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四五事件”“家国记忆”征文作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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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四五事件”“家国记忆”征文作品39
*后期，我在北京市西城区服装管理处组宣科工作，是个以工代干的小青工，负责宣传工作。这个服装管理处下辖十几个服装厂，每个厂又下辖十几到二十几个门市部。这种门市部就是那种接受顾客自购的布料、然后量体裁衣赚取加工费的前店后厂作坊式的门脸。有的厂子有大的流水线车间，可以搞成批衣服的生产。但是这样的流水线生产车间并不多，一般一个厂子只有一个，有的小规模的厂子甚至没有。比如，我调服装管理处之前在北京市西城区服装二厂工作，在其中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东口的一个叫做华纬的门市部学徒，学的是西服制作（行业术语，并不是指现在人们口中的西服，而是泛指除中装之外的其他一切按照西式方法裁制的衣服）。这个门市部是当时西城区技术水平最高的，名气很大，顾客很多。顾客送来加工的服装档次也都较高。比如，我曾参与制作过一件皮大衣，原料是毛华达呢的面儿，狐狸皮筒，内吊美丽绸的里儿，外加水獭领子。这样的原料配置，即使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也都是最高档的。因此，制作这件衣服的加工费高达33元，为我所见最昂贵的加工费。我为什么对制作这件衣服至今印象深刻？因为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6元，这件衣服之昂贵高档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厂下辖十几个门市部，南到宣武门，北到西四，东到南长街，主要集中在西单西四一带。但我们厂只有一个大的流水生产车间，车间有工人将近百人，主要生产成批订货。这个车间占据了一座二层小楼，但一楼还是辟出了个门面，也接零活。这个车间就位于西四南大街的路西，砖塔胡同之南，西四家具店之北。现今砖塔尚在，但家具店已经拆除，露出了后面的基督教新教教堂。现在教堂旁边的婚纱影楼就是当年的车间。由于管理处管理的单位很多，又分布于西城区各个地方，所以联络各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时通讯又不发达，各单位只有固定电话（有的小一点的门市部连电话也没有，要靠街道的传呼电话）。因此，很多工作的上传下达和交流还要靠纸面的内部通报来解决。我们的宣传工作主要就是编印这种通报，一共有三个人干（其中一个人有精神分裂症，也干不了什么，所以实际上只有两个人），负责人是*前进入北京工业学院就读的大学生宋壮成，*中毕业被分配去了二炮当兵（还算是专业对口），转业后被组织安排到我们这里，是当时处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我们的工作不算多，也不紧张。一般是去各厂了解情况，然后请各厂的人写报道，或者我们自己写，攒够一定的数量编写一期。由打字员打印后油印，然后交处里的通讯员下发，或者是处里召集各厂领导开会时发放，有紧急情况我们就骑车分头去送。大约是在1974年，北京市成立了工人理论组，负责马列理论的群众宣传和讲解。各区县也先后成立了工人理论组。西城区的规则是每个处级单位派一个人参加，除了我们服装管理处外，还有服务修理管理处、百货管理处、工业局、副食管理处、药品管理处等等。各单位各派一人，组成了西城区工人理论组。我那时刚刚20出头，家庭背景没有什么问题，又负责单位的宣传工作，单位领导就派我代表我们单位参加了。这个北京市西城区工人理论组共有20人左右，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学习的内容就是马列的书和时政文件，每周二集中学习讨论一天，地点是位于丰盛胡同的北京市西城区工会的会议室。这些年轻人都是喜欢学习又乐意思考的人，那时又没有大学上，所以这样的学习机会大家还是很珍惜的，也乐意参加，每周的讨论都是争论不休，甚至吵的不可开交。1974年的时候大家还都比较懵懂，学习讨论都是跟着形势走的。1975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一部分人开始觉醒，讨论中的分歧也逐渐加大了。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和对老干部的评价上。这一年，“四人帮”开始组织全国批“唯生产力论”，矛头针对邓小平的整顿措施。但是工人理论组中我们几个人很不同意“四人帮”的说法，因为这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全国恢复生产的效果是明摆着的，起码火车正点了，生产也开始正常运转了，人民大众都很高兴。可是上头为什么要批判呢？对此我们的心里很不满意。但是，在“四人帮”的高压下，不同意见是不能公然说出来的，我们的办法是凡事都找一段马列的话来证明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嘴里经常说的就是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的一段话：“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9页。这个版本就是当年的版本）根据这段话，我们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应当发展生产，借此表达我们对批唯生产力论的异议，极力主张发展生产。关于老干部问题，其由来是由于“四人帮”提出了“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怪论，矛头直指党内的老帅。其实，我们生活在最基层的人并不清楚中央内部的斗争，但是对于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说法感觉不对。首先是理论上的困惑，对于阶级的概念，我们这些人都很熟悉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按照列宁的定义，阶级其实是个经济概念，主要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这是我当时的理解。再看老干部，不是和大家一样拿工资吗？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单独成为一个阶级呢？工人理论组讨论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很激烈，大家互相不服。有人还举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来做根据，“毛主席说了，举起你的左手打到共产党，举起你的右手打到国民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政治态度也能决定阶级地位”。对此我不甚以为然，认为不符合列宁的原意。但是限于思想和理论水平，也说不出来什么太有说服力的反驳意见。当时我们观点比较一致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自动化厂的青工车金鼎，一个是药品管理处的打字员刘沛然。我们人数很少，是理论组内的少数派。由于我们的观点很不合时宜，背地里被多数派叫做“右派”。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危险，幸好没被抓住什么小辫子，不然就是很恐怖的事了。那时我们之所以还敢说一些不同意见，一是家庭出身不是“黑五类”，还不至于被扣上什么帽子。二是凡是不同观点一律找来马列的话做根据，也就是挡箭牌，这样就不太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了。尽管如此，我们内心还是比较警惕的，说话也比较谨慎、隐晦，凡讲话都高举马列的大旗，然后塞进自己的想法。那时我之所以能产生不同意见，与我所处的环境有关。从大环境看，*期间，生产停顿，经济形势很不好，人民的生活大受影响。记得那时妈妈常常为买菜发愁，因为菜站根本没有蔬菜卖，货架上通常是除了几个不怕烂的老倭瓜外就空无一物了。为此，妈妈在楼前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小片菜地，自己种菜吃，虽然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但还是对家里的生活有所帮助。其他副食、日用品的供应方面，除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粮食、肉蛋、油、粉丝、粉条都要凭本供应，穿衣要凭布票、茶叶等要凭工业券供应外，连电灯泡、卫生纸之类的东西都是限制供应的。对此大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盼望着多搞搞生产，多生产东西出来，改善生活。这是邓小平的整顿之所以广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从小的环境看，我所在的服装厂是集体所有制，是56年合作化的时候由小手工业者联合而成的。对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国家虽然不具体管理生产，但是也不负责发工资。我们必须坚持生产，否则就发不出来工资。所以，*期间，厂子一天也没停产。据我师傅讲，1969年西单爆炸的地点就在我所在华纬门市部的对面，车间的玻璃都震碎了，但是车间也没有因此停产。处在这样的生产单位，我就深知生产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四人帮宣传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就很不以为然乃至反对了。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到1976年的时候就我们比较叛逆了，成了“四五事件”的拥护者。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特别是*期间他尽力保护许多被批斗人员的事情在民间广泛流传，更是赢得了人民的爱戴。1975年周总理又在全国人大政府报告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很鼓舞人心，都把四化当成了奋斗目标。但那时，人们还没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许多人对于未来前途的把握还特别看着个人的因素。总理的去世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呢？四个现代化还能实现吗？人们不愿意想，也不敢想，因此对于周总理的去世十分悲伤，都想在总理最后的日子送送总理，祭奠总理。但是，四人帮对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极力压制，人民的情感无以寄托，这才出现了十里长街自发送总理的感人场景。但是，知道总理的灵车何时出发、走什么路线的人毕竟是少数，比如我就不知道，也没赶上十里长街送总理。因此，大多数人对于禁止悼念周总理十分愤怒。周总理去世后，形势越来越严峻，邓小平自参加完周总理的追悼会后就不见了踪影，不再公开露面了。对此人们也十分不满，国家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刚刚好一点，就否定邓小平的作法，批判邓小平制定的工作纲领，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我们在议论这事的时候常常会提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句话，大家说“咱们又不是羊，整天吃草怎么活？”。人们十分愤懑，无以发泄，于是对政治传闻非常感兴趣，觉得解气。最典型的传闻是关于迟群、谢静宜在人民大会堂组织批斗邓小平的传闻。这则传闻说：一日，迟群、谢静宜组织人在人民大会堂批斗邓小平，批了三个小时，邓小平一言不发。最后批判的人都批累了，就宣布批斗会结束。此时邓公说话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聋子不怕响雷轰”，言外之意是你们批斗我半天，我没听见。这句话把迟群、谢静宜气坏了。听了这个传闻大家的反映都是哈哈大笑，喜形于色，感觉太棒了，真正是痛快、解气。由于积郁于心的情绪无法发泄，人民群众的愤懑就在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的祭奠先人的日子里集中爆发了。1976年的3月30日是星期二，正好是理论组学习的日子，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有人悄悄说北京市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面贴小字报了，是反对江青、张春桥他们的（那时还不知道有四人帮，只知道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三个人），大家一听，很高兴也很好奇，都想去看看。于是，第二天我就赶快去了广场，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已经有花圈，还有祭奠的诗词。4月1日，天an门广场的花圈已经不少了。我在那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的：“整个广场真叫人感动，倾注了人们全部哀思的花圈一个接一个。表达了人们全部心声的诗词、挽联多么悲壮。让那些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们好好看一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谁想扭转历史潮流决（绝）没有好下场”（当时我只是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小青工，没什么文化，日记也是时断时续，但是这几天的日记是全的）。这天日记的最后是一首从天an门广场抄回来的七绝：悲切声声上九重，白花如雪泪泉涌，英雄形象永矗立，人心向背岂能扭？现在看来这首诗的水平并不高，但当时我感觉特别有同感，特别亲切，所以抄在了日记本上。由于特别关心天an门的情况，所以从这天起，我就设法天天到天an门广场去看看。那时机关的工作并不多，管理上也不太严格。因为工作需要，我们经常要下基层，不在办公室很正常，办公室不见人影也不会遭到追究。于是，我就用下基层的借口去天an门广场，声称出去办事了。那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其实已经惹的人怨沸腾了，我们这个不大的小机关里的年轻人，私下里的怨气都很多，大家整天议论纷纷，只是不敢当着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党委常委等大人（现在想起了他们那时也就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的面说罢了。由于有共同语言，常常是大家结伙骑车去天an门广场，一般是从西四十字路口往东，然后到北海前门，进南长街，从南长街南口进入长安街，再到天an门广场。一出南长街，情况就与南长街这个偏僻的小街不一样了。长安街上充塞着涌向天an门广场的人群，一般都是自发但有组织的，一队一队的，每个队伍都由队首的两个人抬着花圈。花圈有大有小，形状各异，但基本都是自己手工制做的。花圈的制作一般是男人负责找竹竿、竹篾等材料制成花圈的骨架，有的工厂甚至是利用厂里生产的余料比如钢管等等。女人负责做花，一般是利用白色、黄色的皱纹纸来制作，也有用平纸制作的。每个花圈上都坠着挽联，有的上面还挂着写有悼念诗词的纸。有一个花圈上还用绳子坠着一个小瓶子，寓意怀念邓小平。广场上人山人海，有老人和小孩，主要是年轻人和中年人。人们在忙着互相问候，相互交流，更多的人是在看花圈，看诗词，抄诗词。大家在这里都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晴天、扬眉吐气的感觉，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尽情抒发自己的感情了，痛斥四人帮的话可以公开说，积郁胸中的那股恶气终于吐出来了。那感觉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是很爽，很痛快。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都乐意到天an门去，乐意到**去扬眉吐气。天an门广场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天an门广场的诗词主要是悼念周总理的，还有不少是借悼念表达愤懑的。比如不少悼念杨开慧的诗作，实际上是借机表达对江青的不满。我的日记中抄了不少，其中一首，不见于我所收藏的、粉碎四人帮不久民间刊印的三个版本的天an门诗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编：《**革命诗抄选》，没有出版单位和出版年代，只注明工本费1.20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七机部五0二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编：《革命诗抄》，同样没有出版单位和出版年代，连工本费都没有；《世界文学》编辑部《心碑》编辑组编：《心碑》，也没有出版单位、出版年代，没有工本费），我把它抄在这里以飨读者，并为未来的历史研究保存史料：《七律二首 颂杨开慧》 湘江两岸滚风雷，飒爽英姿走南北。潜留长江伏敌区，昂首拖镣狱卒随。血染囚衣身似火，放喉怒斥持鞭贼。浏阳门外琼玉碎，忠魂轻飏九霄飞。升月忠魂若有归，不着奇装身心美。文攻直刺投降派，俯首人民不武卫。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这两首七律明显是针对江青的，其中的“青草”就是暗指江青。我当时看了就是感觉特别痛快，解气，于是就抄下来，回到办公室还悄悄的和有同样情绪的年轻人一起分享，大家都很高兴。日记中还抄有一首署名青年工人、名为《人民和总理心连心》的歌曲，现在大概也不好找了，录在下面供欣赏：
现在来看，这首歌的曲式极其简单，为典型的现代中国民歌风格。歌词也是中国诗词的七绝，语言非常平实。因而可以断定是文化水准不太高的文艺青年所做。但是，歌曲极其准确地表达中国人民的心情，所以也被我这个文化水平同样不高、同样喜欢唱歌的小青工抄下来了。面对汹涌而来的人民群众的愤怒浪潮，四人帮从一开始就企图控制局面，遏制人民群众的反抗。4月2日晚上，西城区服装管理处党委召开机关全体党员会议，传达4月1日市委紧急扩大会议的精神：
1、要发扬批林批孔的成果，破除旧风俗，贯彻市委74年文件精神。
2、要以实际行动学习总理的革命精神，不要再送花圈。
3、警惕阶级敌人捣乱破坏，不要信谣、传谣。
4、广大党员、团员、干部要积极做工作。这四条要求被我记在了日记中，下面我的反映是：“革命群众悼念总理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一再三令五申，甚至指令纸店不要卖白纸。这说明了什么？如果心中无鬼，还干这些干什么？看来是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心中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极其不满。4月3日，党委传达中共中央紧急电话通知，谓江苏南京等地出现反对中央负责同志的大标语，分裂党中央，要求立即覆盖，并要查处幕后操纵者。当时信息不通，江苏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一传达，大家反而知道了，晓得全国人民的感情是一样的，北京人民并不孤单，心里似乎更加有底。会后大家议论纷纷，并且赶紧告诉了没有听到传达的亲朋好友。由于第二天就是清明节了，又是星期日，市委还下达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市各机关一律不放假，要分头去劝阻群众，不要去天an门献花圈。4月4日，我来到机关上班，心里非常不乐意去劝阻人们献花圈，就借口有事呆在办公室，没有去参加劝阻。但是心里又无论如何放不下天an门。于是就趁人不注意溜了出去，直奔天an门广场。由于这一天是星期天休息日，所以前往悼念的人格外多，长安街上也是人流不息，花圈越来越多，整个广场已经摆满了花圈，已经摆到长安街边上了。中午，市委又下达了紧急通知（这一天去了两次天an门广场，主要是担心单位领导发现，上午去了中午就赶紧回来了，下午临近下班就又去了），“说什么天an门前既不是悼念总理，也不是扫墓，而是一次政治事件”，对此，我的日记中记载的反映是：“紧急通知怎么这么多呀！看来他们是已经吓破胆了”。4月5日星期一，早上一来到办公室就听见大家在悄悄议论，说是天an门广场的花圈被收了，有人在天an门广场抗议。这是那些上班要路过天an门的同事看到并告诉大家的。对此我的心中又涌动出惦念，非常想去天an门看看。上班之后，大约十点左右，我找了个空子就溜出去了，骑车直奔**。快到南长街南口时就看见东南方的天空有一股灰黑色的烟在升腾，心中一惊，脚下就加快了频率。出了南长街就发现气氛不对，长安街的人明显少了，气氛很紧张。沿长安街的从人民大会堂到历史博物馆这一线，隔不远就站一个人，显然是公安部便衣已经封锁了天an门广场。我来到长安街北边的天an门这一侧往广场里看，发现已经填满广场的花圈不见了，只是在纪念碑下有一些花圈。悄悄问旁边同样在观望的人，说是昨天晚上以清明节已经过完为由已经都收走，现在的花圈是大家早上赶制又送来的。纪念碑南面有一辆四脚朝天的小轿车，已经被点着，车身冒着烟，我在南长街口看到的烟原来是从这里冒出来的。大会堂门前聚集着一些人，他们高呼口号“还我花圈”，并试图冲进去。原来，人们认为被收走的花圈肯定不能那么快运走，一定都放在大会堂里，于是聚集在那里要求归还花圈。看看不能进入广场，我就赶快骑车又回办公室了。一到办公室，已经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等候，大家也不敢大声说，就压低嗓门问：“怎么样？”，“不好，要出事”，我就把我在天an门看到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大家也都感到形势很严峻，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五点半下班，我就径直回家了。4月6日一早，我来到单位，刚一进院门就大吃一惊，满院子到处散放着一米左右、一手能握的棍子。怎么回事？带着满腹的狐疑，我赶紧进了办公室，看看没什么需要避讳的人就赶紧问：“嗨嗨嗨！怎么回事？”几个年轻人就说：昨天晚上六点来的任务，要咱们去天an门当工人民兵。下班了，机关没人了，党委派通讯员就近找来的。你家远，就没找你。那时我家住在今花园桥附近，确实比较远。被叫来的都是家住西四附近的。这些被叫到的人每个人发了一个胸牌，作为标志，并且人手一个棍子。他们被安排埋伏在中山公园里，约定以天an门广场开灯为号，开始行动。另外，历史博物馆、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人民大会堂也埋伏了不少工人民兵。四人帮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当天晚上很多人下班后又聚集到天an门广场，索要花圈。天an门广场气氛非常紧张，四人帮十分恐惧，就指使北京市委召集工人民兵镇压。晚上，天an门广场漆黑一片，一盏灯也不亮，就是为了给工人民兵发信号。听到这里，我又赶忙问，怎么样了。彭妙度（空四军转业军官，在我单位负责组织工作）立刻笑嘻嘻的说：“我们扯了个大口子，放走了好多人！”余下的人齐声应和，都面露喜色。原来，我们单位的任务是在外面围着，防止天an门广场的“暴徒”逃跑。结果不但没围住，还被我们单位正义的年轻人放走了不少，聚集在天an门广场的不少人因此免于被关押、被迫害。对于工人民兵，现在有些人有误解，以为工人民兵如何凶悍，如何是四人帮的帮凶等等，有些人在回忆四五事件时也说工人民兵如何和人民群众对立，如何镇压人民等等。其实呢，由于和苏联关系紧张，那时北京各单位45岁以下的人都被编入了民兵序列，30岁以下的都是基干民兵，复转军人则担任民兵干部或者军训教官。我就被单位编成了基干民兵，还常常被叫去军训，乃至实弹打靶。那时北京就那么些人，并没有什么两个对立的工人民兵群体和天an门广场革命群众群体。很多人白天还在广场悼念、抄诗，喊口号，晚上就被赋予了工人民兵的身份前去执行任务。这样的人执行任务，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不过确实有人被打，也有人被关押。那时大家都认为，打人的主要是公安局十三处的人。我的日记到4月6日就戛然而止了。由于那时心情极其压抑，已经没有心思记日记，也觉得没什么好记的，就放弃了。那时的我并不懂得，即使是黑暗日子的日记，也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四五事件后，人民仅有的欢乐没有了，代之以令人窒息的追查“天an门反革命诗词”，追查反革命。机关天天开会，要求大家交出抄来的反动诗词。但是大家就是不交，坚称去天an门没抄什么。单位追查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也没有什么人被打成反革命。看来，即使是党委的那些领导干部，心里也是有想法的，只是碍于身份不好明说，又必须应付上面的要求，于是查了一阵也就算了。那时，大家除了应付必要的工作外，就是关起门来悄悄议论，传递一些还能让人高兴的消息。一天，工会的小郝（名字忘记了）十分兴奋的悄悄说：“我弟他们厂罢工了”，因为她弟弟厂有老工人四五当天在天an门广场被抓了，而且被打伤了，“凭什么打我们工人阶级！”，“大家本来就不满意，我弟弟他们厂的工人就借着这事闹起来了”。听小郝一说，大家都很高兴，最大的感觉就是解气。本来大伙儿就一腔恶气，抓住机会立刻出一出，也好在苦闷中寻一寻快乐。有的人则悄悄的把四五时期的物件保存起来，大多数人保存了诗抄。个别有照相机的则保留了照片，准确说应当是保留胶片。自动化厂的车金鼎酷爱摄影，平时就经常背个照相机到处跑，这次更是照了大量照片。但是还没来得及冲洗就形势大变，小车不敢到照相馆冲洗胶卷，担心被抓住或者没收胶卷，于是就拿露天当暗室，半夜趁着夜色在自家院子里用自来水冲洗，然后自己显影定影，制成照片。他曾经送我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天an门广场全景，非常震撼，可惜因为多次搬家没有保存下来。那时许多人都是这样，自己冲洗，然后把胶片埋在花盆、墙角等隐秘地方，等待有朝一日重见天日。四五后，服装管理处党委尽管没有处理任何人，但是还是觉得这些年轻人太不听话了，影响党委意见的贯彻。于是，就研究怎么解决问题。他们研究后认为，在不听话的年轻人中肯定有人带头。一通研究后，一致认为就是岁数最大的小宋和小彭带的头。那时小宋和小彭都是30出头，又都是转业军官，阅历、政治经验都比我这样20出头的更年轻的人多一些，在单位的地位也稍高于我这样最普通的干事，党委自然会认为是他们带的头。其实，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什么人带头，大家意见相投，自然而然就走到一起了。最后，党委把两人都从副科级升成了正科级，分别安排到管理处下辖的厂子当书记去了，即所谓的明升暗降。他们都因此离开了当时最为重要的组工部门。当然，并不是只有年轻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很多中年的干部也满怀不满。只是他们不像我们这群年轻人那样外露，那样不断在言行中表现出来而已。比如，同样在组宣科负责组织工作的胡振邦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对四人帮的一套也很不满，但并不经常表现出来，平时很沉稳，话也不多。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议论纷纷时并不避讳他，老胡也经常提醒我们说话要小心。在西城区工人理论组，四五事件后上头要求准备讲稿，以工人理论组的名义出去宣讲“天an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因为我和刘沛然、车金鼎的右派嫌疑，我们自然是没有资格备课，更没有资格出去宣讲了。但是工人理论组的学习还是可以照样参加，讨论也不禁止发言。西城区工会以及其他上级机构也没追究我们什么，只是我们被边缘化了，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的权力而已。现在看来，即使是在那个政治上极其严苛的年代，也还是有不少干部并没有凶神恶煞的对待下属，也没有完全照上面的规定苛罚我们。所以，我们几个才有幸安然生存下来。粉碎四人帮后，工人理论组还生存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我还在组内受到表扬，经常被说的就是：“看看人家小李，人家怎么就能看出问题来。”四五事件后仅仅半年，四人帮就被粉碎了！这个消息在民间传开是在四人帮被抓后的三四天，也就是9、10号。10号是星期天，我们姐妹都在家，忽然，我表姨啜大鹏——1965年进入大学、*中毕业留校工作的大学生——来到我家，高兴的说江青他们被抓起来了，“是吗？”我们顿时跳了起来，大声欢呼。恰巧那天父母都不在家，于是我们就毫无顾忌地在我姨的带领下在家里疯了一天，做了好多好吃的，又唱又跳。第二天上班来到单位，大家显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个个喜气洋洋，议论纷纷。当天我到服装管理处下属的西单服装店办事，小彭正在那里当书记，见了我特高兴的说：“西单菜市场的螃蟹三公一母一份，外加白酒，都抢光了。”西单服装店的南隔壁就是西单菜市场，上班前后和中午休息他们都会去转一趟，顺便给家里买菜，他们当然非常清楚西单菜市场的动向。不知道是西单菜市场的哪位职工发明了这个卖法，真是非常巧妙地表达了人们内心的感受，因而广受欢迎，成为北京市人民欢庆胜利的典型事件之一。之后，中央文件正式传达，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人们群情沸腾，喜悦之情无以表达，有人就开始自发的上街庆祝。北京市委就顺势特许大家到天an门广场庆祝游行三天。这三天长安街上天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流不息，鞭炮声不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极度的喜庆和快乐。我们单位是每天一趟天an门游行，开心庆祝。印象最深刻的是游行队伍中的一位老者，头发已经花白，穿一件已经退色的蓝色中山装，手举一面三角小旗，上书“痛快！痛快！痛快！！”连着三个痛快和六个惊叹号，非常震撼，痛快淋漓的表达了大家的心情。车金鼎的胶卷也因此重见天日，并变成了可以公开展示的照片。这时，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扬眉吐气，特别痛快，并从内心感叹，人民真是伟大，违背人民的意志绝对长不了。次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到来，首都人民强烈要求在天an门广场祭奠周总理，完成去年未了的心愿。1月7日，tian安门广场再次出现花圈，并配有诗词和大字报。听说这个消息，晚上下班后我就和小宋、打字员老张（张玉梅，已经接近五十岁）等人一起赶往天an门广场。这时，毛主席纪念堂已经开始施工了，工地周围已经用木板围了起来。大家除了在广场上摆放花圈，还充分利用了工地围栏，贴上了许多悼念周总理的大幅标语，其中一条特别醒目：“‘四人帮’对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进行残酷镇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露！”另外还有一张署名“首都工人”的大字报，要求党中央为邓小平安排工作，以安天下之心。这张大字报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有的人在大声朗读，还不时有人高声赞叹写的好。此外，天an门金水桥前也出现了花圈，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七个了，其中新华印刷厂送的花圈挽联上写着：“沉痛悼念为保卫周总理而被‘四人帮’杀害的四五烈士”。这里的花圈旁边也聚集了很多人，有的在抄诗，有的在念诗。随后，我们又赶往王府井，白天已经听说那里也出现大字报了。到了王府井一看，果不其然，马路旁的高墙上已经刷了很多大标语，还有一张大字报，要求为天an门事件平反。这样的话很得人心，很多人挤在大字报下抄，因而大字报下非常拥挤。我们是勉强挤进去才看到的，但是大字报已经不完整了，被人撕去了一半。看来，虽然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但并非百分之百的人赞成，即使在那时也是有人反对的。1月8日，我又在午休和下班后两次去了天an门广场。中午时分，金水桥上已经放满了花圈，这是和四五时期不同的一点。原因是由于毛主席纪念堂施工，广场面积缩水，人们就开辟了金水桥这个地方来放置花圈。但是，广场也并不放弃，也已经有很多大字报和诗词了。这天是周六，由于第二天是休息日，晚上下班后人们纷纷来到广场，除了看诗词看大字报外，主要是拍照留念，记录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看来，经过了四五事件，大家都懂得了保留历史镜头的重要性。到了晚上，天an门的花圈更多了，金水桥上已经放不下了，大家就将花圈放到了观礼台上。有关方面为了方便人们摆放花圈，打开了观礼台的铁门，任人随便出入观礼台。这种情况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没有的，普通人未经许可不允许随便出入观礼台。当天我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高兴，就又写了日记）：“入夜，天an门广场人如海花如潮，广场是大字报区，天an门是花圈区。天已经很晚了，仍然有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前往。在金水桥正中，32中全体师生敬献了一幅巨大的总理像，为整个广场添了光彩。今年的特点是花篮多，而且制作非常精心，充分体现了人民对总理的无限热爱。……为邓小平伸冤的诗与大字报也增多了。为天an门事件喊冤的诗和大字报也增多了。”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的围栏上还写了一条标语：“首都八百万人民不信任吴德！”大家的这种情绪主要来源于吴德是四五当晚镇压广场群众的总指挥，其后又紧跟四人帮干了不少不得人心的事。到了9日，周总理的祭日已过，人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往天an门送花圈，没有要停手的意思，广场上的大字报也已经由祭奠总理转向要求为天an门事件平反了。不少人在大字报中提出，不能称去年的天an门诗词是反革命诗词，而是革命诗词，天an门事件也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运动。这种要求显然很得人心，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看到这些大字报，叫好的人非常多。花圈一直摆到13号，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和北京的人民商议怎么办，并提出了三条意见：
1、愿将花圈取回的可以取回；
2、不取回的、一部分比较好的，由天an门管理处保存；
3、其余的送往八宝山火化。意思是天an门的花圈不能再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个意见，提出去年的追悼会是15号开的，花圈应当摆到15号。党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花圈一直摆放到15日零时才最终撤去。至此，作为群体行为的四五事件完全结束。征文|“家国记忆”征文启文启事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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