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走创新之路(精)_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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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走创新之路

——对“故事村”耿村的调查与思考

河北省村镇经济发展促进会

在2006年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耿村故事居全国第十四位，河北省第一位。

藁城市耿村素有两大古风。讲故事的风气已在全国以至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经商的风气却始终停留在本乡本土、小打小闹层面上，文化领域的盛名没有转化为经济上的富足。如今，横贯耿村的公路取代了昔日的车马大道，这是有关部门为抢救故事村而建的，但耿村的往日繁华已成过眼云烟，附丽其上的故事的传承也日暮途穷。

“王玉田去世了，徐大汉走了，梁银兰、王仁礼不在了……”逝者已矣，活着的故事家生活状况尤其让人恻然。村干部一言以蔽之：“讲故事的都是一般户，没一个富的。”如今故事家生活普遍困窘，基本靠儿女供养。故事村正期待着烟火血脉。

“故事王国”

藁城市耿村，地处冀中平原，隶属河北省藁城市常安镇，距离省会石家庄四十五公里，是个仅有280多户、一千二百余人、耕地1300亩的平原小村。

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却是名副其实的“故事王国”，恐1

怕是世界上“故事家”最为集中的地方，无论耄耋老者，还是几岁孺子，人人都会讲故事。按照国际上对民间故事家的划分方法，这里聚集了33个中型民间故事讲述家和22个大型民间故事讲述家，其中最大者86岁，最小的23岁。

村内外曾有耿王墓大仙堂、自落寺、真武庙等十座寺庙，虽已被历史湮没，但四月四庙会至今十分兴隆。曾几何时，西接山西阳泉、东达山东德州的车马大道使耿村成了官商纷至的风水宝地。这里的一、六日集市已有四百余年历史，至康熙时期繁盛一时，素有“一京二卫三耿村”的荣耀。四面八方的商客带来各种各样生活用品，同时带来他们的故事、歌谣。耿村人外出经商、游历、当兵，也带回天南地北的故事和传统，这里便形成一个商品和民间文学的聚散地，积淀成一个民俗文化的大矿。经商、讲故事成为这个文化居落的两大古风。

据考证，耿村故事世代口头传承，已有六百年以上流传历史。1987年春，石家庄地区、河北省和国家文化机构负责人相继入村考察，都认为这是一个罕见的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富矿，相继组织普查20次，投入125人次，累计2685个工作日，被专家称为“耿村文化工程”。

在耿村，已发现男女故事讲述者155人。按照国内外专家对民间故事家的划分方法，确定能讲50个以上者、100个以下者27人，为中型民间故事讲述家；讲100个以上者18人，为大型民间故事讲述家。最大者80多岁，最小的10岁。另外还出现了故事家庭、故事夫妻、故事兄弟、故事母子、故事父子等传承模式。王玉田一家三代都讲故事，为故事家庭。张才才、侯果果为故事2

夫妻。张才才、张才长为故事兄弟。张书娥、王连锁为故事母子。靳建民、靳清华为故事父子。

耿村故事的代表作品为《砂锅记》、《三代人比美》、《兰桥断》、《孙清元大战孙二寡妇》、《画中人指点状元》、《新郎新娘入洞房的来历》、《藁城宫面的来历》、《泰安神州游记》、《虱于告状》、《朝霞和晚霞》、《后娘枣树亲娘柳树》、《抗日英雄郭大娘传奇》等。

截至目前，已记录、整理出耿村民间故事六千余万字，先后编印内部科研卷本《耿村民间故事集》5部，公开出版了故事家专集和研究性著作10部，计955万字。

耿村民间故事现象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日本等外国学者专程到耿村考察，还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近年来，现有故事家年事渐高，新一代对故事的兴趣越来越淡漠，耿村民间故事面临传承断代的危险，急需抢救、保护。

多重功效

耿村因故事资源丰厚，讲述人集中，被命名为“故事村”。耿村传承的故事内容涉及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和文学等方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耿村故事表现出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科学认识、道德教化和娱乐功能，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人文素质、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民间故事村”的形成不是人为的，而是自发的。从解放后的3

历史看，除1987年全面普查时举办了两次大型故事会以外，历来都是任其自然发展。由于民间文学的特点及其在耿村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活动方式非常灵活。田间地头、赶集路上、村旁树下、农家小院、茶余饭后、炕头灶前，不管忙闲、不分地点、不拘形式、不论长幼，两三人、一群人都可，处处有阵地，处处有听众，随时发挥着训诫、教育、娱乐、启蒙作用。

加深了人们对故乡山水的热爱。《耿王坟的传说》、《耿村庙会的传说》、《夺集》、《藁城宫面的传说》、《抗日英雄郭大娘》、《小个儿打官司》等耿村独有的故事及一大批生活故事、动植物传说，充满对故乡山水的赞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耿村的“土特产”更是入耳入脑、人人皆知。

培养和锤炼了吃苦耐劳、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以18名故事家为例，这些人虽然生活道路艰难坎坷，却个个性格豁达开朗，主要原因就是在遭受不幸时都能以自己所知道的故事中的坚强人物安慰、激励自己。孙胜台、粱银兰二位老人都是在一大群孩子年幼时丈夫去世的，在突降灾难面前，她们没有倒下，而是用讲故事来排解胸中苦闷和悲伤，以求心灵慰藉，无形中培养了面对厄运不屈服的可贵性格。

纯洁了民风民俗。耿村自古以来村风很正，村里除靳姓大户是由给耿王看坟的先祖繁衍之外，其余几十个姓氏全是后来在此经商定居的。在耿村没有不团结、宗族、派性等现象，多年来没有刑事犯罪。就是在十年*期间，耿村也比较安定，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很少，在能讲故事的家庭尤其明显。耿村每十天逢两次集，若遇村里人和外村人发生争执，村里人总是劝解“自己人”。4

说到这一点，耿村人总会自豪地谈起和邻县一大财主展开夺集斗争的历史——大财主想另立一集，就大肆招徕生意人，结果是耿村人以待人热情、不欺生而获全胜。耿村群众认为，好村风与传统文化长期的潜移默化有极大关系，因为他们从众多故事里懂得了经商之道、生财之道、为人之道。

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无论是在干活大呼隆的年代，还是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民间故事充分发挥随意性大的特点，随时随地可变大家的劳作之累为艺术享受之乐，这也是民间文学的主要功能之一。

一声叹息

20年前，一个叫靳春利的年轻人向外界讲述了耿村故事，一时间，耿村声名远播，引得日本、美国、法国多个专家代表团来访。在耿村故事厅，挂满各界人士考察后的题词，国际著名学者乌丙安题“民族本源，华夏之光”。

耿村故事发展与经济发展有关。据县志记载，该村因朱元璋义父耿再辰死后埋在这里而得名。耿村立集自康熙年间，在京汉、石德铁路修建以前，这里是西入山西、东进山东德州的交通要道，是来往商贾行旅的必经之地。立集以后，更是店铺林立，市场繁荣，一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子，就有煤场、粮店、铁器店、木货场等40多家，商人既带来各种商品，也带来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在科学文化不发达的时代，民间文化便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一种消遣和享受，工商活动和民间文化互相渗透，共同发展。

20年后，当经济发展不能支撑故事传播时，耿村故事便随着“故事篓子”的日趋凋零而羽化成烟。

“王玉田去世了，徐大汉走了，梁银兰、王仁礼不在了……”作为最早对故事村进行发掘的专家之一，河北省原民俗文化协会会长袁学骏叹息着。这些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农民，在他眼里都是宝贝的“故事篓子”。

逝者已矣，活着的故事家生活状况让人恻然。村干部一言以蔽之：“讲故事的都是一般户，没一个富的。”如今故事家生活普遍困窘，基本靠儿女供养。

78岁的靳景祥，其生活部分支出来自他曾卖花椒大料的积蓄。1998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民间故事家之一的靳正新，在《中国艺术报》曾被隆重推介，是耿村口头作品最多（500多个）的大故事家，但盛名并未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少起色。年已八旬的靳正新和老伴在包韭菜馅的饺子，温饱虽有保证，生活环境却很差，昏暗的小屋里，家产一目了然，周边是麦瓮和旧柜，墙皮大多脱落，落满尘土的织布机孤立在墙角，灶神像黯然无光。唯一醒目的是悬挂在墙上的大故事家证书，还有当年刊登他照片的那张报纸，纸面早已泛黄。当被问及生活来源时，靳正新淡淡地说： “我一直干农活，种韭菜，卖韭菜。”

在耿村建起的故事大厅通常闲置。将故事村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生态加以保护，除了投入资金修缮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景观外，不得不提的是出书问题。大故事家靳正新的《故事百篇》出了，靳景祥的《花灯疑案》出了，且不说没得到任何酬劳，就连出书费用也是热心人士资助的。

申遗成功让故事村看到了希望，国家对艺术及艺人实施的措施是抢救艺术，保护艺人，给予艺人生活补助、医疗补贴。相比而言，对“中国第一故事村”仅有抢救而无保护。1987年至今，已有10位故事家过世，耿村往日繁华已成过眼云烟，附丽其上的故事的承传也日暮途穷。

让人忧思的是，“讲故事不能当饭吃”的意识已经主宰了当地人们的思想。“解解闷还成，哪能当正事儿？”

当人们慕名来到耿村，听着故事，也会留意到这个盛名之下的村子无可遮掩的破落——主街旁多为低矮的房屋，路边脏乱一目了然。街心商场展示了耿村许多年以前的繁荣，可惜这曾经气派的商场如今已成残垣断壁，院内及路边是成堆的垃圾，满目荒芜。按新农村建设的观点衡量，耿村已明显落伍了。尤其是想到这里距省会石家庄市区仅数十公里，却毫无都市气息，令人不免喟叹。

艰难抉择

耿村人也是有所依凭的——故事村的盛誉就是他们的资本。遗憾的是，十几年来这种文化知名度始终没有被转化为经济效益，文化旅游也未获开发，于是，在旁观者看来，耿村的故事家们只是说说而已，迹近于闲聊。

耿村人当然有改变现状的愿望，但这里是以种植业为主，每年两季，收入微薄。外出打工，收入稍多，平均日进三十元，这些现钱支撑起耿村年轻人娶媳妇时的门面。小小的村落留不住年轻人，外出打工者、考上高校者一般不再回村务农，于是只有老弱7

妇幼呆在村街旁、田垄间。

长期致力于耿村故事研究的袁学骏也关注耿村人致富的事，他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耿村发展旅游事业的美好前景：“耿村故事家多，讲故事形成风气，可在每户专设一室，供游客住宿；白天一同下地干农活，晚上坐在炕头讲讲故事说笑话。别看一些老人已失去劳动力，他们能讲故事，便会成为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在耿村还可以发展农业观光旅游，成规模地种植具有观赏价值的蔬果品种，力争四季皆可观赏，至少有两季可供观光。”

耿村的旅游事业远未启动。就目前而言，耿村人从观光客那里获益无多，值得一提的只有一件事——前几年，一个美国旅游团在耿村临时捐款，你二百他三百，凑了四千余美元，助耿村小学校从位于村委会院内的故事厅搬迁到村边宽敞的新校舍。靳志忠是耿村党支部书记，他鲜明地表达了耿村人的喜与忧：“我觉得耿村占了两个第一。讲故事是中国第一，穷困是当地第一。就拿吃水这么简单的事来说，村里收不齐水电费，只好是谁当村干部谁垫资，如今刚打了一眼180米的深水井。耿村为什么穷？我看主要是观念陈旧，始终无人带头去闯，大家都怕赔本。如今的人都务实，指望现得利，打工就是现得利的路子，做小本生意也属于现得利。耿村及周边的集市多，村里的生意人每天都去赶集卖货，挺忙，赚不多，迈不出穷窝。也有一些关心耿村的人一直在为我们跑办旅游的事，我们也有兴趣，但这事不容易弄成。我们想先将耿王坟建起来，向全国征稿，开展‘耿王杯’故事大奖赛。耿氏族人从江苏来耿村认了祖，我们若能与他们联起手来，或许可以引进项目和资金。若能引资，可以建纯净水厂，8

可以和周围的村庄联合搞农业生态观光院，把耿村的优势利用起来。现在上项目也不易，我村没有零散地，若占地，须与农户协商，还需上级批准。我曾带部分村民去藁城市的全国文明村岗上村看过，目睹了岗上村的成就，但耿村经济基础历来薄弱，必然地制约了各方面的发展。”

关于引起轰动的美国来客，耿村人是这样认为的：“美国人来耿村，给耿村带来的效益主要是登报纸上电视，食宿费都归了宾馆，耿村无收益却有支出——让谁给美国人讲故事，村里得给记着工，每位付给十元误工费。总不能白讲。”

耿村人也注意思考如何迎合外国游客兴趣，进而创收，其中一个简单想法是——做老虎头鞋之类的手工艺品，兜售给老外。致富是耿村人永远的梦想，但致富不会像讲故事那般轻闲。当致富与讲故事存在矛盾时，耿村人会不会把故事放下呢？

传承创新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如果没有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本不会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与其自身特点有关，由于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靠口传心授流传，遗传的基础比较脆弱，一旦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很容易失传。但主要的还是保护力度不够，相关人才缺乏。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境况，要有保护的紧迫感，不能再让一件遗产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失传。

要在挖掘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加速人才培养。由于过9

去民间技艺大多进行家族封闭式遗传，民间技艺的学习又是件苦差事，所以后备力量普遍不足，甚至有的项目只有几个人懂，一旦这几个人去世，这一项目就可能永远消失。必须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培养，将所有项目进行人才结构状况分析，根据其实际，安排合适人选学习，鼓励青年人学习、整理民间技艺。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目前河北省政府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年拨款额约为100万元，相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度加大，这一数目会不断增加，但政府的保护资金投入很难完全满足实际需要。保护工作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积极争取各级政府支持，尽可能多地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财政拨款；另一方面吸引民间资本介入，调动全社会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根本原因还是经济问题。无论哪一种民间艺术的凋亡，首先都是市场的凋亡；无论哪一种文化的萎缩，首先都面临着文化消费人群的萎缩。面对这种情况，那种试图把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到博物馆里“保护”起来的做法是不得要领的，只会加速民间艺术死亡，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句空话。没有市场的所谓保护并不是真的保护，仅仅是把“保护”对象作为一种记忆和化石封存起来，本质上无益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长期以来，中华文化不仅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更影响了亚洲甚至更为广泛区域人们的生活。从影响力上讲，中华文化含金量非常高，中华文化遗产完全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丰厚的利润和回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新东西，保护和开发的前景广阔。比如皮影，虽然大家没有更多时间去欣赏、研究，但对皮影有兴趣的人不少；虽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皮影表演艺术家，但是对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而言，收藏皮影却是许多人意愿颇高的行为。假如河北省计划地进行皮影类产品开发，很快就可以带来滚滚财源、造就一个庞大的皮影爱好者队伍。这个时候，皮影保护中“人死艺亡”的尴尬自然就会消失。

耿村民间故事也是如此。可利用现代技术做成卡通片，还可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但这需要政府部门支持，光靠耿村是做不起来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进行，既注意对传统的继承，也注意文化创新。只有走上市场化道路，才可能真正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