即便翻修也无需太多费用。政令主导下乡村建设目标的实现，使得村民顺应之时也需分担诸多成本。
失地农民“上楼”后，并无太多收入来源。尽管政府或社区提供部分岗位或就业机会，但也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原先开展农业生产时尚可自给自足，“城市化”生活后，生活资料均需购买。生活成本无形加大，有限的补偿款入不敷出。相应的社会保障水平还较低，村民养老、医疗等都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部分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再就业，从事工种基本为简单的手工劳动或服务，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工资收入有限，各种保障欠缺。竞争力不如经济落后地区的 劳动力，可替代性较高。当再就业竞争日益激烈时，这部分“上楼”村民已没有退路——出得去，回不来。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使得他们并无太多其他技能。田地已 经荒芜，下一代恐也只能重复如此境遇。村民“上楼”或进入城市，彼此间的交流日趋隔断。村民对于乡土的认同逐渐减淡，邻里交流往来减少。乡村由熟人社会慢慢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乡村社会运行的共同价值观基础被动摇，乡村社会有凋敝乃至“沦陷”的可能。
由于基层政府或乡村组织成为建设改造的利益主体。在拆迁补偿和后期保障等方面，其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甚至对立。在不断逐利的过程中，特 别是各类强制手段的使用，使得基层政府和乡村组织的公信力丢失。村民对其的政治信任度下降，基层组织管理效力和效能下降，农村稳定前景堪忧。
农民离田从工，农民种植技能生疏荒废。大面积土地或被作他用，或流失荒芜。基于短期利益和目标的考虑，“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府更青睐收效较快的各种开发增值项目，如圈地建厂建房，吸引投资等。
农业在政府决策中考量的分量减少或被忽视。政府一味追求指标数字增值，较少考虑本地域农业生产的未来发展，遑论农业基础的安全。农业基础地位遭动摇，“稳定器”恐怕自身难稳，“蓄水池”恐沦为泥潭。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