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_战争的艺术
第三章 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战争的艺术”。
第三章 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
一、战争文化规范与小说创作：
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在50年代以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通过几十年的战争才建立起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1949年以后宣传现代革命史的重要内容，马背上的英雄也成了时代的骄子。新生的政权理所当然地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要求作家们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点来反映中国现代战争史，并通过艺术形象向读者宣传、普及有关新政权从形成到建立的历史知识。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直截了当地呼吁作家：“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周扬认为，只有这样写战争历史，才算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站在“时代思想水平”上了。周扬的话流露出当时的文艺界官员对未来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设计：描写战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表现历史的本质的发展（即黑格尔的所谓“时代思想水平”）。1949年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候，一切新的生活都刚刚开始，唯一与新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历史，就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胜利了的昨天的战争。
战争小说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解放区，主要是军队里的随军记者和部队文艺工作者，也有个别作家直接担任过军队的指挥工作。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也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们特殊的文学创作风格。他们的出现不仅充实了新文学以来的作家队伍，同时还改变了新文学的传统格局：他们除了自身的战争生活经验以外，还带来了把他们滋养成作家的战争文化的背景。也就是说，他们在战争文化背景下不仅获得了有关战争的知识，而且获得了认识战争和表现战争的美学观念。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卷入了支持邻国反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战争，同时东西方冷战、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以及当时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解放全人类”的思想观念的影响，都促使了战争文化传统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不但没有失去生命力，反而更加深刻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意识中，不但支配了作家们的创作过程，也支配了大多数读者的审美接受过程。战争文化规范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把这一题材牢牢地置于固定的审美模式之下，虽然十多年来战争小说在数量与篇幅上不断有增长的趋势，但从艺术多样化的要求来衡量，却很少突破英雄主义基调和人物程式化的模式。描写战争而回避了对生命的直接的感性的体验，不能从战争中生命力的高扬、辉煌和毁灭过程里把握它的美感，那么，充其量只能起到普及军事知识和历史知识的宣传教育作用，很难在审美意义上产生真正的力量。
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审美模式，也是在创作实践和不断开展文艺批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保卫延安》只是反映了这种文艺实践所达到的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之前或之后，也一直有不少战争小说的作者都试图对这样一种审美模式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探索。比如，革命军队里的战士身上有没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能不能描写军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私人感情？能不能打破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艺术模式写出反面人物的复杂精神世界？能不能暴露军队里的阴暗面？能不能写战争给人的精神和命运带来永远的创伤？„„这些领域的问题，在《红日》这样曾经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作品中，也作过可贵的探索，但直到8 0年代以后才被一批军人作家逐一实现，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收获。在50年代的文化环境里，这样的艺术探索，哪怕是极为微弱的探索，都会遭到无情的批评和否定。今天还值得一提的是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作品以志愿军侦察兵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生活为背景，通过新兵王应洪与老侦察班长王顺以及纯洁热情的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故事，从志愿军士兵之间的感情写到军人与朝鲜姑娘的男女之情，在“友情”和“爱情”两个层面上探讨了个人幸福与战争的关系，部队纪律与个人情感的关系，在当时文学创作普遍不重视人物心理，特别是完全忽视个人感情的氛围下，更显得特立独行。小说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上也别开生面，它正面描写侦察员在洼地上与敌人战斗的场面，完全摒弃了英雄传奇的成分，同时在战斗过程中不断地插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将各种心理变化都无遗地展示出来。这是一部打上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印记的作品。但正因为它的艺术追求不符合当时的战争文化规范，也因为胡风冤案的株连，所以小说一面世就遭到无情的否定。
二、战争小说的巨构性探索：吴强《红日》
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4 在用艺术形式表现重大战役方面作了较好的探索。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现实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这三次战役中，解放军有败有胜，各具特点，作家的描写也有略有详，各有侧重，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体现了其在小说结构上的匠心。作品采用先抑后扬的方法，先以涟水撤退来表现当时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和解放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发生于1946年底的涟水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攻占涟水，解放军因伤亡惨重而被迫撤退而结束。涟水撤退在整个国共军事冲突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作家将它一开始就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悬念和吸引力，使后面战事的发展成为读者共同关心的焦点。而且，作家通过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既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山东战场上力量的强弱对比，为解放军的最终胜利造成强烈对比，以说明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也为进一步刻划国共双方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作了很好的铺垫。作家一开始就把解放军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之中，这样的结构布局在当时习惯于描写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学作品中显得独特而又真实，体现出这位战争小说作家在当时的时代共名下对表现现代战争的独到眼光。然后，作品再以莱芜大捷的胜利作为过渡，最后以集中描写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达到高潮，三次战役虽有主有次，却浑然一体，作家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形象地完成了对时代共名的印证和阐述：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曲折，经过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红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在应和时代共名的同时，小说在战争观念和小说美学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性和探索性。首先，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替代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性故事。其次，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丰富性有较好的刻画，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中存在的局限。第三，小说在战争与和平场赴的相互对照、转换的描写中，既在叙述上体现了适度的节奏感，又在战争观念上隐含了对时代共名的某些偏离。
三、战争小说的传奇性：曲波《林海雪原》
《林海雪原》同样是一部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来表现战争的成功之作。这当然不是说，它已经摆脱、或者突破了当时战争小说的一般审美模式，相反，它正是以塑造出一批流传广泛的英雄人物形象为成功标志，以截然分明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来构造布局，以宣扬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为创作基调。这也不是说，它在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方面获得了完全成功，相反，小说有许多缺点都与它的民间叙事特点与生俱来，比如过于夸张和煽情的描写，过于陈旧的表现英雄人物的模式，特别是对小分队的指挥员少剑波的描写，作家浪漫得过了头，竟按照旧小说的“儒将”形象来刻画：少剑波不仅会指挥打仗，还会写浪漫主义的诗歌，而且在诗歌里自称“少帅”，为了成全“英雄美人”的传统理想模式，作家还特地配置了一个美丽多情的女卫生员。故事当然很好看，但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现代审美理想来衡量，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林海雪原》仍然给普通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阅读快感，它在浪漫传奇的审美趣味上统一了战争小说的一般艺术特点，使原来比较刻板、僵硬的创作模式融化在民间的趣味下。如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是《林海雪原》的一大特色，但与一般的战争小说相比，虽然作家在表现剿匪小分队战士的英雄特征时也注意到了所谓“阶级本质”等程式，但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又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自从传统小说《三国演义》首设“五虎将”模式以后，五种性格构成的主要英雄人物常常是古典武侠小说的基本人物模式，《林海雪原》也不自觉地套用了这“五虎将”的结构。“五虎”之首当然是忠诚（政治方面）勇毅（个性方面）双全的少剑波；依次是骁勇威猛、谋略不足的刘勋苍，胆识过人、百战百胜的杨子荣，身怀绝技、粗俗诙谐的栾超家，忠厚老实、刻苦耐劳的“长腿”孙达得。“五虎将”当然都是英雄人物，每个人物身上突出一种主要性格，有的是忠，有的是勇，有的是谋，有的是技（才），有的是德，等等，有主有次，互为衬照。那时还没有流行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的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五虎将”模式往往使每个人物都有独立的经历和故事。如刘勋苍猛擒刁占一，袭击虎狼窝，活捉许大马棒等一系列故事，突出了他的“勇猛”；杨子荣从智捉小炉匠到化装土匪里应外合智取威虎山，突出了他的“智勇”；而栾超家作为攀山能手，则在飞越绝壁，出奇制胜上突出了“绝技”„„英雄个个性格鲜明，传奇经历也不重复，以致读者读罢掩卷，脑子里留下了个个鲜活的印象。因为是明显借鉴了民间小说的传奇手法，所以读者也不会在真实性上过于苛求，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艺术处理。
在结构布局上，《林海雪原》也带有比较明显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而且在传奇的意义上更加夸张了所谓“好人特别的好，坏人特别的坏”的模式，恰如小说里漂亮多情的女卫生员白茹与丑陋淫乱的女土匪蝴蝶迷的对照。但由于传奇作品本身所追求情节的曲折生动与故事的浪漫夸张的传统，正反两方的强烈对比反而强化了这种艺术效果。如围绕着奇袭奶头山的战斗一波三折：作品一开始通过渲染土匪许大马棒血洗杉岚站的悲剧，使作品沉浸在压抑悲痛的气氛之中。紧接着杨子荣智捉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虽给急于报仇的小分队带来了希望，可奶头山险恶的山势却又使大家一愁莫展，而久居深山的蘑菇老人的指点和林业工人出身的栾超家的攀援本领，使故事情节急转直下，小分队犹如从天而降的天兵，战斗激烈而痛快。围绕着智取威虎山的战斗，情节发展则更加扑朔迷离：从刘勋苍活捉“一撮毛”，杨子荣冒充许大马棒的饲马副官，以缴获的联络图为见面礼，单枪匹马闯进威虎山，到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在夹皮沟发动群众，一切都有惊无险。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火车遭到伏击，小炉匠乘乱逃走，情况万分危急。杨子荣却临危不惧，处惊不变，巧施离间计，终于化险为夷。作品这种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故事处理方法，与民间说书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悲大喜，把艺术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反而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四、战争小说与人性美：茹志鹃《百合花》 茹志鹃是50年代少数几个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的作家之一。短小斧致的结构与细腻独特的视角浑然而一体，体现出这位女性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风格。这位在1943年参加新四军部队文工团的女作家，对战争的关怀和理解都别具一格，她似乎并不在意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进退胜败，而专注于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
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作于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因此，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通过生活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是茹志鹃一生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百合花》是她早期作品，虽然写的是战争，却已经包含了刻画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学追求。那两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小通讯员和农村新媳妇都是这样的普通人。在当时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背景下，茹志鹃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写成“英雄”，或者说是不把他们当作“英雄人物”来写，这是与她对“英雄”艺术形象的认识直接相关。在她的眼里，英雄应该与平常的人是一样的，战斗英雄只有在战斗时才是英雄，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就是平常的人，也会脸红，也会带有女孩儿的忸怩姿态，他们所谈的也只不过是些家常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通讯员也可以说是一位英雄。由于作家避开了战斗场面，她就不用去写他的英雄行为，而只是写他平常的一面。她还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必须是能够站立得起来的艺术形象，然后才谈得上是不是“英雄”.如果把小通讯员当作“英雄”来写，那就得写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战场上勇猛的一面，小说叙事者只能与“英雄”的同行，不断发现他的优秀品质，也只能成为“唱颂歌、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按当时审美习惯，作家是不可以让新媳妇随便笑话“英雄”的，虽然“英雄”可能有暂时的失败（如借不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却会有损于“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茹志鹃的可贵之处。
由于作家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小说主要刻画的是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小说叙事人“我”.这篇小说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就是女性视角，即“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一开始就写在战争爆发前，因为“我”是女性，才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才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小通讯员是个刚参军一年，只有十九岁的农村青年，质朴憨厚、不善言辞，特别怯于与异性的交往。为了突出他的后一特点，作者用较大篇幅描写了他与“我”和新媳妇两位女性的关系。在小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的路上，是初步展示小通讯员的性格的重要阶段。作者有意地把这段行军路程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安排在总攻之前而不是炮声呼啸的战斗之中，使得小通讯员不愿与女性接近的个性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微微有些女性特有的撒娇，如走不动路啦，主动与小通讯员认老乡啦，甚至带有挑衅性地问他娶媳妇没有等等，表现出一种战争年代思想感情开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泼辣”，以反衬小通讯员的外表腼腆淳朴和内心荡漾着对女性的喜悦。小说写了这么一个情节：小通讯员完成了任务（护送“我”与借被子）后要回团部，他对这次与女性接触的经历充满兴奋和感激。善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是这篇小说常为人称道的艺术特色，但这篇小说在叙事上的特色却很少被注意到。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小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但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感到突兀，似乎只有这样表现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这种读者心理上的逻辑，却是由“我”来完成的。小说写了一个小通讯员衣服被挂破的细节，这个细节先是出现在“我”的眼睛里：“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而新媳妇对那个破口子有什么想法并没有正面表达。可是当通讯员的尸体出现时，新媳妇正是从那破口子上认出了他。这以后，“我”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写新媳妇缝衣服上面。这似乎是一个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后悔”，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悔”，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小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暗示了新媳妇的内心世界。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写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心里感觉，但叙事人的心理活动却处处起到了借代的修辞作用。以此类推，小说前三分之一写“我”眼中的小通讯员，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介绍人物，而是通过“我”对小通讯员的接触方式和感想，读者可以联想到小说虚写的那个新媳妇与小通讯员初次接触的场面以及新媳妇对他的感想，有了这种借代作用，才会有新媳妇一出场时“笑个不停”的暗示。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感情交流，显得含蓄优美，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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