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型突发事件中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及反思_政府的公信力缺失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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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型突发事件中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及反思

摘要： 每一次大型事故型突发事件1的爆发，政府即公权力的行使就会被推向风口浪尖，公信力严重缺失。如何重塑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已是当下政府等公权力掌握者对头痛的问题。然而我们认为，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本文不做过多笔墨。而将我们的焦点集中在其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探究上，从普通大众的角度，深入分析其质疑政府的原因。本文将从民众质疑政府的愿意或依据分析，剖析公信力的几股影响势力，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对公信力的重塑问题有所帮助。

关键词：公信力缺失

原因分析

影响因素

前不久刚刚发生的7.23动车事件，除了再一次显示中华民族的深厚民族感情和社会责任外，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再一次冲击。对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谁也无法还原当时的真相，事件之后的各种揭露动车事件的“真相”的报道、言论铺天盖地而来。作为公众根本无法辨别哪一种说辞才是所谓的真相，网路上还一度出现了谣言党和辟谣党的对抗。但是奇怪的是，对于7.23事件社会舆论竟然出现了诡异的倒向性评价：政府是在掩盖事实，推卸责任。

这种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巨大的。一方面给某些好事者牟取暴利、制造社会矛盾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容易造成社会恐慌，加剧政府信任危机。长此以往，国家机器终有一天会在其内部矛盾急剧膨胀的时候突然崩塌。

公众质疑政府的理由：

1，导火索：信息不畅通下的“合理”怀疑

大众传媒没能充分发挥公众监督职能，社会大众接受到的信息十分有限。首先，政策导向的报道困境。“政治新闻从严，社会新闻从宽”的模糊界定，使得政治新闻的概念被扩大化，即任何涉及公权力的报道都要从严审查。其次，报道信息的被动获取和不对称。大众传媒只能刻板的转述官方发布的消息，连合理的猜测都可能因“新闻真实”而没被摒弃掉，又无法通过其他有效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使得监督一说被束之高阁。中首美国著名报人约翰·德莱恩说过:“新闻记者的职责与史家相同,就是不顾一切寻找事实真相。”然而我们的媒体却缺少了这样一份追求真相的机会，新闻自由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正是由于事故信息无法正常及时获取，一些危机意识强的网民才不得不化身为网络侦探，为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合理怀疑”。其中就疯传的一个言论就是“死亡人数上限论”，该网友甚至还列举了从1993年到2011年国内重大 1根据中国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事故中死亡的人数，“碰巧”的是，正好都是35人。虽然其后被官方媒体证实为谣言，但是此番言论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务院甚至也因此下达了核实遇难人数的命令。虽然发布不实并具有煽动性的言论的行为是值得谴责的，但是那些默不作声，或者说身不由己的媒体人又高明多少？公众的诉求无非是查明客观真相，健全公关设施服务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要一个普通民众向侦探一样去调查实践背后的原因显然是不可能地，但让他们断一个是非曲直又有什么难的？任何一个有基本良知的人都有对错观，而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正是由于信息的不畅通，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取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才使得民众不得不质疑政府。

2，催化剂：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薄弱

政府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爆发后的危机公关能力十分薄弱，催生了谣言横行的局面，加剧危机程度。一方面，首要任务是搞清“谁的责任”而不是“如何救援”！7.23动车事件后，铁道部最关心的不是如何给公众一个解决方案，安抚社会不安情绪，而是如何撇清自己的责任。这么草草的下结论，无疑是将自己推入万劫不复的西砣陷阱当中，即使你说的真话也不会有人信。另一方面事故信息发布不主动，不彻底。政府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应急信息传播不主动,对事发和处置信息进行截流、淡化、避而不谈或是避重就轻地取保守态度,传统主流媒体就会因政府部门的遮遮掩掩而失语,从而丧失主导权;公众就会仅凭对具体问题的直观感知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造成夸张放纵的危机传播声势。2若一个组织不能就其发生的危机与公众进行合适的沟通，不能告诉社会它面对灾难局面正在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不能很好地表现它对所发生事故的态度，这无疑将会给组织的信誉带来致命的损害，并甚至有可能导致组织的消亡。

3，本质因素：政府公信力的透支

近年来政府公信力的透支是这次舆论倒向性评价的幕后推手。主要表现在：首先，腐败多发，能力上的不信任。近年来不断披露的官员腐败案件，已经使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小到科级干部大到中央领导，贪腐地区遍布大江南北，贪腐金额更是节节攀升。交通系统官员落马的案件也比比皆是，难保在动车的修建和运行不存在什么暗箱操作。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腐败多发的部门总是更容易招致公众的不信任。其次，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不全面不彻底，整个行政决策和公权力的行使过程都是内部完成的，外界公众介入十分有限，其决策本身的合法性就是值得商榷的。政府的神秘感无疑加深了公众对未知的恐惧和抵制。第三，威严的政府形象。政府转型不彻底，固有的管理性质残余，易使民众产生不干实事的不良印象，从心理上产生不信任感。

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几股势力

1，公众自身：

是否信任政府的决定是由社会公众根据政府的行为，媒体报道等，并从合理人的认知角度作出的。但是公众本身的地位和性质就决定了其判断的基准并不是完全中立的，也就是说公众信任政府的前提保持合理怀疑。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公权力是由每个公民让渡而来的，其产生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剩余权利不受侵犯。因而对公权力本能的不信任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由公众与政府内在利益冲突的本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本文所论述的独立判断并不同于司法上的法 2 袁维海：突发事件管理中的政府信息公开，中国行政管理，2011（1）官中立于双方当事人的判断，而是在合理警惕公权力的基础之上，根据政府的做法和态度，结合传媒的相关披露，所作出的是否信任公权力的决定。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可以说政府公权力必须拿出更加充分的“证据”，否则公众就能够质疑其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2，政府部门：

政府对公信力的影响是最为本质的。作为其公信力的直接决定者，其一言一行都可能有不被信任的危险。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他们手中掌握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内幕信息，就算不是事故的直接责任人，也还是有义务查明事故原因，做好事后救援工作。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政府必须采取十分积极的手段和方式赢得公众的信任。只有这样，公众才愿意在合理怀疑的基础上，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给政府，信任他们能够合理的行驶公权力。否则，当公权力透支到一定程度时，这个组织就会崩塌。即使没有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公众也不再信任政府了。

3，大众传媒：

传媒对公信力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也是可变性最强的。一方面她可以作为公众的同盟军：揭露真相，作为舆论向导，制造舆论压力，使得社会大众更好的行驶公众监督职能。另一方面，因其受制于政府管理的压力，又可能成为政府掩盖事实真相，欺骗大众的棋手，沦为官方的“发言人”。造成媒体报道反差如此巨大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与媒体之间微妙的关系。也就是说，新闻自由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媒对政府的正面宣传报道是否被民众认可。

反思及结语

经过上述的讨论，我们认为，公权力的行使本身是公信力的内在决定因素，新闻自由是公信力的外在影响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在公信力的重塑问题上，这两个因素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公权力行使是否合法合理，公权力执行者是否廉洁公正，政府的应急措施是否到位都直接决定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因此，政府必须从自身做起，加强内部廉政建设，整顿官员作风问题，从根本上打消公众对政府部门先入为主的不信任。至于其具体实施方案，学者们论述较多且颇有效益，在此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正确处理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加大新闻自由的力度，放宽新闻报道的限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破除公众将媒体视为政府官方发言人的危险认识。

参考文献：

[1]邱洁：政府危机公关应以人为本，社会发展

[2] 原光：危机公关中信息沟通的困境与原因分析，管理研究，第7卷第3期 [3] 吕稚知：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经济导刊，2011年2月

[4] 赵宗符：现代公民对媒体要有独立判断，青年记者，2010年6月上 [5] 袁维海：突发事件管理中的政府信息公开，中国行政管理，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