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区域砖室墓葬及族属考述(已发表)_地域文化性考任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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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区域砖室墓葬考述

大理州博物馆 李云晋

[摘要]砖室墓葬是洱海区域汉晋时期唯一可见的墓葬形式，它是以烧制砖作为筑墓材料的古墓葬，这种特殊的古墓葬构造形制、出土器物及墓葬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表明汉晋时期，大量的汉移民伴随着中原王朝的“开边”举措，从中原内地移居到洱海区域，创造出了属汉文化体系范畴的砖室墓葬文化。[关键词] 洱海区域；砖室墓葬；文化特性；汉移民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elaboration on the brick room grave in

Erhai region Li Yun—jin(Dali Prefecture Museum,Dali,Yunnan 671000,China)[Abstract] The Brick room grave is only evidently grave form in the Erhai region during Han—Jin period , it is with temperature system brick as grave material to build the ancient tomb, this kind of special ancient tomb structure construction、unearthed utensil and the cultural intension reflected by the grave that indicates : during Han—Jin period, accompany the dynasty of Central Plains’s “ developing border ” measure ,the maive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their original inland moved to Erhai region, the creation had happened to be the brick room grave culture of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category.［Key words］ Erhai region；

brick room grav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the Chinese immigrates

洱海区域发现了一种以烧制砖作为筑墓材料的古墓葬，考古学界称之为砖室墓。墓葬的构造、墓葬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及墓主族属等相关问题，曾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这种特殊葬式具有较高的考古、历史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价值，通过对该区域砖室墓葬的研究，可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洱海区域内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脉络，从而掌握区域内铁器时代民族构成、民族迁徙及民族融合的规律。本文将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及他人多年辛勤探索研究的学术成果，阐述个人对洱海区域砖室墓葬的粗浅认识。

一、砖室墓构造形制

砖室墓因出现在汉晋时期，又称为“汉晋砖室墓”。早在1938年修挖滇缅公路祥云段时，在高官铺施工地段挖出砖室墓一座，墓内发现印有“大康十年王氏作”的铭文砖（铭文墓砖现收藏在祥云县文物管理所）①。之后，洱源、大理、宾川、弥渡等地相继发现此类型的砖室墓，但人们都是在取挖土时掘出，墓葬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层面貌全非，也就无法科学地、准确地整理资料，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对砖室墓科学的发掘和清理工作才开始。1981年4月，下关市郊先锋公社大展屯村社员取土建房，在表土下约八十厘米深处的地方发现一座砖室墓。大理州文物管理所闻讯后，对墓进行清理，并对出土器物分析判定为东汉晚期的砖室墓。②接着又陆续清理发掘了大展屯二号汉墓、下关市郊荷花寺村西晋墓、喜洲镇文阁村和凤阳村西晋墓、下关城北东汉纪年墓、喜洲弘圭山蜀汉纪年墓，这些砖室墓几乎全部集中在洱海西岸，分布在大理市下关、喜洲两个片区。

砖室墓是在地面拙出所需规格的坑穴，然后选用烧制的砖，砌成不同形式的墓室，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制：

第一种，“凸”字形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个部分组成。墓室呈长方形，墓顶因受到破坏，只能根据残留砖砌形分析墓顶形。从喜州凤阳M2墓的构造看，墓室南、北、西三壁下段用条砖杂少量纪年铭文楔形条砖平卧错缝顺砌，保留较好的南壁最上部有两层券顶砖。显然，这种形制的砖室墓都有券顶。

第二种，长方形多室墓，由墓门通道、前室、甬道、后室四个部分组成。前室为长方形，四壁平直，在距墓底1.7米处逐渐内收起券呈半圆券顶。后室则分两部分，前部分是长方形天井，后部分是置放棺木的台基。

第三种，双后室并列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相并列的两个后室组成。前室呈横长方形，后室是两个并列呈长方形的墓室。墓壁为青砖和少量红砖错落而序地垒砌。

第四种，带耳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耳室五个部分组成。墓前室近似方形，上顶部为券顶，进入墓前室左边有一个长方形的小耳室，后室呈长方形，墓壁外围均有人工夯打的填土，封门外用鹅卵石填塞。

这四种形制的墓都发现刻有铭文和不同纹饰的墓砖，砖纹饰有：菱形几何花纹、方格菱形乳突纹、水波纹、钱纹、米字形几何纹、弧线对角线几何纹及钱币纹等纹饰，墓砖的纹饰和铭文几乎都面朝墓内。用砖垒砌完形的砖室墓，是否用土覆盖垒成封土层，可从考古材料查证。大展屯二号汉墓就长达18米、宽15米，高出地表面1米，呈长椭圆形的封土堆；下关城北东汉墓也有类似的封土堆，因大理制药厂平场时推土机推毁了墓葬封土，故对该墓的封土层情况不详。综前所述，可以肯定，洱海区域的砖室墓上方都垒有封土层。

二、砖室墓的年代与分期

洱海区域砖室墓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墓内壁铭文纪年砖和出土的各式器物为砖室墓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和最准确的客观依据。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洱海区域砖室墓年代最早的是下关城北制药厂原址清理发掘出的东汉墓，墓内发现模印有隶书“熹平年十二月造”铭文纪年砖。“熹平”为东汉灵帝刘宏的第二个年号，即公元172—178年，相当于东汉晚期。在距制药厂约800米处的大展屯也发现了两座年代与之相近的砖室墓，说明东汉晚期，洱海区域砖室墓开始兴盛起来，至早在东汉中晚期这种葬术已传入该区域。

砖室墓葬延续到何时，也可从出土的砖室墓铭文砖得到印证。祥云高官铺、大理市下关镇荷花寺村和喜州镇分别清理出模印有“大康十年王氏作”、“大康十年造吉羊”和“大康六年正月赵氏作吉羊”铭文砖。“大”与“太”同义，“大康”或称“太康”。“太康”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公元280—289年），“太康十年”即公元289年，相当于西晋初年。

砖室墓纪年铭文砖是最准确的客观文字记录，它清晰地勾划出砖室墓这种葬俗的时间轮廓，大致从东汉中晚期至西晋初期，长达100多年的时间。

通过对砖室墓构造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砖室墓葬有两个明显的分期特征。东汉砖室墓选材比较严谨，清一色的烧制砖；墓内构造复杂 ；墓室宽敞、宏大；墓砖纹饰丰富多样，有菱形几何花纹、方格菱形乳突纹、三角对角线几何纹、星芒纹、太阳纹、水波纹和钱纹等纹饰。

进入三国时期，已开始出现构造简单“凸”形单室墓，到西晋初期，形制复杂多样的多室墓逐渐被“凸”形单室墓所取代。同时，这个时期所选用的砌垒墓材料已不再是清一色的烧制砖，而是可以砖、石混合使用，如：下关荷花寺村、喜州文阁村和凤阳村等晋墓都是采用砖、石混合使用，有的墓下半段选用条石或块石作不规则形垒砌，上半段用各种条砖杂少量纪年铭文楔形条砖平卧错缝顺砌；有的则是墓室全部用片状天然石块砌筑，墓底则铺垫烧制的规格砖。砖纹只有棱纹对角线几何纹、钱纹。

三、随葬器物

洱海区域汉晋砖室墓由于不同的历史年代和不同的历史环境，出土器物的质地和种类都不尽相同。东汉墓中出土器物质地有：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锡器、骨器。品类有：青瓷罐；陶羊首壶、各式陶罐、陶釜、陶钵、陶盘、陶碗、陶仓、陶甑、陶盆、陶囷、陶灶、陶井、陶筒形器、陶灯、陶池塘水田模型、陶楼、陶带盾立俑、陶立俑、陶听琴俑、陶抚琴俑、陶鞍马、陶牛、陶犬、陶鸡、陶鸭；铜青羊龙纹镜、铜案、铜摇钱树、铜双蟠龙衔柱、铜人鱼饰物、铜灯、铜泡钉、铜马、铜鸭、铜环、铁刀、铁削、锡梅花形器、骨珠等四十多种器物。

晋墓出土器物质地有：陶器、铁器。品类有：铁芯彩俑、铁刀、陶马俑、陶灯、陶罐、陶钵、陶釜、陶盆、陶碗、陶碟、陶釉钵、陶釉碟、陶蛇。

通过对墓中所出器物的综述，能清楚地看到，同属一种葬俗，但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外部环境及人们的意识观念密切相关。东汉墓非常注重死者生前地位及死后所享受到的奢华厚葬，随葬器物不仅体量大，且数量众多、品类繁杂，显现出浓厚的厚葬之风。大理制药厂东汉熹平纪年墓，则是这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墓葬。墓中随葬品丰富多彩，有：颇具地方民族特色的陶质干栏式房模和建筑高大的双凉台房模；造型自然逼真、栩栩如生的抚琴俑、吹箫俑、听琴俑；高大奔放的陶马及品类繁多的生活用具，表现出墓主生前的富有及死后所享受到的厚葬待遇，这也是东汉时期比较典型的葬俗风格。晋墓随葬器物不但数量减少，而且品类简单、器形单纯，表现出人们的厚葬意识渐渐淡化，厚葬之风逐步减弱。

四、文化特性

砖室墓葬作为一种特殊的古墓葬文化，它所反映出文化内涵和表现出的文化特性，是我们研究探讨的重点和难点。在查阅现有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砖室墓葬文化特性进行了分析归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墓葬习俗方面。从装殓、下葬到选用随葬品都有一整套的规定习俗，有居住的各式房屋建筑模型、生活用品明器、家禽牲畜俑和供享用的各式陶俑，体现出入土厚葬寄天国思想。这种丧葬习俗是中原汉族广泛流行的墓葬风格，看不出当地任何民族的特点。

第二、墓中有许多铭文纪年砖，铭文为隶体汉字，汉字竖行，内容多为中原汉族墓葬传统记述法，“大康十年造吉羊”、“太康六年正月赵氏作吉羊”、“泰始五年造作大吉羊”、“延熙十年八月造作宜子孙”，说明墓主及家族有较高的汉文化基础。同时，所记纪年均为正史纪年号，如：“熹平”、“泰始”、“大康”或“太康”、“泰始”、“延熙”等，这种忠实崇尚并使用以正史为纪年号的只能是与汉文化有密切相关和联系的民族。

第三、墓中还出土了一批陶俑，除吹箫俑外，其余各式陶俑均着交领右衽长袍，男俑头戴寇，女俑梳绾髻，人物神态与造型、服饰与穿戴都与内地同期汉墓葬所出陶俑相一致，是秦汉时期汉族广泛流行的衣着风格，③带有浓厚的汉文化特征。

第四、墓葬随葬品还发现了摇钱树、青羊龙纹镜、双蟠龙衔柱和陶羊首壶等一批汉式器物，这些器物在中原内地汉墓葬中随处可见。墓砖纹饰的类型和装饰线条中还夹杂着钱币纹，钱币纹的使用，不仅是装饰线条的需要，更反映出钱币作为流通货币曾对墓主及墓主家族日常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才可能出现将钱币造型线条作为明纹刻划在墓砖上，表示对钱币财富的追求与向往。

上述文化特性可以清楚地看到洱海区域汉晋砖室墓无论是从丧葬习俗，还是随葬器物等方面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都明显地带有汉文化遗风，应属于汉文化体系。

五、族属

通过对洱海区域砖室墓葬文化特性的对比分析，显然，砖室墓文化与汉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可以断定，这是一支有着深厚的汉文化基础，汉文化程度纯粹成熟的民族。他们人数不算很多、但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墓主究竟属何民族？

洱海区域位于“蜀身毒国道”重要的枢纽位置，自古以来就是蜀地及中原内地通往西亚、南亚、东南亚的桥梁，各种形式的民间商贸交易所带来的川蜀文化和内地中原文化曾对该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到了西汉初期，既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的建立至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既位，在长达六、七十年“休养生息” 期间，汉族地区的生产和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汉王朝开始积极谋求对外商贸往来，锐意经营西域，但因匈奴及羌间阻，开始认识并重视对“蜀身毒国道”的开发利用。

公元前122年（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向汉武帝述说了从蜀地到身毒国（印度）之间，有一条早已开通的秘密商道，是汉王朝通往大夏的“宜径”。于是“天子仍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4]昆明，族别之称，地域之意，因有大量昆明族所聚居，故有昆明地名之称，从地名看，昆明是指洱海区域。由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冠盗、辄杀略汉使”，[5]并一直控制着洱海区域的交通要线，使汉王朝无法通过该区域，疏通“蜀身毒道”。直到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时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置益州郡。[6]四年之后，既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汉王朝用武力征服了嶲、昆明，收复了昆明，置叶榆等数县统属益州郡。至此，西南夷几个主要部落及洱海区域大部份地域正式纳入汉王朝行政管理辖区。

汉王朝在对洱海区域等“西南夷”进行“置郡”、“通道”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除边关”、“治边郡”的政治管理措施，如：“屯田”、“移民”、“派戍卒”，大量的汉移民、官吏、商贾进入洱海区域，落籍并长久居住在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坝区城镇。这些落籍的汉移民掌握着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经济环境都是当时洱海区域居住民族中最好的。同时，这部份移民因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仅富甲一方或者拥有丰厚的财富、居住环境优越，而且还享用着家丁、家奴、乐伎所带来的安稳和舒适。死后，严格按中原内地汉族的丧葬礼俗行葬，制墓规模大、构造复杂、随葬器物众多，品类繁杂，随葬品基本上是以明器为主，仍然表现出浓厚的中原汉文化丧葬习俗。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些汉移民不断地与当地民族通婚、融合，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汉移民所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及传播的汉文化对洱海区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力。

综上所述，从洱海区域砖室墓的墓制、构造、葬俗、随葬器物、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分析，并通过史料佐证，能清楚地看到汉晋时期砖室墓主及族属就是中原内地通过各种途径移居并落藉到该区域汉移民，他们创造的砖室墓文化已成为洱海区域汉晋铁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李学龙：《洱海区域汉晋墓与隋唐“河蛮大姓”》，刊载《白族学研究》，1993年，第3期，第97页。{2}杨德文：《云南大理市下关城北东汉纪年墓》，刊载《考古》1997年第4期，第63—72页。[3]杨德文：《大理市发现一座东汉纪年墓》，登载《云南文物》1996年42期，第1—10页。[4]、[6]{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一百一十六卷，甘肃民族出版社，第672—674页。[5] {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一百二十三卷，甘肃民族出版社，第717—724页。

本文发表在2007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