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烈女？_安杰利圣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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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烈女？

——朗费罗诗歌在中国的流变研究

柳士军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WWB002；

河南省社科联项目SKL—2011 —1515 柳士军（1973--），男，河南信阳人，信阳师范学院外语部副教授，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电话： *** 邮箱： hnxyliu@sina.com 邮寄样刊地址：江苏省苏州市 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 一期公寓201栋110宿舍

摘要：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交融不会是完全的准确、客观。19世纪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伊凡吉琳》中女性形象流传到中国就发生改变：伊凡吉琳本是一个“圣母”形象，富有博爱、平和、圣洁等“女神化”的光辉，在吴宓的《沧桑艳传奇》里完全变成了“烈女”的形象。这种流传变异既是两国的文化差异造就的，也是吴宓有意为之，因此不忠实的变异产生了新的意义。吴宓依据自己的想像，结合自己的文化诉求，为中国读者塑造了一个异国的 “烈女”形象。这种变化带给我们思考中西文化如何更完美的交流，如何达到文化的双赢。

关键词：圣母；烈女；主体；他者；流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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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比较文学的形象学是以“他者”形象为研究基础，当他者形象在“社会集体想象物”中完成之后，就固定为套话。套话是“我们头脑中的现存的形象”[1]9，往往指历久不变的模式，它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后来者对“他者”的看法。但是，一种文化体制下“社会集体想象物”本身就是一种虚假的想象，其中蕴含着很多变异的因素。跨文化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流传变异发生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圣母”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她是西方高贵女性的缩影，是西方人想象的一个连接。“圣母”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一种文化符号，她体现的是虔敬、谦卑、诚实、善良、温柔、博爱。在西方传统文化里，这个词汇是对女性最高的奖赏，是西方的“宗教型”女性形象。“烈女”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的连接，以一种最节约的语言传达出中国高尚女性的文化内涵，同样也将中国人组合在一个固定的群体里。“烈女”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她的含义就是“以死守节”，“一女不适二夫”。当女性的清白面临被玷污的危险之时，她们只能以生命来维护自己的节操。“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义也。”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这些体现了女性从情感萌芽时期就接受的耳提面命的“烈女”观。

吴宓(1894—1978)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行者，提倡保国粹，明欧化，汇贯通。由于“人生何不幸，乃至国破家亡，宗庙为夷，社稷为墟，田炉室墓，付之灰烬，父母戚族，流亡转徙，不知其所”[2]3-6的感情共鸣，吴宓在青年时期改写了朗费罗（H.W.Longfellow 1807-1882）的长篇诗歌《伊凡吉琳》，创作了中国戏剧版的《伊凡吉琳》：《沧桑艳传奇》。伊凡吉琳本是一个“圣母”般的女子，富有博爱，闪耀着母性、平和、牺牲与圣洁等“女性化”的光辉，经中国的吴宓改写之后完全变成了“烈女”的形象。改编偏离了原著人物的形象轨迹，这说明跨文化文学作品改编成中国本土戏曲传统文化对改编主体影响是很难克服的。

二、题材的演变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研究一个欧美作家作品的译介过程，解析它是如何被吸收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以及两国文化又是如何 相互制约和影响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朗费罗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职业诗人”[3]64在他几乎跨越整个世纪的光阴里，创作了很多美国人耳熟能详的诗歌。朗费罗对异国文化持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在哈佛大学，他就开设了比较文学课，介绍欧洲文化，尤其是德国的文化。他常常强调美国文学要开放和多元：“正如各民族的血液与我们的身体渐渐交融一样，他们的思想感情最终也将混入我们的文学。我们将吸收德国人的温柔，西班牙人的激情，法国人的活泼，使之逐步和我们英国式的稳健头脑融合起来。如此一来，我们的文学便将具有普遍意义，而这正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4]这种文化多元化的思想也吸引了20世纪初很多中国的文学青年，尤其是吴宓。

朗费罗的《伊凡吉琳》是中国的《沧桑艳传奇》的创作之源。《伊凡吉琳》也是朗费罗从他的小说家朋友霍桑那里听说的一个爱情故事，根据这个故事他创作了这部带有传奇色彩的长篇诗歌：阿卡迪奥美女伊凡吉琳和青年帅哥加里布尔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将成大婚。适逢英法争夺殖民地爆发战争,阿卡迪奥的老百姓四处流放。可怜一对有情人在混乱中失散。于是，伊凡吉琳开始了多年的流浪，历尽沧桑,寻找自己的恋人。苍天不负有情人，在故事的结尾他们团聚了,但加里布尔却因长期的颠簸劳累加上瘟疫缠身而死。伊凡吉琳死后也与其爱人和葬在一起。年轻的吴宓在读到这本诗集的时候，感动不已，决意改写成中国的戏剧，即《沧桑艳传奇》。吴宓于1913年开始了两年的创作，全剧初步计划撰写十二出，由于种种外在的原因他仅写完了其中《传概》、《禊游》、《缔姻》、《寺警》四出。首出《传概》是楔子，《禊游》改写原诗第一章，女主人公曼殊娘郊游踏青相遇男友。吴宓将原诗歌大量的景物描写和人物介绍浓缩在中国的古典曲子。《缔姻》删去原文季节转换的自然描写，直接刻画双方父母为儿女订婚的经过，《寺警》省略原诗歌宴客欢庆的场面，而是根据历史倒叙英军侵入。这种由西方诗歌到东方戏剧的改写，在当时实属不多见，不可避免的引起两种文化的碰撞，西方富有宗教色彩的“圣母”般的女性伊凡吉琳演变成了中国感动天地的“烈女”版的人物曼殊娘，读来回味无穷。事实上，这里存在吴宓对《伊凡吉琳》的误读，毕竟，当时的吴宓非常年轻，只有20余岁。“误读”也是一种阅读，只要我们心存宽容，对异域的作品的误读往往更能增加文本的丰富内涵，同时文本的意义阐释的空间将更加宽阔。西方学者Harold Bloom认为，任何一种诗歌的意义都是对“母体”诗歌的误读，一切阅读都是误读。[5]445-448事实上，正读，也就是唯一的正确阅读是不存在的。文本只有轻度“误读”与严重“误读”之分。我们在此分析吴宓改写《伊凡吉琳》的误读演变的过程，以及他带给我们的启示。

三、主体建构的分析

[6]168 “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关系表明创作者在对异国异族形象的塑造中总是以自我民族为参照物，正如吴宓在希望通过这篇译著改编以警世人，同时又处处留下了吴宓的自我想象。吴宓是如何达到他创作的主旨？首先，他从题目的选择上做文章。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剧作题目的演变是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异。《伊凡吉琳》的英语拼写是Evangeline，与单词Evangelist是一个同根词汇，含义是传道者，福音的信差，既可以理解成一个人的名字，也可以理解天使。事实上，朗费罗的《伊凡吉琳》就是在歌颂爱情的坚贞的同时，也在宣传宗教信仰，创造一个圣女天使般的女性。如：在战争来领的时候，诗歌仍然如此书写：“人不公平，但上帝却主持正义；正义终究要胜利。”在伊凡吉琳抱起去世的恋人，口中如此祈祷：“天父啊，感谢你的恩赐。”朗费罗利用圣经的形象和语言，旧约全书的风格，完成了圣母般的伊凡吉林形象的塑造。在吴宓的笔下，“圣母”的形象改变正是始于题目的变化。关于《沧桑艳传奇》，吴宓也曾说过不在于一个“艳”，而是“沧桑”，主旨是世事沧海桑田，变化莫测，与原诗的题目的含义相差甚远，在中国的读者读到曼姝娘的名字，是否会很快从集体无意识闪现出来另一个人：杜十娘。烈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曾经让多少男儿汗颜。曼姝娘的女性形象首先是“形塑者”吴宓眼中的形象，“形塑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的体验、感悟和愿望创造出来的。吴宓作为“形塑者”，本意创造一个什么形象给我们中国的读者呢？他想起了一个最基本的办法就是在序言里对伊凡吉琳的评价，而正是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直接导致了伊凡吉琳由“圣母”到“烈女”的转变。吴宓在叙言中特别提到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并盛赞其“以亡国之哀音，写沧桑之痛泪”，并认为伊凡吉琳与《桃花扇》在用意上异曲同工，而他之所以创作《沧桑艳传奇》“非欲传艳情，而特著沧桑陵谷之感慨也。” 《桃花扇》在中国人的心中早已是一个“套话”，烈女李香君已经是中国老百姓的心里一个固定的原型。李香君是一个重名节、守贞节、有爱国气节和民族操守的形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烈女李香君品性高洁，最后倒地撞头，碰破花容，血溅诗扇。这些绝非西方文化中的“圣母”般的女性所能做到的。由此，吴宓通过最简单的一个话语（桃花扇）暗示基本上初步完成了烈女形象的塑造。

法国学者莫哈说:“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7]25 吴宓为了创造这个“烈女”的形象首先考虑到他的读者是当时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抛弃了朗费罗的诗歌体裁、外国的人名和地名也换成中国人熟悉的名字，改编后的文言文版的传统戏曲对读者接受和理解会简单的很多。在“何必非真”的审美原则指导下，我们看到吴宓进行了近乎完美的演绎，戏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物性格、心理和行为；挖掘出朗费罗诗歌的悲痛、凄冷与中国古代戏剧的抒情艺术特色之间叙述的契合点；“作品完成了由“写实”、“表现”真实生活向“写意”、“写情”的虚拟审美的完美转换。”[8]其次，吴宓的创作是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在《沧桑艳传奇》写道： “忧患风霜，奔波终生，天涯海角，不断痴情，魂魄悠悠，形之梦寐，事如心违，机为人误，致黄昏碧落，难觅情郎，而鬓发苍苍，已催人老，于是由悲生乐，缘悔而悟，光明心地，不容纤尘微芥扰其间，至是曼姝娘者（伊凡吉琳）乃真如射姑仙子，遗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气也”再回到吴宓的那个时代，社会不稳定，清华大学被迫解散，四处奔波的吴宓急回上海避难，一路漂泊，“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2]3-6此情此景，“感人事之同非，思盛世之难再”，令他触物伤怀，悲痛难已。从序言中，我们也可感受到这满腔的涕泪也汇入到了《沧桑艳传奇》的创作之中，吴宓通过塑造烈女曼殊娘的形象控诉自己的悲愤。

我们再从文本来分析《沧桑艳传奇》中“烈女”形象的完成的完整过程。词汇是文本最基本的构成，词汇也是舆论最初的表现形式。舆论与集体的意识密切相关联，舆论中的形象就是社会集体对他者的想象。“烈女”作为套话的描写的词汇在《沧桑艳传奇》中体现的不可胜数，如“ 鱼鸟含愁；侃侃谈来，铁石堕泪。三世宿好，交深总角，情比漆胶。”这是“烈女”存在的前提。“爱情之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移山海，断金石” [9]2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烈女”的形象塑造必不可少的词汇。凡是中国人只要读到“惊天地”必然会联想到“烈女”《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泣鬼神”就会联想到“烈女”祝英台哭开坟墓与梁山伯同赴黄泉，“移山海”不正是古代“烈女”衔石填海的精卫。这些凝固的词汇不仅有典型的符号意味，还是社会集体的意识衍生物。只可惜吴宓没有将后来的故事写完，要不然，这位“烈女”曼殊娘丰满的形象会感动多少中国人。

主体建构他者的方式很多，缺席状态下的建构在形象学中是常见的。所谓缺席，就是主体没有亲自到场，仅仅能靠现有的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综合想象出来的异域形象。在朗费罗的传记中如此记载：小说家霍桑和诗人朗费罗一同听到《伊凡吉琳》这个爱情悲剧。讲述这个真实故事的人请两位文学家吃饭，并在席间力劝霍桑把此事写成小说。霍桑说他觉得这件事情中并没有多少小说素材。但是朗费罗却一下子萌发出诗歌的灵感，他对霍桑说：“还是让我来把它写成诗吧，同时请你答应，在我写出诗歌之前，先别动手写小说。”于是一篇传世名作就这样诞生了。这真是一篇感人的优美诗歌，它能触动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拨动人心底里最美好的情感。尤其是对河流的描写，传记记载的更是神奇，某一日，朗费罗去看画展，见到了密西西比河的风景图，于是也就有了伊凡吉琳的生活地方的想象。到了中国，吴宓既没有去过美国，也未到过加拿大，于是将这个故事想象在中国发生了，只不过是由原来的“圣母”变成了“烈女”。朗费罗、吴宓都是在主体的注视下生成他者，综合运用想象、联想等多种方法创造了一个他者，但是，两者的他者确有天壤之别。

四、形象嬗变的渊源

比较文学形象学一直就与文化问题有关，形象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一国文学中所描绘的他国形象。因此，被描绘的异国形象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而更是一个文化形象。当中国的读者在没有读到西方原著的情况下，很容易接受一种变形的文化形象，他们很自然的接受：西方也有“烈女”，也受到男性社会的尊重”。学者巴柔在形象学理论中，将主体对他者的基本态度分为“狂热”、“厌恶”、“亲善”、“整体重组”。吴宓正是怀着“亲善”的态度来对待美国文化，将美国朗费罗的诗歌看成是正面的，是本土文化有益的补充。《沧桑艳传奇》对朗费罗诗歌的改写体现了作为主体的吴宓自身的审美价值，我们在研究中关注的更多是这种形象背后的文化关系：

首先，《伊凡吉琳》的改编与吴宓提出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文化主张相一致，即在保存古代文学形式（格律）的基础上采用新材料。吴宓所谓的新材料是指世界各地的自然风光，国情民俗„„中国近30年国家的社会变化，如枢府的掌故，各省市的发展，四处流浪人民的痛苦，军阀政客腐败、学生商人示威之行事，以及学术文艺日薄西山，作者本人一身一家之经历感受„„由此可见，吴宓改编后《沧桑艳传奇》具有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传统文学基调，尽管他者形象具有偏离性，吴宓还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重要的是这个他者形象必须为自己的文化主张服务。

其次，《伊凡吉琳》的改编与吴宓的文学的功用思想一致。吴宓的《文学功用论》总结了文学作品的十大功用：培植道德；通晓人性；谙悉世界；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文学创作对读者、对国家社会、以及对人类的作用是吴宓一生的学术的追求。朗费罗诗歌的诉求也是愉悦、鼓舞、教育。吴宓力主对中西文化“宜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折衷而归一之。”两位诗人很多的共性造就了这段美好的文化交流的姻缘。作为传统的儒家文学观是着眼于文化的教化作用，扭曲的文学的形象不在吴宓考虑的范围之内。

第三，中国的文化模式本身直接的或间接地影响了吴宓的对西方“圣母”形象的改造。文化模式是一个国家、民族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思想意识以及情感模式，它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模式是认识他者形象的基础，同时也影响到他者形象的建构。作为保守派的吴宓一直恪守中国的文化的传统，在塑造“烈女”曼姝娘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将他者文化纳入自身的文化模式，推崇自身文化的普世情结。吴宓在他者文化中找到了与自己的相似的东西，然后用自己的文化同化异国的文化，这些很容易被人指责为文化霸权主义、中心主义，好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很强大，文化、经济、政治等落后于西方他国，“圣母”的形象改变不会引起西方人的愤怒。

第四，事实上，中西戏剧在本质上与西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改编戏曲里所隐含的内质变形是因为《沧桑艳传奇》缺少了西方悲剧的意义，缺少原著中的崇高的人道与伦理的品质，同时中国的戏曲传统的历史、文化、民俗、信仰等综合因素也导致了中国版《依凡吉林》的内质变形以及人物形象对原著的偏离，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五、结语

爱德华·赛义德在《旅行理论》中说：“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经常从这种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10]138朗费罗的诗歌在中国的流传，丰富了了朗费罗的作品作为世界文学的内涵。但是，赛义德就注意到理论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现象[11]138-161，正是这种变异满足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期待视野。从吴宓对《伊凡吉琳》的接受，我们发现他在开始接触欧美文学显示出的独特文学理念，即特别强调真挚情感的投入和体悟的创作与阅读态度。以改译《伊凡吉琳》成《沧桑艳》为起始，吴宓在中国近代较早地走上了中外文学比较实践和研究之路。

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交融不会是完全的准确、客观，但是，文化和文明的交流的潮流是不可抵挡的。巴柔也曾信心百倍的强调：“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和相互尊重。”[12]64-65吴宓就是“和而不同”的典范，我们很少见到吴宓有意识地将自我与他者对立起来，使“东方变得更东方，西方变得更西方”的努力，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利用、想象、阐释的同时，他也为中国戏曲戏剧改编诗歌提供了一个范本，一些经验，为拓展表现领域，驾驭 “土诗洋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编即否定，但是否定中也有继承，《沧桑艳传奇》使西方诗歌的美与中国戏曲的美在新的意识和更高层次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误读也是一种创新，无论“圣母”的形象在中国如何歪曲，它带给我们的更多地思考是中西文化如何更完美的交流，也希望这种思考带来的是理解，是宽容，是文化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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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Shi-Jun（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u 215123）

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West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cannot be completely accurate, objective.The female image in this poetry written by Longfellow has been reshaped when Evangeline is introduced to China.Evangeline, who is like Saint Maria, is full of love, peace, holine and purity, transforms a Woman of Moral Integrity in Cang sang yan Legend written by Wu Mi.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ange results from both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Wu Mi’s purposeful adaption.Wu Mi shapes a Woman of Moral Integrity of America for Chinese，combined with his own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appeal.This change offers us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to bette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how to achieve the win-win culture.Key words: Saint Maria;Woman of Moral Integrity;self;the other；Spreading and Var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