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东剧变的本质与原因_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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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东剧变的本质与原因，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有：

（1）外因决定论，即：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外因，使得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堡垒”从外面被攻破的；

（2）个人决定论，即：戈尔巴乔夫等苏东各国党政主要领导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罪行，成了修正主义者和叛徒，出卖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些学者还把苏东剧变的“老帐”主要记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斯大林等的身上；

（3）经济决定论，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经济搞好。表现在：剧变之前的几年中，苏东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效益低下，物价飞涨，财政赤字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4）意识形态决定论，即：①各国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僵化，墨守成规，长期陷入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之中，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致；

（5）政党决定论，即：执政党没有把自身的建设搞好，在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出现问题，特别是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日趋普遍、泛滥。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苏东各国存在着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享有各种特权。执政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失望、不满和怨恨，最后葬送了苏东各国社会主义的大好江山；

（6）模式（体制）决定论，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长期固守传统的苏联模式。这一模式在初期基本上适应了各国的历史条件，使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凯歌高进。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一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无遗，经济上权利高度集中，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经济，只要计划，不要市场，搞平均主义等；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民主不健全，法制遭践踏，个人专断、个人迷信盛行。这些弊端日益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成为苏东各国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尽管苏东各国从20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但是，除了南斯拉夫以外，这种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冲破传统的苏联模式。结果拉大了苏东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7）三大矛盾决定论，即：苏联社会长期存在“过‘左’的路线和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这三大矛盾长期存在，终于导致三个危机，“经济危机、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三大危机的加剧，造成三个灭亡，“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亡命”；

（8）孤立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决定论，即：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提出和推行，使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与已经相当国际化了的世界经济割裂开来，而且是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隔绝开来；

（9）“左”的错误决定论，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苏东各国在路线、方针、政策上所犯的一系列“左”的错误；

（10）“右”的错误决定论，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东各国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如抛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味地妥协退让，对国内反对派和民族分裂势力反党、反社会主义及民族分裂活动听之任之，大搞私有化，放弃党的领导等；

（11）6对12个原因决定论，即：苏联解体有6对12个方面的原因：①内因与外因，以内因为主；②近因与远因，以近因为主；③深层与浅层，以深层为主；④主观与客观，以主观为主；⑤宏观与微观，以宏观为主；⑥上层与下层，以上层为主。这些原因相互交差、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12）两条绝路决定论，即：苏东剧变的国家走上了两条绝路：①苏东各国党政领导集团长期思想僵化，坚持一套“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切从本本和教条出发，固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建立起来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拒绝改革开放，结果使社会主义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走上了一条绝路；②实行改革开放时，不能科学地评价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认识不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模式（体制）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原则区别，因而在改革旧体制时，连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予以抛弃，结果从极左跑到极右，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偏离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最后导致党垮台、国家解体或变质、人民遭殃。

启示: 但实践证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高瞻远瞩的。虽然那代价过于沉重。可是我们要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已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社会主义主国更重要的了。苏东聚变还映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发生重大事件或国家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采取了“联邦”或“邦联”制的国家，很可能分崩离析。况且，这两种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定的应素，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谁会和我们患难与共呢？而现在台湾岛内大炒特炒的“联邦”制我们不可放松警惕。我们还要明白：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不搞对抗，不搞军备竞赛，不拉帮结派，时刻严防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还有，由于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万一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型的领导人，后果不堪设想。在20世纪70-80年代间苏联就曾为领导人的年龄和健康问题大伤脑筋，而我国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也不容小觑。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