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印度政坛前的甘地_印度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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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有关登上印度政坛前甘地的研究综述“圣雄”甘地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领袖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近三十年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甘地的研究可谓是卷帙浩繁、硕果累累。但主要集中于其“非暴力主义”研究，而对甘地在登上印度政治舞台前（1869~~1914年）这一时期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则比较少且分散，亦缺少深入细致的学术反思。然此时期正是甘地成长为“圣雄”的奠基和磨砺阶段，重要性不言而喻。限于能力和篇幅，作者只能尽己所能，就此问题的一部分学术成果予以展现，并大体攫其端要，纰漏甚多，恳望补正。

一，有关研究与涉及步入印度政治舞台前甘地的部分著作。

有关“圣雄”甘地的书籍很多，但凡涉及印度乃至东南亚现代史的著作都会有甘地的足迹，而这些著作都专门性或附带性的对甘地在登上印度政治舞台前这一时期的生活、思想、实践有过相应的阐释和思考。（甘地的童年时期、求学英伦时期、南非斗争时期）

对甘地生平进行了最为详细、真实的叙述的著作莫过于各种本的《甘地自传》、《甘地传》、《甘地全纪录》等等一类的书。从甘地对印度的历史影响这一角度进行阐述，并对甘地早期经历有过相应思考的书籍也很多。如[意]詹尼.索弗里《甘地与印度》（三联书店，2006年），王红生《神与人.南亚文明之路》（人民出版社，2011年），[德]伯纳.英哈斯利《告别甘地，现代印度的故事》（台湾高全国际有限公司出版，2008年），任鸣皋、宁明《论甘地》（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尚劝余《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等等等。而从整个印度近现代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解读甘地的历史影响的著作亦有不少，其中大多数都对甘地早年生活环境对于其日后从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所起的双重影响做了相关的探讨和反思。如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林太《印度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7年），刘健、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黄心川《印度近现代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新西兰]塔林《剑桥东南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等。此外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批非主流著作，其大多数从心理精神的角度来看待甘地早期环境对其日后从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所产生的正反方向影响，有的还从多个方面探讨

了甘地自早期人性化生活。如[美]伯恩斯《领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美]埃克里森《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英]亚当斯《甘地：赤裸裸的雄心》（2010年于英国上市），等等。二，关于对童年、少年时期甘地的研究与思考。

学界对甘地早年的研究，主要是为其日后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寻找合理的源头解释。此处所言的甘地童年、少年时期主要是指从1869年甘地出生到1889年甘地赴英留学这一时期。从那部众所周知的《甘地自传》中，我们可以知道，甘地出生于印度西海岸的一个古镇上，甘地家族属于第三种姓吠舍之下的一支商人种姓——班尼亚。甘地从祖父开始，便长期担当当地土邦的首相，家境比较富裕，并有着浓厚的印度教氛围。（笃信毗湿奴神）小时候的甘地和平常孩子没有什么两样，调皮又害怯，偷偷摸摸莫又心有不安的学着抽烟和吃肉，根本看不出他长大后的会一点点的成就。①

国内有学者认为，甘地拥挤的大家庭环境和异常浓厚的印度教氛围正是造成甘地思想复杂矛盾的根源所在②。甘地的生活环境固然有利于其后来追求真理，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同时也使甘地热衷于担当和事佬的角色。国外学界亦有相似的观点：将甘地定位于“个性之茧”，而茧的根源便在于其童年生活环境③。由于对父亲的惧怕与敬畏，对母亲的绝对圣洁无暇之感，使得甘地拥有一种恋母情结。受此影响，后来甘地以一种宗教的虔诚，试图给每一个印度人以同等的疼爱，但如母亲对许多孩子一般，这种爱是分散不全的，而这一点日后被甘地运用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之中，成为了一个死结。此外有学者认为这也使甘地缺乏一种魄力和激情，导致甘地一生都没有成为一个滔滔不绝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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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英.卡.甘地／著，鲁良斌／译 《甘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② 尹继武：《非暴力，甘地的精神起源》，《读书》，2010年第12期。

③[美]伯恩斯／著，常健／译 《领袖》，中国人大出版社，2007年版，537～539页。

正如甘地在自传中所言一样，国内外学界大都认为“非暴力主义”渊源于甘

地童年时期。那是个母性力量受到崇拜的家族，甘地身上散发着一种天然的母性，加之甘地的出身，使其与后来的其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所不同，他对贫苦大众充满了爱，致力于解救贱民的伟大事业①。此外国内有学者则从甘地与尼赫鲁这两位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的分歧冲突中寻找到了甘地思想矛盾的根源——出身环境和早年经历，甘地从小生活于传统化、宗教化的家族中，即使后来赴英留学后仍然只是半个欧化的印度人，这与世俗化、欧化的尼赫鲁截然不同②。

而对甘地早期人性化生活的研究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课题。诚如甘地自己所言，他从1906年起便奉行禁欲，并将早年父亲病逝时自己仍沉溺于跟妻子嘉斯杜白的情欲视为终身悔恨。但很多国外学者指出，只是由于圣雄的名望和功绩，使其死后被奉为神明，但其私生活并不比常人要高尚多少。近年来有英国学者更是直言，甘地一生与无数女子有床第之私，后来的禁欲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罢了。该学者还从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角度对甘地赴英留学之前的私人生活进行了分析，得出这一相应的推论③。

三，关于英伦时期甘地思想的探究

甘地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了3年法律，（1889～1891年）并取得了律师执照。这3年是甘地思想转型的重要时期。对此时期甘地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甘地思想中印度教成分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融合方面。

从《甘地自传》中可以看到，在甘地前往英国留学之前，他头脑中充满了印度教准则，留英3年，则让甘地与基督教、通神论、无神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想有了广泛的接触，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甘地的初衷。而国外有学者则提出一个与此相互矛盾又真实的现象：赴英留学前的甘地实际上是一名无神论者，在文化认同感上，他作为一名大英帝国公民的优越感要超过作为一名印度人的感觉。但当他离开英伦时却找到了自己的根，确认了自己作为印度人的自豪感。有学者 ——————

①此观点系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48年甘地被刺杀后撰文提出来的。

②尚劝余：《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55～158页。③《甘地的禁欲生活》，香港文汇报，2010年4月23日。

用这样一种理论阐释了甘地3年留英生活所带来的变化①。

国内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甘地思想体系成型于1889～1914年间，即留英和南非时期，其中思想中的西方文明成分便源于留英3年②。亦有学者通过甘地在印度民主政治实践中的双重影响来说明留英3年给甘地带来的改变。该观点认为若说甘地推动了印度民主政治的发展，最根本的便在于其在英伦3年带来的西方政治文明痕迹③。然而有的国外学者却指出，3年的英伦生活并没有让甘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太多诱惑，反倒使甘地进一步认同了印度传统文明博大精深，甚至在内心已滋生出对工业文明的厌恶，以至于在日后形成视工业文明为魔鬼而极力要求回到印度传统纺车时代去的思想理论，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④。

四，关于南非时期甘地非暴力主义的研究。

甘地在南非呆了21年之久，（1893~~1914年）此期间只在印度做过短暂的停留。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南非时期是甘地“非暴力主义”发轫与初步实践的阶段：1908年开始使用“萨蒂亚格拉哈”一词，1912年开始放弃欧式衣着，1913年秋发动了德兰士瓦长征，这无疑是大规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开端。此外甘地也在南非第一次为印侨入狱。

国内有学者认为，最终使甘地成为“圣雄”，成为伟大的非暴力主义思想家，成为印度国父，其有很多思想理论都是在南非时期开始的。而对于南非时期甘地非暴力主义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可谓是著述丰富，相互争鸣。关于非暴力主义的产生，国外有学者认为是整个印度近现代环境所致：英国人的入侵改变了印度的传统发展方向，而南非在这一点上与印度有一致性，甘地又是从印度走向南非的，因此甘地“非暴力主义”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便是印度近现代社会矛盾性与复杂性——————

①[意]詹尼.索弗里／著，李阳／译 《甘地与印度》，三联书店，2006年版，51页。②彭树智：《甘地思想的整体性与复杂性》，《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③ 王立新：《印度民主政治的反对者，还是塑造者》，《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④ 迪夫拉吉利.巴利：《论甘地的人道主义思想》，《哲学丛译》，1985年第6期。的反映①。

同时学界一般认为南非时期是甘地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的磨砺和成熟时期。因为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后，随即投身于印度民族解放事业的洪流中，并成为领袖核心，这时其思想已走向了系统化，并拥有众多的信徒，斗争艺术也日臻成熟。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南非时期的理论构建和早期实践，甚至泰戈尔所创的“圣雄”称号，亦是对甘地在南非领导印侨反对种族歧视而进行不屈斗争的肯定②。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经过南非的实践证明了“非暴力主义”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方式。因为印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决定了非暴力主义是实现印度独立的最佳途径。另一些学者则不然，认为非暴力主义在南非的部分胜利是由南非自身状况决定的，而换至印度大陆则不行，因为它忽略了印度暴力冲突的现实，而过分强调“爱”的力量。此外有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不应对“非暴力主义”抱有太高的评价，认为“非暴力主义”有太多的妥协与懦弱的成分，尽管甘地本身不承认。这就为后来甘地在二战中令人费解的表现埋下了伏笔：对法国的投降倍加称赞，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加以斥责，对希特勒的人道主义救赎期盼。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思想不仅不利于印度的发展，对全人类而言亦无太大的积极作用。还有的学者则极力探讨这种思想的根源，并将其归结于南亚文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这使得甘地不能正确认清现代集权主义③。

而对于甘地在南非时期所受到的思想冲击，亦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应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国内学者首推托尔斯泰，尤其是其《天国在你心中》对甘地的影响。有些学者更是认为托尔斯泰“爱”的思想与甘地“非暴力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认为“勿抗恶”与“非暴力”出自同一渊源，两者都将宗教与爱相结合，将宗教精神归之于一个爱字，并视为宗教终极目标④。同时国内有部分学者认为南非时期的甘地将印度教的精英派与大众派想糅和，讲真理与神合二为一，重新灌输于 ——————

① AK.德赛：《印度民族主义的社会背景》，孟买，1966年版序文。

② 林太：《印度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7年版，288～290页。

③ [意]詹尼.索弗里／著，李阳／译，《甘地与印度》，三联书店，2006年版，187～

190页。

④：李义中《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与南非时代的甘地》安庆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改造后的印度教之中，使之成为甘地思想的本质所在①。

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自南非时期甚至更早时期起，甘地便不断形成专断野蛮，缺乏人性的一面，这一点在其家庭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②。有研究认为，甘地不顾医生警告而强行令病危的妻子离开医院，并禁止妻子服药和食用营养食物。因自己对学校存有偏见，便强行剥夺孩子们的上学的权利，从而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极大的困惑。这些的根源便在于甘地固执的认为其所探索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有的学者正是从这种过分的偏执中推断出其日后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有国外学者从精神分析学说的角度对南非时期甘地及其童年做了一个心理的溯源，由此对甘地“非暴力主义”做出了独到的见解③。

此外学界对于南非时期甘地的思想是倾向于效忠大英帝国还是争取印度解放这个问题上亦存在不少分歧。前者认为直至一战时期甘地还是积极帮助英印政府募兵，并在英布战争和祖鲁人版乱中组成医疗队协助英军。后者认为甘地在南非时期便开始了非暴力抵抗运动，1913年的德兰士瓦长征便是很好的证明。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于登上印度政治舞台前甘地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研究方式趋向多元化，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但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具体表现为：缺少对此时期甘地专门性阐释的著作，研究大多局限于南非时期甘地“非暴力主义”的相关领域，因现实关系很多有关甘地人性化化生活的史料还未能解密，等等等等。此外在研究此时期的甘地时，既要看到与后来投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密切关系，又要有特定的历史眼界，做到碎化的研究特定时期的特定甘地。同时应加大对早年甘地的心理史研究和个案研究。总之关于此时期的甘地研究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需要研究者抛弃固有之间，重新反思并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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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红生：《神与人.南亚文明之路》，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162～165页。② 林达：《另一个“圣雄”甘地》，《同舟共济》，2009年第3期。

③ [美]埃克里森／著，吴文江、田嵩／译，《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中

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