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的“乐山时期”(珞青稿件)_国立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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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武汉大学的“乐山时期”

在武汉大学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这么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国难当头，日寇进逼，三镇危急，我国立武汉大学被迫痛别珞珈，举校西迁，流落至四川乐山，并弦歌不辍，坚持办学长达八年有余，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前提下，在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诸方面仍旧硕果累累，甚至不可思议地创造出自身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20世纪30年代初，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珞珈山大兴土木，建起一组气势恢弘的新校舍；同时，学校的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短短几年就由一所普通的高等学校，迅速发展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被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打断了中国高等教育正常发展的历史进程，武汉大学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亦宣告中止，珞珈山新校舍的部分后续工程如农学院大楼等也被迫停工。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珞珈山岌岌可危，武大的内迁也就提上了日程。

1938年2月21日，武大召开第322次校务会议，议决迁校问题，商请教育部将一至三年级学生暂迁四川乐山，四年级学生仍留珞珈山结束学业。稍后，成立迁校委员会，以杨端六为委员长。杨端六等立即先期赶赴乐山，勘定城内的文庙、龙神祠、三清宫、火神庙等处为校舍。3月，部分师生员工开始分批入川，偌大的珞珈山校园，转眼便只剩下200多名师生；所剩校舍成为国民党军官训练团团部，蒋介石亲自兼任团长，并将官邸设在半山庐。珞珈山上下，一时戒备森严，空山寂野，一片寥落。4月，迁川部分暂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乐山古名嘉定），校牌悬于文庙总部门前。4月29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先期抵达的师生们在这些简陋而破败的校舍里正式开学上课，开始了“乐山时期”的八载艰辛岁月。7月，在留珞珈山学习的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后，本部所剩最后一批教职员工挥泪告别珞珈，在王星拱校长率领下奔赴乐山，仅留下八人看管校产。稍后，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正式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10月底，武汉沦陷，武大珞珈山校舍成为日军司令部，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1946年10月31日，首批武大师生复归珞珈山，长达八年半之久的“乐山时期”方才正式宣告结束。

乐山时期，是武大历史上物质条件最恶劣、物质生活最艰苦的时期。时值抗战，武大师生在乐山的生活也异常困苦，“似乎忽然发现生活退回到19世纪”（旅美作家吴鲁芹语）。中文系教授刘永济在一首《浣溪沙》中道尽了当时的凄凉窘迫：“煮字难充众口饥，牵萝何补破残衣，接天兵祲欲无辞。一自权衡资大盗，坐收赢利有伧儿，一家欢笑万家啼。”即使是大学教授，其薪水甚至都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普遍地泛在脸上的红润没有了，代替那种美丽底颜色的是一种苍白”（《大公报》语）。为解决生计，广大师生不得不抽出大量宝贵时间来从事各种“副业”——或翻箱倒柜，变卖旧物，或托人求情，兼职代课，甚至摆摊设点，做小生意，藉此度过难关。1500多名学生零散地分居七地，移走寺庙的神像，搬来双层床塞满房屋，便成了鸽子笼似的宿舍；搬走孔子等人的雕像，文庙的大成殿也就成了图书馆。贫苦学生们平时吃的是渗有砂子、稗子等物甚至老鼠屎的“八宝饭”，穿的是打了一道又一道补丁的破旧衣服„„乐山八年，由于生活、医疗条件恶劣，不少才华横溢、学有专长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萧君绛、郭霖、孙芳等人纷纷被贫病夺去了生命，而学生死亡的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4月到1943年8月的五年中，仅有1700多人的武汉大学，死亡人数竟在百人以上。这个骇人听闻的死亡率，使学校公墓不得不一再扩大，甚至被人称作学生“第八宿舍”（学生宿舍实际只有七舍）。乐山时期，同时也是武大师生自强不息、克难奋进、一心向学，全力以赴谋发展的时期。他们克服了物质匮乏、经费短缺的重重困难，坚持办学活动的正常开展，老师们辛勤教书，甚至放言“战士应该死在沙场，教授应该死在讲堂”；学生们刻苦学习，图书馆和食堂座位大恢复农学院，筹设医学院，并于1947年初最终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宏伟目标与办学格局。1947年，北大校长胡适提出，应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五年时间首先将包括武大在内的五大名校办成像英国牛津、剑桥那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学。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国立武汉大学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当时全国仅有七所高校获此待遇）。抚今追昔，早已逝去的那段遥远的历史，不禁让人感慨万千；珞珈乐嘉，一脉相承的武大精神和风骨，使人油然而生无穷的敬意。走过了百年沧桑的武汉大学，仍然需要从过去的那些宝贵财富中汲取更多的智慧；而所有的珞珈学子们，在解读母校厚重的历史底蕴时，切不可忘怀，1938至1946年，这段充满艰辛而又无比璀璨的——“乐山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