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视角下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_金融决策分析管理系统

行为金融视角下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金融决策分析管理系统”。

行为金融视角下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

摘要：行为金融的研究表明，公司管理者的认知非理性与决策情绪驱动，会造成公司的成本支出或价值损失，成为公司价值实现的障碍。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以及决策自主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决策行为理性与否。已成为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对金融机构管理者决策行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为金融；管理者；非理性决策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0)04-0164-03

一、行为金融对公司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的研究行为公司金融理论与传统公司金融理论。在金融市场，公司在价值实现最大化过程中存在两个关键的行为障碍：一个在公司内部；一个在公司外部。对此，传统公司金融理论和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看法是有区别的。对于存在于公司内部的行为障碍，传统的公司金融理论研究认为，其解决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代理成本。解决代理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和实施有效的“激励兼容”机制来协调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关系，认为只要有了合理的激励，管理者就一定能努力实现所在公司的价值最大化。而行为金融学却认为，这些机制对于纠正公司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因为公司管理者相信他们在决策时是最大限度地为公司创造财富，但是事实上，他们决策的实际结果可能刚好相反。行为金融学认为，管理者的行为对公司财富造成的损失本质上并非完全是代理成本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内部行为障碍源于管理者认知的非理性与决策的情绪驱动。Hersh Sherfrin(2002)称为行为成本，即因管理者的认知缺陷和情感影响而作出的错误决策，并导致的公司的成本支出或价值损失。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认为，除了代理成本，行为成本可能相当巨大。虽然激励对降低代理成本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管理者对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有所曲解，或者对于采取的使公司利益最大化行为持有错误的观点，那么激励兼容的机制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对于存在于公司外部的行为障碍，传统的公司金融理论认为，公司外部的行为障碍主要源于“不对称信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的不对称。而行为金融学却发现，更重要的外部行为障碍来源于投资者和分析师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影响。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对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对于影响公司价值最大化实现的公司内部与外部的行为障碍，行为金融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非理性行为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及其绩效的影响，Shefrin(1994)提出四种可能的情况即：管理者理性。市场理性；管理者理性，市场非理性；管理者非理性，市场理性；管理者非理性，市场非理性。朱武祥(2003)基于对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研究，指出公司的有些行为是公司管理者非理性的结果，特别是管理者对投资的前景过度乐观、投资成功过度自信和对投资非常损失厌恶导致的，关于公司管理者过度乐观和自信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管理者过度乐观和自信往往高估投资收益，更容易投资高风险或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但是，目前国内关于公司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陈野华(2006)认为，观察非理性经理和非理性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崔巍(2008)也认为，行为公司金融在相对现实的假定上，很好地解释了公司的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等问题。但是，对于从投资者非理性和管理者非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行为公司金融这一研究领域还远未成熟，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二、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

公司管理者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类的理性本性之所在，管理者在各种现实约束条件下会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利益只是公司管理者价值判断准则体系中的一部分，尤其在纯经济决策中，经济利益是价值的主体，但并不排除其他非理性价值因素对管理者价值判断的影响。现实的决策价值准则体系既包含理性的经济利益，也包含非理性的情感偏好、习俗、文化、宗教等因素。因此，公司管理者的决策能力既包含理性认知能力又包含非理性认知能力。

笔者认为，在现实中，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一样，并不像传统的标准金融理论中所描述得那样理性。他们在实际的投资经营管理决策过程中。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正确的模型处理和动态优化模拟，难以实现完全理性、完全利己性和完全信息，这样，管理者往往是基于自己在认知上的偏差和偏好上的差异，在实际上不那么有效的市场上得出决策与判断，这些决策与判断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往往是错误的，致使金融机构付出了巨大的行为成本，公司遭受了巨大的价值损失，其代价实际上远远高于代理成本。以下分别以日本金融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泡沫经济”中的异常表现和我国现实的情况为例来进行分析。日本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日本金融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异常表现，对“泡沫经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泡沫经济”崩溃后，银行等金融机构背负了巨额的不良债权，造成许多银行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研究表明，由于在认知上的偏差和在偏好上的偏差，日本金融机构决策者在“泡沫经济”中呈现非理性的异常，贷款融资大量集中投向不动产行业，虚拟经济大大超出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最终引发了“泡沫”的破灭，造成金融机构大量的不良资产与损失。日本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在经营管理决策上的非理性行为是助长日本“泡沫经济”膨胀并最终导致其经营失败的重要原因。日本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在经营管理决策上的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

第一，由于过度的自信，导致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异常，脱离了理性审慎经营原则。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狂热氛围中，不动产领域的企业、大型企业、银行经营者、国内外投资者均沉醉于泡沫之中，都相信地价、股价等资产价格会持续暴涨，这一切都使得日本金融机构管理者处于过度自信状态，滋长了他们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完全脱离了金融机构理性审慎的经营原则，导致十分异常的投融资行为，助长了资产“泡沫”的膨胀。实际上，早在1987年8月，穆迪公司鉴于日本信贷在地产业务中的急剧扩张，参考美国储贷协会的破产案例，认为日本银行的非理性决策很可能会随着资产价格的暴跌而酿成庞大的不良贷款损失，当时对日本最大的四家银行的评级进行了调低。而日本银行界的管理者和投资者全然不理会穆迪公司的警告，继续处于非理性的狂热投资中。

第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引领下，资产业务的组合发生了极大的扭曲。1985年到1990年间，在日本以法人企业为对象所提供的银行贷款中，向建筑业、不动产、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不动产领域的贷款占了一半以上，银行资产业务的组合发生了非理性的极大扭曲，为日后金融机构发生巨额不良贷款埋下了危险的隐患。

第三，在具体业务中，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管理者正确评价风险和分散风险能力退化。在资产“泡沫”的作用下，日本

不动产行业的融资迅速增加，为银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额收益，导致许多银行大大放松了对企业的信贷审查和管理，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者正确评价风险、分散风险的能力显著退化。

笔者认为，日本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失败教训，尤其值得目前处在类似日本当年情形的我国金融业深思与借鉴。我国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目前，我国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决策程序与西方金融企业并无明显区别，主要表现为：其一，基本上建立了各项业务的专业决策委员会，在决策程序上基本按照公司治理来操作，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上市企业的要求；其二，基本采取专家决策的机制，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其三，根据国家政策、法规和行业、业务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股东董事会的要求来制定每年的经营方案和中长期发展战略。但是，中国金融企业经营模式、权力结构和经营绩效却与西方金融企业存在本质的区别。谢平(2002)认为主要的区别在于中国的金融企业存在着的“官本位制度”，它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银行家市场与行政体系的一体化；其二，双重激励与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决定了中国金融机构决策行为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经营业务上，存在信贷资源投向集中的问题。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19家主要商业银行中，5000万元以上的大客户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约60％。按市场通常的标准，大客户贷款保持在40％左右对银行来说比较适宜，若超过50％，即意味着贷款进入风险区，大客户贷款占比高达60％，意味着且前银行业存在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风险。

银行贷款投入的高度集中巳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向中心城市集中；二是向国有和重点企业倾斜；三是向垄断性行业集中。在信息不完备的银行贷款市场中，贷款人并不能准确把握贷款对象的还款能力。我国的银行管理者在决策上往往非理性地倾向于把大企业不能还款的极小概率视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从而忽略了贷款集中的风险。同时，他们又倾向于把至少有一家中小企业不能还款的很小概率夸大，从而夸大了中小企业不能还款的风险。于是，把款贷给大企业就成了“理性”的选择。将贷款投向大企业、特定行业(如房地产业)，贷款集中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变成了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中的常态行为，而这一切往往会形成系统性的巨大风险，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必然会导致巨额不良贷款，造成巨大的损失，也给国家的宏观调控造成极大的被动。

第二，在公司治理上，存在制度缺失执行不力的问题。现代公司的治理，不是凭感觉、凭经验、凭个人良心和道德水平的治理，而是必须靠严密的治理体系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内控机制来进行常态化的管理。但是，我国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现代企业治理上尚存在许多缺失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缺乏民主治理，制度缺失或形同虚设，在执行制度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厚此薄彼。有的金融机构管理者甚至独断专行，其结果往往是决策上的随意性、不作为甚至作出严重失误的决策。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巨大损失。

第三，在日常管理上，存在均衡制度设计减弱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地引入激励机制，通过一系列完善的综合指标考核，严格奖惩兑现，不仅可以唤起全体职工的工作热情，鞭策后进，鼓舞先进，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体现工效挂钩的精神。但是，我国的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者往往非理性地用金钱作为代替一切工作的法宝，在激励机制与风险约束上，存在均衡制度设计减弱的问题，易引发操作风险，造成很多风险损失。

第四，在业务发展上，存在过度自信、盲目扩张的问题。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过度乐观等非理性行为可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资本结构。行为金融研究表明，公司由于经营管理者盲目扩张和过度自信，往往会造成认知偏差，从而导致投资与并购的失败，造成巨额的损失。在非理性决策驱使下的企业投资并购成功率是不高的。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的研究结果表明：75％的企业并购是完全失败的。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对《财富》500强和《金融时报》250强的大企业在1998年以前进行的116项收购案例作过统计：其中23％的企业通过并购获得了效益，61％的企业失败，还有16％的企业成败未定。可见，在决策中，对于投资并购案并不能简单以1+1>2来考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并购惨遭失败的案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经营决策的理性与否是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之关键。

三、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的意义

现实中，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运行往往偏离理性的价值轨道而运行。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抑或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有具体的体现。金融市场中大量反复存在着“反常现象”，质疑着传统金融学理论中的基础假说。为解释这些现象，行为金融学理论从本世纪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当前，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以及金融企业决策自主化与市场化的背景下，面对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和政治经济形势，金融机构管理者的决策行为理性与否已成为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非理性决策行为将会大大增加我国金融企业行为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也会不断增大，这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问题的研究，寻找出避免由于公司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而造成公司价值损失的办法。

责任编辑：李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