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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六日
人民日报：领导干部要有历史担当
——换届之际说政德之一
随着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一大批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陆续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形成新的领导集体。时代有新要求，人民有新期待，新班子如何造就新气象？首要一点，是自觉树立从政道德，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常修为政之德”。
老百姓中流传一段话：“有德有才，大胆使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坚决不用”。群众为何如此看重政德？因为作为政德主体的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掌握着党的领导权和国家权力。一般人无德，影响再大也可想见；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失德，则会损害社会进步、危害人民利益、贻害党的事业。
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有政德，看的是他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真心拥护，还是虚与委蛇；对中央决策部署是认真执行，还是阳奉阴违；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清醒坚定，还是模糊动摇；对人民群众是满怀真情，还是感情淡漠；在急难险重任务前是挺身而出，还是临阵退缩；在矛盾纠纷问题前是迎难而上，还是明哲保身；对个人名利是淡泊处之，还是热衷追逐；在道德操守上是慎独慎微，还是言行不一。概言之，看他能否正确处理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虚与实的关系，把握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说到底，看他是否能有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
今天的中国，正处千年未有的大变革中，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挑战，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最大的政德就是历史担当。思想政治领域风云激荡，没有自觉的政治担当，如何能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熔铸到执政兴国的政治实践中？转型期中国矛盾不断积累叠加，没有自觉的社会担当，如何能攻坚克难化解社会问题、激流勇进突破发展瓶颈、不畏艰险推动改革大业？精神文化阵地百舸争流，没有自觉的文化担当，如何能凝聚社会共识、重振民族精神、建设文化强国？
“*”中小平同志曾两陷逆境，但他再度出来工作时，仍决然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选择与担当，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开天辟地的伟业、改革开放中国激荡人心的篇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国举世瞩目的辉煌。权既为民所赋，当为民所用，这是最深刻的为政之德、最根本的党性修养。
一个干部被推选到领导岗位上，意味着个人的机遇，更预示着历史的责任。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面对日益峻迫的“发展以后的问题”，面对“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我们党所承担的领导责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繁重，这一代领导干部必须有更大的历史担当，考虑的不能只是眼前的平稳发展，更应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倘若只计个人得失，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不敢抓，面对风险不敢闯，不敢作为做庸官；倘若热衷表面文章，大张旗鼓弄虚，花团锦簇作秀，不愿作为做昏官；倘若在其位不谋其政，上不能利党，下无以益民，无所作为做懒官；甚至弄公权以谋其私，贪赃枉法，胡乱作为做贪官，则不仅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更会让人民丧失信心。
有政德才会有政绩。全国已有14个省区市党委完成换届，今年还将有17个省区市党委要进行换届，地方人大、政府、政协换届也将全面展开。各地选拔新班子时，要将政德作为重要标准；换届后的新班子，更该认真思考：为政之德如何修？
每日电讯：整肃机关作风关键要防高举轻落
龙年伊始,各地纷纷召开机关效能建设大会,个别城市甚至公布机关作风评议结果,大胆晒出“差生名单”,以期通过改进作风扫除行政效率低下、纪律涣散、责任心不强等做派,提高干部队伍“立说立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开年严抓机关作风,不可谓不及时不重视,但整肃机关作风贵在坚持不懈,最要防止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近年来,整顿机关作风成为不少地区和单位的“开年之作”,从主动邀请媒体暗访,到按评议结果“排排坐”；从制定公务员统一行为规范,到群众反映问题件件有回音；从工作限时办结、严禁滥用职权,到引进电子绩效管理平台,机关作风建设的整顿之举可谓丰富具体。我们为这种正视自我、突破自我的真诚和勇气喝彩。但是,也要看到,制定规矩容易,按规矩办事不易。
细读一些地方的机关作风效能建设内容不难发现,“目标”和“规定”大多具体而详尽,但对违反规定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如何处理,却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使用最多的字眼是“严肃处理”。久而久之,“严肃处理”往往沦为镜中花、水中月。
工作作风是战斗力,行政效能是生产力。机关作风松散屡治难改,从根本上说,是机构庞大,人员冗杂,监督、考核机制不给力所致。形形色色的“推诿病”“冷漠病”“漂浮病”,正如弹簧一样,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加强机关作风效能建设,要制定言必信、行必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更要健全行必监督、责必追究的机制。缺乏必要的约束,将致使一些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一些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不得圆满,一些本来可以缓解的矛盾难以调和。这些现象泛滥,将影响发展环境,降低行政效能,伤害群众感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转作风提效能,要“整”更要“惩”。要进一步完善考核监管制度,加强干部问责,变只考政绩为既考政绩又鉴官德,变只对干部GDP考核为综合考核,让机关工作人员“有所畏、有所为”。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善表达是一项软实力
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干部履职尽责的客观需要。不论是研究问题、部署工作，还是推进工作落实，特别是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一刻也离不开讲话。但曾几何时，一些干部习惯于打官腔、说官话，不但在公众场所官腔官调，离了稿子不会说，即使是几个人的座谈会也是拿着稿子一念到底，不打官腔不张嘴，生硬呆板。干部“不会说话”，不仅不利于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无助于工作的有效开展，也有损于干部本人的公众形象。
讲话，似乎每个人都会，但要讲得引人入胜、生动有趣，就不那么容易了。背后考量的，除了沟通能力，更有思想水平、人格魅力。某种程度上，语言表达能力是干部需要具备的一种“软实力”。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评价一位领导干部，“会不会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语言表达能力，不只关乎表达技巧，更关系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式和作风。提升这种“软实力”，并非就是练好口才那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软实力”需要“硬功夫”打底。因为语言的力量，最终还是源于实践的启发、思想的功底、责任的升华。
一些干部之所以表达能力不强，讲话讲不到点子上，缺乏感染力，群众不爱听，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问题不了解，工作不扎实，心里没底，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对于握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导干部来说，既要认真向实践学习，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投身科学发展实践，又要认真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基层情况明了，胸中有数据，手中有典型，不但有话可说，谈笑风生、娓娓道来，而且能说得出有效管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话。
有些干部说话办事，总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权衡利弊，生怕对自己的前途、利益有一丝一毫潜在的风险，计较多了，就会对迫切的现实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愿说话，不敢担责，只想打官腔糊弄过去。“为官避事平生耻”。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只有敢抓敢管、敢于负责，敢于攻坚克难，敢啃硬骨头，才会不计个人得失，不怕得罪人，直面困难和问题，说真话、实话和管用的话。敢说敢做、务求实效，说的话群众才愿意听，并且听得懂、记得住。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一些人仍然不懂得创新和解放表达，改善交流方式，说话温和、平等、谦虚，还是习惯命令、指示、训导等老一套，照本宣科、我说你听。古人说：“立身百行，以学为基。”学习是提高素质、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也是改善表达、提升“软实力”的重要基础。如果要讲出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话语，就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减少应酬，排除干扰，使学习成为愉悦身心的爱好和习惯，努力做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惟有如此，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二月九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是与非不容含糊
——换届之际说政德之二
我是谁？为了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对这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抱有怎样的理想信仰、秉持怎样的根本宗旨、选择怎样的方向道路。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坚持“是”、反对“非”，是领导干部政德的基本要求。
是与非的问题，说到底是如何认识党、如何认识人民、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政党。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90年艰辛探索始终铭刻人民利益；无论是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还是根本宗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亿万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是坚定了是与非的选择，也才是把握住了最根本的政德——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倘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连封建社会的“清官之德”都不能比，遑论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信念。
有人认为，谈理想太远、谈信念太玄、谈宗旨太泛，是非问题抽象、空洞、刻板。这种看法，反映的正是是非观的模糊。
面对不同利益诉求，是站在少数人立场，还是站在大多数人立场？面对复杂发展局面，是着眼一时一地，还是着眼全局长远？对不良现象是站出来压下去，还是退避三舍明哲保身？对矛盾问题是说真话办实事，还是文过饰非敷衍塞责？是非问题并非“高高在上”，政德问题更非“虚无缥缈”，其实就体现在对一个上访者、一家拆迁户、一条排污管甚至一张购物卡的态度之中。
也有人认为，时代条件变了，是非问题不再是“大是大非”，而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实际上，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开放执政环境，处身利益诉求、矛盾问题交织互联的转型发展时期，是非问题更尖锐、更复杂。口号可以少喊，但群众立场不能动摇；信仰不靠形式，但自我要求不能放松；思想可以多元，但核心价值不能跑偏。不能坚守宗旨、坚定信仰、坚持真理，如何更敏锐地洞察具体问题、更深刻地体认群众利益，又如何头脑清醒、站
稳脚跟，真正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是非问题直接体现政德，深刻决定着领导干部能否领导科学发展、能否切合民心民意、能否完成执政使命。现实中，那些“这也可以，那也可以”的“稀泥干部”，那些“盯着位子、想着票子”的“禄蠹干部”，那些“你算什么，他算什么”的“霸王干部”，那些“拿点应当，贪点没事”的“蛀虫干部”，作风不正、立场不稳甚至违法乱纪的背后，正是丧失理想信念、丢失原则立场，在是与非上的含糊和动摇，甚至触碰了政德底线。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命题，每一代人都要给出自己的回答。民主革命时期，无数党员以“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谱出“求真”篇章；改革开放之初，讨论真理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写下“求是”答卷。今天，领导干部只有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权所动、不为欲所惑，在是非抉择中筑牢政德的基石，才能永远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二月十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公与私岂能混淆
——换届之际说政德之三
领导干部从走上岗位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公与私的考验。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克己奉公、一心为民，是对领导干部政德的基本要求。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掌管着公共资源，公私分明、秉公用权，是起码的政治道德和为政职守；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既为老百姓所不容，也难逃党纪国法的制裁。
做人诚为本，政德廉为先。这些年来，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其根本特征就是以权谋私。个人与公家“彼此不分”，合法与非法利益界限模糊，这种混淆公私，把职权当特权、用公权换私利的现象，不仅是导致腐败的重要诱因，更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
当然，我们强调公私分明，并非否认个人正当权益。领导干部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物质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也应该逐步得到改善。但这种改善必须遵循法律、符合政策，绝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经营自己的安乐窝。
“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在革命胜利后却为自己定下了与亲友交往三原则。有个人利益，不徇私方才难能可贵；有亲朋好友，持公心更显为政之德。所谓政德，关键的一点是看执政者如何对待手中的权力。如果一事当前，首先考虑亲朋故旧，或者小团体利益，把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那么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公道正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执政为民。
历史经验表明，一些政党或政治集团之所以人亡政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执政后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与人民群众尖锐对立，最终被人民所抛弃。我们常说，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我们党？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老百姓为什么拼死支持我们党？在经济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老百姓为什么拥护我们党？就是因为在90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谋求的不是党的私利，不是党员干部的特
殊利益，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这是极其朴素的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手中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更要时刻自省自警：热衷追逐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怎能兑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又如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如果说公而忘私是崇高境界，那么公私分明就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业操守。换届之际，新的领导班子和成员，如何自觉抵御社会各种诱惑对权力的侵蚀，如何不为私欲所动，不为私情所困，自觉做到履行职责为公，行使权力为民，人民在注视，时代在考验。
人民网评：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诉求，破解“用工荒”
春节长假刚过，多地已传来“用工荒”的声音。“广州和东莞的部分工厂因为招不到工人不得不推迟开工日期，浙江流失的工人达六成以上。企业为了招工纷纷提高工资，有的起薪已到2000元以上，但反应并不热烈。”——半停工、工人流失、提薪，这些与“用工荒”同期出现的词汇总是如约出现在节后的此类新闻中。
“用工荒”近年的日益凸显，成因复杂，但其中不可不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诉求与用工现实之间的错位。以这个因素考量，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扩大，“用工荒”问题将愈发严峻，并长时间存在。
错位在何处？企业希望招收熟练工，能够在短期内就产出效益，并吃苦耐劳；但这些特征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并不明显。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职业的定位，显然更高：个人的发展空间、工作环境、薪酬等平等性要求都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与他们父兄辈农民工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特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用工方眼里，被打上了“心态浮躁”、“挑剔”、“耐受力低”、“不能吃苦”、“缺乏技术”等负面标签。如何看待这些负面标签？它们果真是一种“负面”，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发展期许的合理诉求？
事实上，无论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如何，他们的身份在城市里的身份始终是农民工。他们与传统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农民工在城市里所面临的生活、工作状况依旧未变。
据统计，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58.4%。这样一群受教育程度、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个人发展渴求度都高于父兄辈的劳动力大军，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所遭遇的现实并没有改变。而他们不同于父兄辈的诉求和意识与坚硬的现实之间发生碰撞时，必然出现用工方眼里的诸多“负面”特性。去年年底，一份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今天在京发布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婚恋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六成人会因为“工资比较低”、近四成人因为“没有发展机会”、“影响健康”等原因选择离开原工作单位，在多个工作单位和城市间频繁流动。在一个劳资双方平等博弈的视角看来，这与其说是“浮躁”的负面因素，不如说是一个庞大群体所表达的向上发展、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合理诉求。
社会不能用他们父兄辈对这些权益保障不足的“耐受”来要求这一代农民工，已经亏欠了他们父兄辈农民工的，不能照旧让他们持续牺牲。如果我们仍旧以传统农民工的“美好品德”来要求这一代农民工，所产生的不仅仅是用工荒之下凸显的“错位”，同时也必将承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民工的家庭幸福和个人发展方面的负面影响，同时，矛盾积累之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存在的不信任感等心态还可能为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用工荒”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的本质是一个社会问题。8000多万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正成为一种必须严肃对待的命题，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方法恰当合理地解决，也期待这个问题在3月份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成为代表的热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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