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会考的申论_申论经典范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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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背景材料] 2011年7月23日，杭深线永嘉至温州南间，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此次事故已确认共有六节车厢脱轨，即D301次列车第1至4位，D3115次列车第15、16位，最终导致200余人伤亡。有消息称是D3115次遭雷击后失去动力，临时停车，导致后续的D301次追尾。

2011年7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受伤人员和伤亡人员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决定采取坚决措施，以交通、煤矿、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等行业领域为重点，全面加强安全生产。[事件分析] 近一段时期，我国一些地方接连发生煤矿和非煤矿山矿难、道路交通事故、建筑物和桥梁垮塌事件，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也暴露出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安全责任不落实，防范监管不到位，制度和管理还存在不少漏洞，教训极其深刻。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党和政府形象和声誉。搞建设、谋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并非不计代价，更不能被少数人曲解为一切为发展让路。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安全、可持续的理念，把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速度质量效益的关系，切不可片面追求速度，“要钱不要命”;必须坚决把“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落实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线。[应对措施]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动力强劲，增长速度较快，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建筑等市场需求旺盛，各地有许多工程、项目处于集中建设阶段，安全监管难度增加，安全生产任务更加繁重。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深刻总结事故教训，全面加强安全生产，遏止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再度发生。

首先，实现安全生产，重在防患于未然。近期尤其要对以铁路、公路、桥梁为重点的交通运输，以煤矿为重点的矿山，以危险化学品为重点的工业领域，以在建住房项目为重点的建筑领域，全面排查并消除隐患。只要发现问题，该整改的迅速整改，该停工的立刻停工，该停用的坚决停用，不能姑息任何借口，不能放过任何隐患。其次，搞好安全生产，关键要抓落实。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近年来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国家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许多要求已是反复强调、三令五申。至今安全生产事故仍然频发，主要是已确定的许多政策措施没有落实到位。当前必须狠抓制度落实，切实纠正一些地方、部门、企业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纪律松弛、责任不到位的现象，真正做到依法准入、依法生产、依法监管。

矿的安全问题

尽管从国家法律到部门规章，都对矿难瞒报行为作出了严厉惩处的规约，但瞒报现象并未因此减少。日前，国务院安委会通报了4月份以来发生的6起较大瞒报事故，要求必须“严厉打击事故瞒报行为”。

瞒报并非新现象，但最新通报的这6起事故显示了一些新特点。国务院安委会在通报情况时强调，事故反映出矿主及“有关人员”共同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无视政府安全监管、无视矿工生命安全。这些“有关人员”竟包括监管人员，甚至还有煤管所为瞒报出谋划策，出现了“官商合谋”、“猫鼠一窝”现象。这样的现象及其原因，值得警思。

对于煤矿安全事故的问责，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处罚手段向来很硬，对瞒报的制裁措施也相当严厉。2006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六）》，针对不报或谎报情况作出了施刑规定；2007年，国办针对年初5起恶意隐瞒矿山事故而专门发出通报，亦要求“坚决依法惩处瞒报事故”。不过，诚如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领导所言，对“瞒报”的处罚下手不狠。此次通报的几起矿难，矿主做法再次表明，一旦“瞒报”不比“实报”失去太多，甚至照样升官发财，瞒报就会成为矿主的第一选择。

监管部门作为煤矿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能否及时监管、第一时间施救，并在事后严格查处，尤为关键。令人震惊的正在这里：此次通报的6起矿难瞒报事故中，瞒报的“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已有群众纷纷举报，蛛丝马迹显而易见。但在鸡西“4·26”矿难中，当地监管部门在派出13个调查组、耗费4天时间后，居然得出“查无此事”的结论。是监管能力太差还是另有猫腻？而云南宣威市海岱镇杨梅山“4·15”矿难中，出事煤矿倒是及时报告了镇煤管所，但在自救过程中，镇煤管所竟然与矿主共同瞒报，销毁证据，伪造记录，这岂止是玩忽职守，分明已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

为什么这些监管部门能成为矿主为己所用的一枚重要棋子？从以往的情况看，矿主认为只要把监管人员搞定，矿难信息就可玩于股掌。这种搞定，不仅在于平时的经济利益输送，使他们对自己的生产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更在于完成一种政治利益与事故责任的“绑定”：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出了问题你也脱不了干系。

“猫鼠一窝”的后果极其严重，不仅使安全生产失去了监管防线，矿工的生命得不到保障，而且它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只有严查有无玩忽职守、有无贪污腐败、有无合谋瞒报，特别是严惩国家公职人员参与瞒报行为，才能令监管者不敢疏忽大意，不敢任其驱使。只有决不姑息瞒报，严惩官商合谋，才能有效杜绝矿难的不断“复制”。

2012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分析：校车安全 【背景链接】

2011年11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预防和避免儿童各种意外伤害，特别要加强校园治安、消防安全和校车交通安全工作。要通过中央、地方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使校车成为学生安全的流动校舍，为孩子们建立起安全无忧的绿色通道。

2011年，教育部决定在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山东威海市和滨州市无棣县、辽宁本溪市桓仁县、黑龙江鸡西市、陕西西安市阎良区六个地区开展中小学校车运营管理试点工作。但多数地方政府在校车问题上要么是左右为难，要么是顺其自然。

【标准表述】 ［问题］

近年来，基础教育阶段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对校车产生了强烈需求。

一是全国实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一些学校、教学点撤并，上学远成为一些农村学生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是城乡学前教育规模迅速增长，低龄儿童、幼儿自理能力差，入园接送问题日益突出。

三是城市学校布局与城市建设发展不匹配，再加上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现象普遍，很多孩子不能就近入学，上学接送问题也很突出。

［原因分析］

教育总结如下原因供考生参考：

第一，车体本身不达标导致校车事故多发。目前学校校车大致分为四种形式：学校自备车、学校租用客运公司的车、家长自行组合的车、私人或社会车辆和校办企业联合社会企业一起运营的车，甚至在一些农村地区，农用三轮车、拖拉机和报废车辆等成为营运学生上下学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我国，每天有数百万的学生乘坐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车上下学，因车体不达标而引发的校车事故便比比皆是。第二，普遍超载导致事故严重。目前正在运营的校车，不仅符合标准的微乎其微，而且数量严重不足，尤其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超载现象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况下，要保障孩子的安全状况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司机素质较低导致校车事件频发。目前，由于大部分校车是社会车辆，司机没有校车运营的专门要求，违章驾驶、缺乏责任意识等现象突出。因此发生交通事故的现象在全国频发。

第四，校车运营混乱、监管不力。在校车管理上，教育、公安、交通等部门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目前实行的是共同管理、共同负责。然而，共同管理、共同负责最大的弊端就是无人管理、无人负责，缺乏责任主体，从而造成管理结构松散，沟通环节繁多，管理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明等问题。

第五，校车立法空白。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完善的专业校车市场构成了校车交通安全的最可靠保障。从校车市场发展的教训上来看，为了实现校车市场的良性发展和规范运行，国家必要的干预主要表现在校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方面。现实中实施校车系统不仅要有质检总局制定的校车标准，更需要教育、交通、公安等诸多部门的相互配合，仅仅依靠某一部门/机构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校车系统的实施，必须从法律层面来管理，为实施校车系统提供保障。目前，我国基本的校车管理法规制度还有待建立。

［措施］

教育为考生提供如下措施：

建立校车制度是一项长期任务，涉及部门多、范围广、投入大、情况复杂，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阶段性发展规划。目前，应当从长期着眼、近期着手，既要解决校车安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消除安全隐患，又要避免因噎废食、对中小学生和学前幼儿上下学造成新的不便，为建立统一规范的校车制度做好准备。各地方、各部门应当抓紧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制定法律法规，完善安全标准。温家宝总理透露，国务院已责成有关部门在一个月内制定《校车安全条例》，抓紧完善校车标准，要做好校车设计、生产、改造、配备等工作，并建立相应管理制度。

第二，落实财政责任，提供经费保障。校车是一项公共服务。要做好校车工作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考虑学校布局、学校规模、学生家庭住址、校车运行路线、道路通行条件等因素，按照最基本的校车安全规范核算校车配备和运行所需费用。在此基础上，考虑中东西部、城市与农村、幼儿园与中小学、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特点，分地区制定、分步骤实施校车规划，明确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建立政府、家庭、学校费用分担机制，鼓励校车捐赠，对经济落后地区、贫困家庭给以较大力度的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校车的财政支出。第三，明确管理体制，落实监管责任。要明确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责任，严格责任追究制，对发生的恶性事故要依法严肃处理。校车运行的管理、监督是系统工程，需要教育、交通、公安、安监，甚至工商、物价等部门的有效合作。随着政府财政投入的增加和校车规模的增长，必须从中央政府做起，创新治理方式，建立较大区域内社会的校车管理、运营和协调机构，政府要制定监督管理工作规程，加大执法力度，完善问责机制。

第四，创新运行方式，提高利用效率。集中配校车的初始投入巨大，因此必须寻求机制创新。一方面，校车从提供到运行务必因地制宜，无论是完全依赖政府还是走政府与市场相结合、与企业合作的道路，都可以采取政府提供、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贴等多种途径并举的方式。另一方面，鉴于农村与城市、城市内部学生家庭居住密集度不同，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打破不同学校之间甚至中小学和幼儿园之间的界限，统筹使用一定区域内的校车资源，合理安排运行路线和停靠站点，就能极大提高校车的利用率，降低运行成本。

总之，办好校车的事情，需要决心，更需要智慧。需要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建立起与我国教育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符合国情的校车制度，使校车成为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热”的背后，不仅是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更是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生存空间的逼仄

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再到江苏泗洪县石集乡，日前，全国各地频频曝出的高利贷链条断裂个案，把“民间借贷”推到风口浪尖，更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浮出水面。

以滚雪球方式过度膨胀的民间借贷，之所以让人胆战心惊，是因为一旦长长的资金链在任何一点上断裂，就会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更会让卷入其中的普通民众血本无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第一次温州民间借贷的崩盘，出口外向型中小企业大范围倒闭的悲剧，至今让人心有余悸。当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浙江投资研究机构的分析，浙江小企业约80%都靠民间借贷维持经营；而在江苏石集乡，根据央视调查，高达98%以上的村民参与到高利贷游戏中。

民间借贷的“风生水起”，暴露的正是当前中小企业艰难的生存困境。从资金供给方看，在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当下，中小企业创业艰难、利润偏低，“放贷谋利”自然成了民间资本的一个选择。以鄂尔多斯为例，在煤炭与房地产之外，民间借贷几乎成了民间资本的唯一出路。半数以上的居民热衷于放贷的资本活动，凸显了民众对于投资实业、尤其是创办中小企业的信心缺失。

就资金需求者而言，为应对通胀而收紧的银根，加之扶持力度的不均衡，部分本就贷款困难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付息借贷”往往成了饮鸩止渴的无奈。在温州，普遍5%左右的利润率的现状，使得部分中小企业难获银行信贷，而民间高利贷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放大了违约几率。

可见，所谓的“民间借贷热”，一方面折射出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另一方面反映出了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生存空间的逼仄，不利于中小企业发挥吸纳就业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金融风险更令人惊心。

应当承认，民间借贷发展到今天，对盘活民间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繁荣地方社会经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务之急，不在于否定民间借贷，而应给予其必要的制度规范、适度的风险控制。尤为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既定方向不变的条件下，应尽快出台审慎灵活、针对性强的具体措施，依靠“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政策传统着力解决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正如英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利万基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言：“中小企业是整个经济的引擎。”关心中小企业就是关心国民经济整体，就是关注就业、关爱民生。只有帮助中小企业从“民间借贷依赖症”的无奈困境中走出，才能迎来企业和民间借贷的春天。

温州企业倒闭潮

【社会问题的新闻背景】

“温州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的传言正不胫而走。温州知名企业崩盘的消息也如重磅炸弹接二连三炸响。

清明节后，坐落在温州工业园区机场大道的江南皮革，老板黄鹤携妻儿一去不复返，扔下拖欠104家供应商的1.63亿欠款，以及涉及10多家银行的债务。

4月下旬，温州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因老板严某突然“失踪”而停业。严某在离开温州前给当地政府留下一封信，称自己遇上经济危机，希望政府出面协助。

5月下旬，乐清老牌的电缆业巨头三旗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公司因欠银行1.23亿元贷款被起诉。

温州真的在发生“企业倒闭潮”吗？这场危机的波及面到底有多大？

连日来，本报记者就此问题赴温州实地调查。遍访当地多家政府部门和多位企业主、官员。所发现的情况是，目前温州尚未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但广大温州企业生存状况正陷入多年来的最低谷。

温州官方的多项调查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主要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占1/4多；全市企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认为当前资金吃紧的企业占到42.9%。

“现在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是当地多位企业家和官员的共同评价。“每个人都很紧张，苦苦撑着，咬紧牙顶住。” 温州龙湾区的皮革制造商刘秋同形容说。

消失的利润：从一块钱到一毛钱

刘秋同(化名)做皮革生意已有十年以上，他的工厂年产值达1.5亿多元，工人近300人，他自称在温州龙湾区“也算是纳税50强了”。

然而今年5月初月度盘点时，他发现2000多万的产值最终毛利计算下来仅有20多万，“我怀疑是不是算错了？10多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简直觉得无法跟股东们交待”。

这是今年上半年来原材料大幅上涨导致利润被压缩所致。刘秋同为本报记者列出其2008年与2011年的成本简要清单，这份清单显示出成本上涨的大致数据：

原材料：2008年约1500万/月，现在约1700万/月；

助剂：2008年约200万/月；现在约250万/月；

电费：2008年约50万/月；现在约65万/月；

煤费：2008年约75万/月；现在约90万/月。

“2008年时最普通的革基布每米4块，现在涨到5块5一米，树脂从2008年的1万元1吨，涨到现在每吨1万3到1万4，煤2008年时780元1吨，今年年初880元，现在涨到950元每吨。什么都在涨”，刘秋同解释说。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的用工荒又导致人力成本急剧上升。

温州市经贸局今年一季度结束后曾对市内855家企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74.5%的企业表示用工紧缺，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

鞋类、服装和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情况尤为严重，用工缺口达10%以上企业的比例均在八成以上，高出受调查企业平均5个百分点以上。

温州经贸局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四分之一的企业出现因缺工导致生产能力饱和而不敢接单的现象，在眼镜、打火机、制笔等出口导向型企业，这一比例更达到三分之一。

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邹建强2010年末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企业内迁导致打工输出减少，国家农业补贴增加也使得原先出来打工者宁可在家种地，这些都是用工荒的来源。

“例如奥康、红蜻蜓在四川也有几千亩的工厂，那么四川工人在老家工资六七百元可能就满意了，到了东南沿海生活成本高工资1500元都嫌少”。邹建强说。

2008年金融危机至2010年上半年，刘秋同一直以每月54万元的支出来支付工人工资，“2008年时只要不裁员员工就很满足了”，而到了2010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变化。

2010年9月，刘秋同开始给员工上调工资，每次总额增加8万，加了两次，现在每月工资支出70万元。

刘秋同的情况具有代表性。本报记者在温州市工业园区和永嘉县东瓯工业园区了解到，半年以来各家企业的人力支出普遍上涨了25%至30%。

皮革市场供大于求，成本上升后，定价无法上升，“以前最普通的合成革1米能赚到1块钱，现在只能赚到1毛钱、2毛钱，高档一点的革以前能赚5块的现在也只能赚1块，现在干了2年利润不如2008，2009年的1年。”

刘秋同说。

温州市经贸局监测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这些企业中亏损的占1/4多，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成本高涨使得企业主们不得不以停工来“止血”。

“现在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2008年是没有订单，没有还可以去找，现在是有订单也不敢接，越大宗越不敢接，越接亏得越多。”周德文告诉本报记者。

在永嘉县工业园区里，大多数企业都选择停止扩张，或采取其它策略来节约成本，“只进设备不进人，将员工减少，以前用10个15个员工的企业将人削减到3到5人”，永嘉工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科科长徐伟介绍说。

干涸的钱袋：从送贷上门到求贷无门

温州制造业当前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是货币政策周期性调整的产物。

“前两年银行信贷员都隔三差五跑过来问企业要不要贷款，今年都不来了”。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邹建强感慨。

2008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家推出4万亿计划。那时在温州商人们眼里，简直遍地是钱，银行纷纷将贷款送上门，并且申贷条件优惠。

这一黄金时期如今转瞬已逝。

今年以来，准备金率5次调整共冻结上万亿元银行资金。温州经贸局数据显示，1-3月全市新增贷款投放为238.28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同期的66.5%。

刘秋同介绍，2008年时贷款只要一申请马上就给，现在银行说要上报、根据计划来安排，等待时间要两三个月甚至更长。还贷时间也收紧了，要求提前还款。

有土地产权、有厂房的企业授信额度缩小了，那些房子租来，地皮租来，靠担保协议贷款的小企业，很难再得到贷款。温州市经贸局调查的企业中，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的企业占了42.9%。

民间借贷由此格外火爆起来。

温州市金融办近期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为56：28：16，银行贷款占比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个百分点，民间借贷占比则提高了6个百分点。

民间借贷利率也因此水涨船高。

温州银监分局监测数据显示，1~3月份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分别达到17.29%、18.09%、18.46%。按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口径显示(监测对象增加融资性中介机构)，1~3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

民间借贷利息很高，企业一般用于短期“过桥”周转，也就是借过来还银行贷款，待银行贷款到后再还高利贷。据了解，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月息已达三分、四分、五分息不等，企业微薄的利润也被民间高利贷分食。

一旦银行贷款没有及时到位，民间高利贷无法还上，资金链就会断裂。

“金融危机时货币政策扩张，政府要求企业扩大生产安排就业，两年多过去，现在不少企业刚刚完成产能扩张，资金还没回笼，货币政策又猛地收紧，一些企业就扛不住了。”温州泰昌铁塔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茂法说。

一位熟悉波特曼的人士介绍说，波特曼就是因为银行停贷，快速扩张时投入大量资金又一下收不回来，被迫借了大量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

原来以电缆为主业的乐清三旗集团，在货币政策扩张期内投资了塑胶、房地产、酿酒等多个行业，还在外省购入多处土地，如今遇上货币政策收缩，导致企业濒临倒闭。

“温州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结构失调情况十分严重，”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发展规划指导处处长应云进认为，“短贷长投”加剧了中小企业资金压力，对银根紧缩的适应力尤为脆弱。

当然也有另类一点的情况，比如黄鹤的江南皮革。“其实江南皮革的主业做得还是不错的，主要是被黄鹤在澳门赌博几亿元的欠款拖垮了”，参与江南皮革后续清算的邹建强说，此事牵涉光大、广发、中行、深发行、龙湾农村合作社等10家银行。

停摆的流水线：从限电到没电

2010年温州曾为完成节能减排指标拉闸限电，而今年却是真的“电荒”。

温州市经贸局的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受省网供电能力不足和温州电网设备卡口等因素影响，温州的供电紧张。1-3月市最高用电负荷达504万千瓦，供电能力只有440万千瓦左右，缺口约60万千瓦。

自1月6日起温州市开始第一轮有序用电以来，目前已执行第4轮有序用电，从4月14日起已将有序用电方案由C级调升到D级。

温州各县(市、区)均已陆续出现阶段性的限电现象。刘秋同已经做好了“停三开二”“停二开三”的准备。当地企业又掀起新一轮柴油机抢购潮，柴油机几度卖断货。

但在油价高企之际，柴油机发电又给制造业成本百上加斤。

“汇率、限电、用工、工资、原材料价格，多项因素碰头，正使浙江经济遭受挑战，现在的日子比2008年更难过。”浙江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表示。

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也正在求解各方面的难题。

5月26日，温州市人大财经委组织市发改局、经贸委、财政局、工商局、金融办、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银监温州分局等讨论《关于发挥优势打造金融试验区的议案》。

这份议案提出，温州民间资金规模达6000万亿—8000万亿元，应调动和发挥庞大民间资本作用，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该议案提出建议扩大现有村镇银行试点范围，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方面加大力度，在金融机构市场方面的准入、规模利率浮动的幅度等方面进一步放宽限制，充分吸收、影响、引导温州民间资本步入正规金融市场。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也认为，目前温州中小企业过多依赖银行、高利贷等间接融资方式，而在上市、股权、债权等投资商受限于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一旦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温州民间资本的自身力量会得到更好发挥。

【核心分析】

写这个热点时，戴斌老师还是有着很多的感触。同学们，上面的“新闻素材”大家仔细读过之后，大家就会发现，目前我们国家的中小企业经营很困难。从宏观层面来看，是产业结构的问题，我们的企业太过依赖“资本投入”，资金只要一“收紧”，困难就接踵而来。

有人可能会怨我们的“利率”太高了，导致企业的借贷成本太过。中宜教育戴斌老师的看法是，并非利率太高。相反，在通胀这么高的情况下，是利率太低了。我们的CPI已经超过5%，而一年期的定期利率只是3.25%。当然，戴斌老师之前和学生讲过，2011年我国“至少”加息四次，截止目前，今年已经加息两次。请大家留意的是，是“至少”4次，当加息至3.75%时，国家央行就会“观望”，看看通胀的情况如何。但即使是到了3.75%，利率还是“负利率”。

所以，“利率”不是导致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如果以后同学们有机会接触这一类申论话题时，立论一定不要有偏差，不能单纯地归咎“外部因素”，而应思考中小企业自身的问题。

【相关的对策】

(1)将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改变温州目前产业集群以传统产业为主，中小企业居多，产品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现状。引进高新技术、高级人才和先进管理理念，促进传统产业集群向以高附加值产业和以品牌为主要内容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升级，进一步增强产业集群的实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2)以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特色产业化、产业特色化、特色产业规模化”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着力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特色产业群，推动产业科学化、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

(3)全力走由“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再到“品牌经济”的扩张提升之路。把打造品牌作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中之重，努力打造国家级名牌，同时应鼓励企业加强同国际知名企业进行技术和品牌合作，走国际化道路

(4)大力引进和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人才。在实施企院联姻，使科技成果最大程度、最快时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基础上，培育创新型企业人才。

农民工维权

【背景链接】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最根本的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公民权。在我国，公民权主要包括：经济性权益，有报酬权、收益权、同工同酬权、就业机会均等权、社会保障权、社会福利权等；社会性权益，有自由择业权、劳动安全保护权、子女平等受教育权、职业技能培训权、劳动争议处理权、休息权、休假权等；政治性权益，有人格权、人身自由权、参与社会管理权等。

中公教育专家总结以下农民工权益保障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方面：

问题之一：劳动权益屡遭侵害。

第一表现就是就业受限制。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城市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地分割为正式市场和非正式市场。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只能在非正式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从事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粗、险”的工作。随着近年来城市下岗工人的增多，城市就业压力加大，对原来不愿意做的一些工作，现在城市人也开始加入竞争的行列中来，一些城市又从保护本地人就业的角度出台了禁止和限制外来人口。

第二表现在于取得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遭到侵害。表现在：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虽然从事的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拿着不一样的报酬；二是加班不给加班费或少给加班费；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资。

第三表现是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文化生活没有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普遍没有保障。这些不公平的遭遇都源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社保政策不够完善。而看电视、打扑克是农民工的主要休闲方式，城市一些文体设施门槛较高，未能向他们免费开放。

第四表现是工作生活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有的用人单位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不给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导致农民工工作的安全隐患多，职业病发病率较高。因此产生的工伤、职业病都是农民工权利遭侵害的频发环节，也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难点。

问题之二：政治权益难以实现。

第一政治权利不能实现。由于长年在外，有的地方村委会选举有6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回乡参加过选举。第二是人格及人身自由受到侵害。每当遇到劳务纠纷时，农民工成为被侮辱的对象，辱骂、搜身、挨打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用工单位为了防止农民工中途辞职、偷拿东西，随意扣押身份证及工资，限制离开厂区及经营场所。

问题之三：社会权益得不到尊重。

一来农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城市里公办学校需要缴纳高额的借读费，农民工很难承担。二来休息休假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证。农民工普遍反映劳动超时现象严重。不少个体、私营及涉外企业经常让员工加班加点，即使国家法定节假日也不放过，法律规定的加班时限及报酬对这些企业来说形同虚设。

[事件链接]

12月5日，在贵州省遵义市打工的4名农民工因急于赶往火车站返家，无奈接受遵义10路公交车司乘人员开出的“议价”车票:原本1元坐全程的票价，因为他们提了四个大旅行包，车票变成了30块钱。此事被微博网友称为“史上最贵公交车”，并引来多位遵义市民自发代为讨要说法。

2011年底，关于农民工讨薪问题呈现了两个画面：一是某县一个工地，3名男子讨薪未果爬上塔吊准备跳楼，最终被消防员救下；二是在一家民营企业打工的田绍清等21名农民工被欠薪6.9万元久拖不结，河南省高院院长一经过问，欠款者立时兑现。

【标准表述】

[深入分析]

近年来，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以及各地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保障农民工权益，农民工的各项保障也得到了改善。虽然如此，地方上一些企业、工地包工头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屡屡侵犯农民工权益，农民工的其他各项公民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和农民工缺乏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淡薄有直接的关系。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时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也没有主动维权的意识，当权益遭到侵犯时，往往选择息事宁人。有的农民工想维权，但不知道怎么去维护。

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和市场及社会因素有关。从劳动力市场看，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决定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廉价地位。从社会因素看，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加上有些农民工因为自己是农民，在心理上已经默认自己的工资比城市工人低，对住房、医疗、子女受教育等待遇便不做过多奢望。

农民工权益得不到和制度不完善也有关系。一方面现行的劳动法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仍然存在盲点；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与农民工的关系时，过于迁就企业的利益。同时有些地方有关执法人员对农民工表现出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

农民工权益得不到维护还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有关。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确立，城市市民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险，而农民工往往不在保险对象之列。农民工不仅随时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且由于没有社会救助系统的支持，农民工一旦失业只有选择回老家。记者了解到，城市里的各种保障，包括失业、培训、养老等基本上都不包括外来务工人员。

[措施]

农民工维权，当务之急一方面司法机构需要尽快健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大加强对拖欠工资的企业和个人的惩罚力度；另一方面职能部门也需要执行得力，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使命，绝不手软，以示惩戒。只有切实落实这些措施，才能釜底抽薪解决根本。具体来讲，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我们必须更新陈旧的观念，对农民工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在政治和法律上，要给予农民工公正待遇，打破沿袭多年的“城乡分割”的观念与传统。对一些贡献突出的农民工，要创造条件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让更多的农民工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工会代表。

其次，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可以对涉及到农民工权益的法规和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修改和完善，以适应更好更快地保障农民工权益的需要。例如，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法规方面，我们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培训制度，使农民工有和城市工人享有同样的权利。

再次，地方政府要提高依法执政的水平，提高服务水平。一方面，劳动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相互配合，共同构筑一个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制环境。加强对农民工权益受损问题突出的民营企业和重点行业如建筑、服务行业的劳动执法力度。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对外出务工的农民进行跟踪服务，加强与输入地有关政府部门的联系，积极做好农民工的维权服务。

最后，建立工会组织，形成相应的制约机制。农民工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企业和农民工之间缺乏一个进行有效沟通平台。农民工权益易受侵害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作为个体太分散，缺乏自己的维权组织。成立企业工会并加强对企业工会的管理、引导，则可以更好地发挥企业工会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作用。这个平台主要是政府、工会对企业的监督、协调、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