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水平现状的实证分析及对策_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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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水平现状的实证分析及对策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制约内需的重要因素之一。扭转农民收入增速连续下降的局面，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持农村稳定和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反映农民收入水平的指标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变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85年，为收入快速增长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397．6元，平均每年增长16．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仍高达15．2％；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138元增加到347元，7年增长1．51倍。第二阶段为1986～1991年，为收入增长缓慢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423．8元增加到708．6元，平均每年增长10．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率为2．7％；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376元增加到621元，5年增长65％。第三阶段是1992～1996年，为收入增长较快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784．0元增加到1926．1元，平均每年增长25．1％，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5．6％；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718元增加到1768元，4年增长1．46倍。第四阶段是1997年以来，为收入增长缓慢、增幅下降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2090．1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4元，四年绝对增加值仅为163．3元，每年实际增长幅度分别为4．6％、4．3％、3．8％和2．1％，收入增幅连续四年呈下降态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1997年的1876元增加到1999年的1927元，两年间实际每年增幅分别仅为1．01％和1．69％。

根据宏观消费函数，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率是决定消费水平及其增长率的最主要的因素。1985～2000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4．67倍，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50倍；1985～1999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4．55倍，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7．47倍。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8倍。以上数据分析表明，1985年以来，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家庭，反映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但同时它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相差10．2个百分点，说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异较大，反映出收入水平也相差较大；1985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相差值减至4．5个百分点，相差幅度缩减126％，足以反映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进而折射出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1986～1991年，由于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上涨了1．4和1．3个百分点，表明城乡

收入增长均进入缓慢阶段；1992～1996年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上下1个百分点之间浮动，最终下降1．3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下降了4．3个百分点，其下降幅度是农村居民家庭的3．31倍；1997年以来，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的最小值为1997年的8．5个百分点，最大值为1999年的10．7个百分点，10．7个百分点已经超过了1978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值差。显而易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农民收入状况更加堪忧。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指标。收入是财富积累的源泉，长期的收入差异必然要积累成为个人财富差距。1978年，城镇居民储蓄占储蓄总额的比重为73．55％，农村居民储蓄占26．45％。1985年，城镇居民储蓄占的比重下降为65．19％，农村居民储蓄比重上升为34．81％，上升了8．36个百分点；同期，城镇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增加281 ．2亿元，增幅为36．2％，农村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增加126．7亿元，增幅为28 ．92％，这一切恰好是完成在1978～1985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时期的最后一年。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年中，农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积累水平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1999年，城镇居民储蓄占储蓄总额的比重上升为81．19％，农村居民储蓄下降为18．81％，比1978年的26．45还低7．64个百分点；同期，城镇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增加5438．2亿元，增幅为12．66％，农村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增加776．3亿元，增幅为6．76％，增幅相差近一倍。2000年的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比重为80．79％，农民储蓄存款比重为19．21％，城镇居民储蓄增量减少的原因与储蓄存款利息征税，其他投资市场分流了一部分存款有直接关系，在此显示出的农民储蓄存款比重相对上升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及增长幅度的变动情况，进一步说明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确实呈现下降的趋势，扭转这一局面迫在眉睫。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症结所在（一）农业科技含量低，生产增长受到制约。与工业等其他产业相比，农业有机构成不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因此，农业发展受到一定制约。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全国农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4％，比1999年的2．8％的增幅略有下降。而这一增长率在1995年、1996年为5％，1997年、1998年则下降为3．5％。①据初步统计，在农业总产值的构成中，种植业所占的比重为55 ．7％，比上年下降1．9％。受严重早灾和种植面积调减的影响，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据统计部门分析，2000年全国30个省区市中，有25个省区市不同程度减产，占83％。2000年全年粮食产量为46217．5万吨，比上年减产9．1％，是建国以来粮食减产的最大幅度。1999年、1998年、1997年各年粮食产量分别比上年减产0．8％、3．7％和2．1％。②

（二）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所得必然减少。2000年农民出售粮食平均价格比上年下降了15％。以1996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为100，1999年为769，下降了23．1％；2000年则只有74.4，下降了25．6％。③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数据计算。

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比上年下降3．6％，粮食类收购价格比上年下降9．8％。由于农产品价格收购下降，农民来自于农业生产的所得逐年减少。1997年至1999年，粮食价格的下将使农民人均减收40元，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为－15％。由于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低迷，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1998年比1997年减少2．3％，1999年比1998年减少4．5％。2000年继续这一趋势，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比上年减少43％。

（三）乡镇企业增长缓慢。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的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来源。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63．6％；农民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34．5％。但是，据资料统计，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比上年减少50万家，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730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0％，几乎成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由此对农民增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四）农业结构不尽合理，市场开发不利。结构性矛盾的主要表现是：一般性产品多，大路货多，而名优产品、特需专用产品偏少，比例不高；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深加工、精细做产品少之又少。从区域性角度分析，地区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差别不显著，特色农业受制。因此，农产品供求结构存在一定失衡，导致市场开发受阻，部分农产品卖不出去，潜在着更大的危机。直接表现就是不时出现局部的“卖粮难”、“卖瓜难”、“卖棉难”等农产品销售困难，引起农产品价格下跌，影响了农民收入提高。

（五）农民负担过重。农民负担过重是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的，农民增收缓慢与农民负担降不下去有直接关系。“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统筹）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已形象地说明了农民超额负担所在。首先，农民的“暗税”负担沉重。农民出售农产品、购买工业品，长期以来承受着沉重的价格“剪刀差”的负担，俗称为“暗税”。据测算，1979～1994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提取了大约15000亿元的“暗税”，年均约938亿元，而同期农业税总额只有1755亿元，年均109．7亿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8．5倍，“暗税”负担之重，令人吃惊。④④参见《农村经济参考》，2001年第9期。其次，对农民的“三提五统”欠妥。“三提五统”是指村级的三项提留和乡级的五项统筹款，其实质相当于要求农民负担的具有税收性质的“费用”。虽然相关的支出按正常规定用途属于农村公共事业，但一般城市居民却不需承担类似的费用。

（六）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剩余劳动力过多。恩格尔定律表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消费支出总额中，食品（主要是农产品）支出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可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相对重要性的下降是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农民身份的人口有8．1亿，其中4．5亿为农村劳动力，据初步匡算，3亿劳动力就可以满足现在的农业需求，现实中存在着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出路

（一）实行轻徭薄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当前，应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推而广之，扩大受益面积，让更多的农民得到实惠。同时要注意维护改革成果，控制反弹。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要依法征收，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随意增加农民负担；要严格控制对农民的收费项目，制止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摊派，依法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将农民负担管理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二）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看到，目前，我国农产品供给已经由全面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需求有限且呈现多样化、优质化的趋势，单纯追求增加农产品总量来支持农民增收已不是上策。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因地制宜引导农民自主调整种植、养殖结构，稳定总产量，提高内在质量，大力扩种高效经济作物，积极开发绿色食品，发展农业优势产业、特色产品，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品，使农业从数量型增长向以质量为前提、以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型农业转变：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推进以公司带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市场、企业、基地、农户紧密相连的经营体系。

（三）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科技是农民增收的法宝，引导农民树立科技意识，帮助他们掌握科学种田的本领，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要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要充分利用国家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科研力量，围绕科学种田，增加农民收入这个重点，发展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开展关键性农业科技攻关，并尽快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使用。特别是要加强重大农业实用技术的转化推广能力，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农业技术的到位率、入户率，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明确本地农业实用技术推广重点，使农业结构调整建立在更为稳妥的基础之上。此外，还要加强对农民的农技培训和文化教育，增强农民掌握和运用农业技术的本领，为不断推出和实施新的农业技术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积极稳妥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遇到一些障碍，制约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脱节，致使乡镇企业效率提高受阻，竞争能力不强。现阶段应该以体制创新、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为重点，推进乡镇企业改革，提升乡镇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益。同时，引导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和小城镇集中，用城市化理念建设小城镇，经营小城镇，把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流通、加工、服务等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又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据测算，今后15年，若能通过实施积极的城镇化战略，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到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即45％的话，将使农村人口减少30％，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可增加30％。

（五）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并辅之以其他财政手段，切实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首先，政府应继续增加投入，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重点用于水利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农业技术创新等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力争解决洪涝灾害、水资源不足等突出问题，降低自然风险，增加农业发展的后劲，夯实农民增收的基础。其次，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调节地区差异、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大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开发等工作中，实现公共财政职能。再次，改进财政补贴方式，将农产品价格补贴、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农村基础教育补贴等作为补贴重点，并发挥其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的非财政资金投资到农业领域，将好处直接落实到农民身上，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