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史_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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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80多年前，我们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下，那时候的中国社会，到处是军阀混战，广大的劳动人民正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1923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这就是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而郑州就是这次大罢工的中心和策源地。那么京汉铁路工人为什么要举行这次大罢工呢？这还得从京汉铁路工人的血泪史说起。
京汉铁路是从北京到汉口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我们郑州经过，全长是1200多公里。在当时的旧社会，京汉铁路从1906年建成通车以来，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霸占着，成了他们掠夺我国宝贵财富、榨取人民血汗的工具。
在修建京汉铁路的时候，帝国主义者把大批失业的工人和破产的农民廉价招来，残酷地压榨这些劳动者。这些修路工人天不亮就得上路干活，天黑透了，才能回窝棚休息。上千斤重的钢轨全靠肩扛手抬一步一步的挪动。冬天冻得手裂脚烂、鲜血直流，夏天还要顶着烈日踩在烫脚的石碴上，真是刺骨穿心，经常有修路工人被折磨的惨死在路基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根根白骨筑成了京汉铁路。
汗是穷人流，路是工人修，可是穷苦的工人想进铁路做工，比登天还难，他们遇到的第一关就是考工。工人们都说那是在过鬼门关。现在我们纪念馆还陈列着这么一件展品，那是一个机车配件，叫“扁担簧”。这个大铁块，大约重100公斤，那时反动当局规定，凡是来参加考工的人都必须扛起它来回走上一百米，并且在走的过程中，工
头还要冷不防地往工人的腿窝里猛踢两脚，这样仍然得身不弯腿不颤才算合格。当时的人，大多数都吃不饱饭，面黄肌瘦的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于是就有不少人被压得口吐鲜血，有的人被工头踢倒后，被砸断了胳膊、砸断了腿，一辈子都成了残废。
京汉铁路工人的劳动强度之大，骇人听闻。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全靠工人用肩扛用背驮了。工人们背着沉重的货物，走在颤微微的踏板上，稍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被沉重的货物砸伤、甚至砸死。工人们每天得干十二个小时的活，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就这样资本家还嫌不够，连工人去厕所的时间，都要想方设法地加以控制。当时资本家规定，工人必须得到一块木牌后才能去厕所，没有领到木牌就不能去，违反规定的要罚款，不服气的还得挨打、甚至被开除。在千把人的工厂里，资本家只做了那么几块木牌，人多牌少，当然就很难轮得上了，所以说工人们连大小便的自由都被资本家控制了。
在外国监工的眼里，工人只不过是会说话的牛马，可以被任意地污辱、打骂，那些监工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可是工人们把窝头放在炉子边上烤烤，他们都不让。到了冬天，天还不亮，工人就得上路做工，根本来不及吃饭，工人只好把窝头带进厂里来，放在干活用的炉子边上烤烤再吃。一次，一个名叫乍曼的外国监工走进车间，他看见炉子边放着吃的东西，就把蓝眼睛一瞪，一边叽哩哇啦的大骂，一边抬起脚就踢，炉子被踢翻了，窝头也滚了一地，踢完还罚了工人的工资，工人却敢怒不敢言，苦水只好往肚子里咽。工人们做着这样繁重的劳动，每人每月只有6元钱的工资，而一个总工务段段长，他是一
个法国人，他不劳而获，每月工资就高达一千三百元，是工人工资的200多倍。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把发展工人运动做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党十分关注京汉铁路工人的深重灾难。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曾经两次来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和工人们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的疾苦；党还迅速派出了一批优秀干部，来到京汉铁路各地办起了许多工人夜校，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在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的工会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工人们在工会的带领下，与监工、把头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在北京的长辛店，工人们痛打了工头邓长荣。邓长荣是工头里面最狠毒的一个大工头，他平时欺压工人、独霸一方、敲诈勒索是无恶不作，工人们暗地里都叫他“人人恨”。有一天，这个“人人恨”又打了工人陶善琮，工会觉得正好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邓长荣。一听说要惩罚邓长荣，晚上工会开会时，工人们来得特别早，他们个个摩拳擦掌、人人自报奋勇，“我得报头名”“我算一个”“还有我呢！”抢着报名的声音响成了一片。第二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工会的几个积极分子来到了厂南门口的小桥边，专等邓长荣。一会儿，下工的笛声响过，工人们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出了厂门，随后，冒出一个人来，只见他身穿青布裤褂，脑袋上顶着个呢子礼帽，他仰着脸，迈着方步，嘴里还哼着小曲，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在他身后还紧跟着一个保镖。工人们一看来人的架势老远就认出来了，他就是邓长荣。这时，邓长荣也看到了，有几个工人在小桥边也走来走去，他的心里
直犯嘀咕：“这伙穷鬼，站在桥头，莫非冤家路窄？”一想到这儿，他便想绕道溜走，可又一想，这不太丢面子了吗？只好硬着头皮，朝桥头走去。邓长荣刚走到桥头，吴桢带领几个工人“唰”地就拦住了他的去路，劈头就问：“你为什么打我们的工人陶善琮？”邓长荣一看工人这阵势，吓得他心里直扑腾，可他嘴上还挺硬，还想靠往日的威风吓唬工人，他的那个保镖，平时打人打惯了，这时候看见几个穷工人竟敢拦着他的主子讲理，他抬手就想动武，他的手刚一扬起，脸上“啪”的一下，就被一个工人打了一巴掌，工人们一拥而上，把邓长荣和他的保镖围起来，噼哩叭啦就打了个痛快。下班的工人听说是在收拾邓长荣，也都纷纷地跑了过来，大伙儿说，今天得好好教训他，看他还敢不敢欺负咱们工人。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打得邓长荣是哭爹叫娘直喊饶命。这时候，有个工人又使劲往邓长荣屁股上踹了一脚，把他踢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大伙看他装死，就七手八脚地连抬带踢，把他扔进了桥下的臭水沟里，邓长荣在臭水沟里打着滚，弄得浑身上下全是臭泥巴，他连忙爬起来，抱着脑袋，没命似地逃跑了，大伙儿看到邓长荣的狼狈相，真是开心极了。
从这件事，大伙儿也体会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工人们决定把16个分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总工会，这可吓坏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吴佩孚，他对工人成立总工会是又恨又怕，于是他下命令阻止总工会的成立。
1923年2月1日清晨，天气格外晴朗，来自各地的代表和来宾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从郑州火车站出发了，这天的封建军警在郑州全
城实行紧急戒严，当工人开会队伍走到钱塘路口的时候，就遭到军警的横枪拦截，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臣威胁工人们说：“今天这里戒严，不准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连路也不准你们走！”工人们非常愤怒，高喊着“不自由、不如死，咱们向前冲呵！”工人队伍潮水般地涌向普乐园，但这时敌人已经把会场的大门封住了，工人们一拥而上，把门撞开，队伍拥进会场，郑州分工会会长高斌登上主席台大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顿时工人们欢声雷动。这时，黄殿臣从后门钻进了会场，他爬上主席台，声嘶力竭地狂叫着说：“限你们五分钟散会，不然的话，我要按军法从事。”康景星带领纠察队员飞步向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子说：“这哪是你说话的地方！”说着飞起一脚，将他踢到了台下，就这样，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胜利地诞生了。
但是就在这天下午，封建军阀疯狂地捣毁了总工会的办公地址，他们还包围了开会代表们的住处，不让工人自由走动。当天晚上，总工会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争人权、争自由，决定于2月4日举行京汉铁路全线总同盟罢工。
2月4日上午9点，随着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路全线大罢工爆发了，在三个小时内，从南到北2000多里，三万多工人罢了工，工人们响亮地提出：“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短短几天的罢工，就使军阀吴佩孚遭受了一百三十万元的经济损失，因为京汉铁路当时几乎是吴佩孚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所以吴佩孚为了他的切身利益，指使他的爪牙赵继贤、萧跃南等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下了毒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这次惨案中，工人领袖林祥谦、施洋等50多位同志惨遭杀害，数十名工人被砍断手脚成了残废，40多人被捕入狱，1000多名工人被开除失业，流离失所。
在武汉江岸牺牲的林祥谦烈士，于1892年8月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一家七口人，就住在他爷爷留下的半间破茅草屋里，靠着5分贫瘠的山田和一棵龙眼树艰难度日，到了林祥谦13岁那年，他在家乡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就随父亲到马尾造船厂当了童工，在厂里他受尽了资本家的欺辱和剥削，后来他不得不离开马尾造船厂和他的爸爸、弟弟，父子三人一起来到了京汉铁路，林祥谦在江岸机务厂当了一名钳工。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岸办起了工人夜校，林祥谦在党的领导下，阶级觉悟迅速提高，这年底，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忠诚勇敢、大公无私，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地位，在江岸成立分工会时，他被推选为委员长。大罢工开始以后，林祥谦积极领导工人和反动军阀展开顽强的斗争，2月7日那天下午，江岸铁路警备司令张厚生，带着两个营的兵力包围了总工会的办公地址，向守卫在总工会办事处门前的罢工工人和纠察队员开了枪，当场就有37人光荣牺牲，林祥谦的弟弟林元成，也在这次惨案中被反动军阀杀害，林祥谦不幸被捕。
这天晚上，天阴沉沉地刮着刺骨的寒风，林祥谦和其它几十名被捕工人一起，被绑在江岸东站的电线杆上，林祥谦非常镇定，毫不畏惧，这时张厚生亲自提着马灯，带着刽子手挨个寻找，认出林祥谦后，立刻狰狞地笑着，威逼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对张厚生根本不屑一顾，张厚生恼羞成怒，命令刽子手举起大刀就向林祥谦砍去，砍一刀问：“上不上工？”再砍一刀，问：“下不下复工令？”此时的林祥谦浑身是血，痛彻肺腑，但他却爆发出强烈的不屈意志，视死如归地说：“上工是要有总工会的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决不可上！”他忍着巨痛，愤怒地痛斥军阀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军阀浑帐的手里！”这时林祥谦的妻子闻讯赶来，她看到已经成了血人的丈夫，断定林祥谦是活不成了，张厚生见林祥谦宁死也不下复工令，又命令刽子手举起血淋淋的鬼头刀向林祥谦的右臂狠狠砍去，这一刀，犹如砍在林祥谦妻子的心上，她当时就晕死过去，等她醒来时，林祥谦已经被杀害了，他的头部被砍的只剩下脖子后面的一层皮连着，身上被砍了7刀，混身血肉模糊。林祥谦，这位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这位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视死如归的忠诚战士壮烈牺牲了，这年他才31岁。
二七大屠杀以后，封建军阀仍不放松对林祥谦一家的迫害，就在他被害的这年10月间，他年迈的父亲又被工头活活踢死。林祥谦父子三人为了活命，从家乡来到京汉铁路时是身强力壮，可被送回去的却是三口漆黑的棺材。解放以后，国家在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1946），在林祥谦的家乡修建了林祥谦烈士陵园，并且还为他家盖了一座美丽的别墅。
就在林祥谦被害的当天，和他并肩战斗的施洋同志也不幸在江岸被封建军阀以煸动工潮为罪名而逮捕，敌人给他带上特号加重的脚镣
手铐，把他关押在湖北督军署、陆军审判处看守所有字第一号牢房里。
1889年的6月13日，施洋出生在湖北省竹山县一个世代书香的破落家庭里，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但也饱尝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迫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深沉的忧民情感。
1917年，施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从此开始从事并很快就成为了有名望的律师，他以雄辨的口才，渊博的法律知识，为劳动阶级伸张正义，他说：“劳动者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劳工是神圣的，我们应该尊重劳动者”。工人们都爱戴他，亲切地称他为“劳动者的律师”。
当时的武汉工人，特别是武汉的人力车夫，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常受老板、巡捕、警察殴打，有时甚至被打死。有一天一个地方恶霸坐了人力车，不但不给钱，反而把拉车的车夫给打死了，当时目睹了这场惨剧的几个工人找到施洋后，请他为穷人说话、替死者伸冤，施洋听后立即到法院报案，随后马上赶到现场验尸，经过调查核实，以铁的事实，使杀人凶手被逮捕法办，为车夫伸张正义。
1921年底的一天，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主任包惠僧找到施洋，请他为汉口的人力车夫打官司，并请施洋在事情办成之后，按价格的一半收费，施洋当时就说：“从正义和人道的观点出发，我应该帮助工人，因为他们是穷人，还收什么费呢”，正如施洋自己所说“为劳动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是我的职责”。
1922年6月，施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京汉路工人大罢
工中，旋洋是主要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他不怕白色恐怖，到处发表演说，军阀吴佩孚、萧跃南早已把施洋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咬牙切齿地说：“不杀施洋工潮难平”“不杀施洋，京汉路就不能通车”。1923年2月7日下午5点多钟，施洋刚从外面回来，饭还没来得及吃，就被敌人逮走了。第二天，敌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庭审讯施洋。在法庭上，施洋以渊博的法律知识把敌人驳得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在监狱里他写下了数千字的《伯高狱中七日记》、揭露敌人的残暴。
1923年2月15日早晨，施洋被秘密杀害在武昌洪山脚下，在施洋临牺牲的时候，敌人假惺惺地问：“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 施洋环顾祖国大地无限深情地说：“中国就是我的家，我还有什么家信可写？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做狗的人，一起食肉寝皮”，接着他又说：“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得了一个施洋，杀不了千千万万伟大的民众”，敌人气急败坏地连声狂叫：“开枪！开枪！”施洋高呼着“劳工万岁”惨死在敌人的枪下。
施洋的死使武汉全城倾城悲愤，中国共产党和工会的广大工人以及各界人士冒着白色恐怖、踏着冰雪为施洋收尸安葬，当时上万人哭诉道：“施洋先生为了无产阶级流血，我们一定要替无产阶级报仇啊！” 武汉的人力车夫在许多码头设下祭坛，数千名穿着破衣烂衫的人力车夫双膝跪在地上，放声痛哭，他们哭喊着说：“施洋先生，我们离不开你啊，你不该就这么离我们去了，你不该就这么去了呀！”那悲壮的场面，使在场的每一位群众无不双泪俱下。
1953年，党和人民政府在施洋烈士牺牲的地方，修建了施洋烈士陵园。在汉白玉的施洋纪念碑上，镌刻着董必武同志吟颂施洋烈士的诗一首：“二七工仇血史流，吴肖遗臭万年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宁存烈士俦”。
高斌，他于1893年出生在天津郊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家里很穷，上不起学，很小就去当了童工。在工友中，他经常帮助工人，为大家排忧解难，由于高斌与敌人斗争坚决勇敢，郑州成立分工会时，大家选他当了委员长，在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和领导大罢工的斗争中，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23年2月5日这天晚上，高斌刚从罢工第一线回来，就听见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就听“砰”地一声，门被踢开了，闯进来几个头戴大檐帽、身穿灰军装的人，高斌一看就知道，这是夜猫子进宅——凶多吉少。只见进来的几个家伙“呼”地一下就把高斌围了起来，拿出绳子就想捆绑，高斌挥臂一挡，把一个士兵挡的后退了几步，他说：“我高斌一不行盗，二不做匪，用不着你们捆绑，我堂堂正正的去”。说完，他整了整衣帽，迎着寒风，昂首挺胸走了出去。
这天晚上是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第二天一大早，一伙全副武装的军警，就押着高斌向郑州火车站走去，高斌带着沉重的脚镣和手铐，每走一步都很困难，脚镣撞击着冰路，又磨破了高斌的皮肉，一步一个血印，鲜红的血染红了雪白的路…….到了火车站，敌人又扒光了高斌的棉衣，让他光着上身，仅穿一条单裤，把他捆绑在郑州火车站的冰天雪地里，长达四个小时，妄图用寒冷迫使高斌屈服，高斌始终坚贞不屈，不答应下复工令，直到最后被敌人摧残致死，在他牺牲时也只有三十岁。
在今天矗立着二七塔的地方，也曾经牺牲了两位烈士，他们是汪胜友和司文德，他们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员。汪胜友继高斌烈士之后，被选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司文德被选为工人总代表。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组成了秘密战斗小组，经常卸掉铁轨上的夹板、烧毁桥梁，中断吴佩孚的交通运输，给封建军阀以沉重的打击。1926年10月，他们不幸被军阀逮捕，10月15日被封建军阀杀害在郑州的长春桥，也就是现在的二七纪念塔所在地。
二七惨案发生以后，京汉铁路工人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为此发表了《为吴佩孚惨害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吴佩孚之流。同时，工人们的革命精神也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高度赞扬和肯定，伟大导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发表了《为二七屠杀告中国铁路工人的宣言》，高度赞扬了京汉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楷模。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为了缅怀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先后在北京、湖北、福建、河南等地修建了纪念碑、纪念堂、纪念塔和烈士陵园。1953年，在当年召开京汉铁路成立大会的地方，修建了二七纪念堂。1971年7月至9月，在汪胜友、司文德两位烈士牺牲的地方，修建了现在的二七纪念塔。1991年8月和12月，纪念塔又先后被命名为河南省和郑州市“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这里已经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二七纪念塔也成为了我们郑州这座二七名城的象征。
郑州工人夜校：工人夜校位于郑州市管城区三益街小学北院。1921年1月，郑州铁路职工学校创立，校址在湖北会馆（今为三益街小学北院）。铁路工人高斌、姜海士等人于夜晚来校上课，故称“工人夜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湖北高等师范毕业，并在交通部北京速成师范培训）从北京被派到郑州铁路职工学校任教，并代校长。他从调查工人情况入手，向工人讲授文化知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赵子健和其他教员结合教工人识字，给大家讲述革命道理，如讲：“工人光愁不行，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不团结就好象一盘散沙一样”等等，学些一段以后，大家认识提高了，赵子健因势利导，就将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1921年3月，李大钊到郑州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并在赵子健陪同下，到夜校向工人介绍俄国工人解放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励工人要好好学习，学技术，学革命道理；号召工人要组织团结起来，争当社会的主人。用通俗的语言讲工人的苦难生活，讲资本家的不劳而获，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造成工人的贫困，但这种贫困是可以改变的，那就是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说：“你们现在要好好学习文化技术，将来工人的地位非常高„„”他边说边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个“人”字。“你们看，‘工’‘人’两个字连在一起是个‘天’字，工人阶级能顶天立地，工人团结起来，就力大无边。”工人听了这些革命道理很受启发，思想日渐开窍，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工人夜校很快成为联络团结工人的阵地。8月，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后迁北京），邓中夏任主任。他曾到郑州向工人进行革命宣传。同月，赵子健在郑州建立中共刊物《劳动周刊》和《工人周刊》发行站，组织夜校学员阅读，并派凌楚藩随李震瀛（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负责郑州两路工运），到长辛店学习建立路工俱乐部的经验。9月，由高斌、王宗培等48位夜校学员发起组织，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高斌为总干事。赵子健派王宗培、凌楚藩等联系开封、洛阳路工，李震瀛到安阳指导工人运动，使安阳、洛阳、开封先后建立了工人俱乐部等组织。郑州已成为当时全国工运的中心之一，夜校学员高斌、王宗培、凌楚藩、姜海士、张士汉等一批先进分子成长起来。11月高斌等以俱乐部名义，组织夜校学员和郑州路工，声援支持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李震瀛、罗章龙、包惠僧等到洛阳、郑州，了解罢工情况，直到工人运动。1922年1月，郑州路工俱乐部发动工人罢工三天，反对军警殴打工人。2月，又组织郑州机务处工人，为驱逐反动厂首，再次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4月，在俱乐部基础上，郑州铁路工会成立，高斌为委员长。经过工人夜校的学习和工人运动的锻炼，高斌、司文德等优秀学员和工运骨干相继加入共产党，并成立党小组，李震瀛任组长。7月，李大钊通过关系，推荐包惠僧、李震瀛担任交通部驻京汉、陇海两路密查员，并亲到洛阳促使军阀吴佩孚发表通电“保护劳工”。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
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25至26日，郑州路工举行声援长辛店路工反对工头压迫、争取工人权利的同盟罢工，同时还广泛开展了劳动立法的斗争。至1922年底，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郑州工人夜校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