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农村运动_韩国新农村

2020-02-29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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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前,教育部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水山开始跟踪研究韩国“新村运动”。2006年,因为“新农村建设”的提出,这场原本不为人所知的社会运动,迅速成为人们瞩目的热点。

2006年5月29日,第十届中韩农业合作委员会在首尔召开。众多省区纷纷派出考察团,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韩国开始为中国公务员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在如何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发问中,韩国成为一个镜鉴。

如今,“新农村建设”行至第二个年头,农民参与的问题沉甸甸地摆上了决策者的桌面。本报特别针对韩国新村运动中的社会参与、资源整合等问题专访李水山。

从“官主导”到“民主导”

南方周末:在您的观察中,韩国农村三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怎样开始的?李水山:1970年代初开始的15年内,韩国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有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城市居民,1980年以后,韩国农民的消费水平也超过了城市居民。现在韩国的农民减少到全国人口的6%左右,新村运动也升华为新国家运动,建立了和谐、诚信、文明的新国家,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

这首先得益于韩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扶持,如免除购置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金的贷款利息,后来连本带息都免除了。

南方周末:其资金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是怎样实现的?芽

李水山:新村运动一开始,韩国政府向每个村无偿提供300袋水泥和钢筋,后来政府以惠农贷款、支农资金等方式提供,民间企业也提供了资金与物质支持,前15年总体上政府、民间、农民投入比例为57∶32∶11,进入1990年代以后则主要由政府来提供支持。融资,主要得益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农协银行与农业银行合并,成立农协银行,为农民提供比商业银行低息的贷款,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这是十分关键的因素。

南方周末:怎样评价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的作用?整个运动的关键转折点是转向民间自发的运动,这一转变是如何实现的?

李水山:韩国新村运动一开始由政府主导,叫“官主导”,后来韩国学者们发现这样有很多弊端,没有真正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后来通过改进,逐步过渡到政府和民间共同主导,叫“官民一体”,再后来就变成“民主导”,完全由非政府组织、机构负责组

织、协调、宣传和评价,这就是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他们还有金融、图书、培训、宣传职能和资源。

尽管在韩国也曾有人想否定这种体系,但有法人资格的民间组织已经确立了社会运行体制和机制。在这不断改进的过程中,通过学者深入参与新村运动,开展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并矫正,各级政府也通过学者们的建议得到信息。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既需要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参与,发挥主体作用,也需要专家和媒体的深入参与,才能建立科学的组织实施、反馈、矫正和完善的运行机制。

南方周末:社会各方力量怎样在新村运动的过程中相互协调、整合?

李水山:韩国新村运动在初期也存在着中央各部委不参与、不协调、不合作的问题。1970年代初,有些发展中国家知道韩国开展新村运动很有实效,就问韩国外交部,结果外交部的官员竟然答不上来。还有财政部、交通部、卫生部、电力企业都不知道如何支援农村建设,有的部门因支农项目没有多少经济效益而不感兴趣。

韩国政府最终建立了中央各部委统一领导小组和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研究、监督和评价。此外,还设立了由学者广泛参与的咨询组织和咨询报告制度,各大学都先后成立了新村研究所。各媒体积极配合,每天重点报道农民和农村变化的真实情况。高级公务员也通过与农民一同培训,亲身耳闻目睹了农民的困难,扭转了官僚主义、衙门作风。

“干!就能成功!”

南方周末:韩国新村运动前的社会矛盾基本状况与当前中国有无相似之处?从我国新农村建设实施至今的现状来看,哪些是值得借鉴的?

李水山:197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当下情况非常相似。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大,农村问题十分突出,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相互冲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蔓延。

两国都是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鄙视、逃离和离弃农业、农村风气蔓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普遍缺乏自信,文化素质有待于提高。

虽然中韩两国的国家制度不同,但中韩两国都是国家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着惊人的相似。

但中韩也有不同之处:中国曾经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韩国严重得多。韩国国民没有经历过类似我国的“*”运动,另外宗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民社会的信仰和诚信基础好一些。

还有一点,必须牢记:在韩国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文思想毕竟占主导地位,尽管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在制度革新上还是民主、自由、和谐、竞争的理念更受尊重。韩国新村运动的最重要的理念是“我们能做!”“干!就能成功!”新村运动是农民靠自己的勤劳致富,始终以农民为主体的创造与建设运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实践运动,激发了全体国民参与。

教育是核心

南方周末:您认为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是什么呢?

李水山:韩国的新村运动专家一直强调: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新村教育,的确当年的农村修路、建房、提高农民收入和福利,早已完成,如今仍不减当年的就是农民培训和新村教育。现在,韩国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研修院始终车水马龙,从不间断。

其最大特色就是农民参与讨论的培训,当然也有专家、学者授课,还有牧师、和尚讲课,很有特色,但最重要的还是农民自己上台讲述农民成功事例和亲身感受、体会,并通过真挚、双向讨论共同取得进步。

有一位叫河四容的韩国农民曾当过兵,但因肺结核中途退伍,结婚后他都养不起全家。后来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学会种蔬菜,开始有收入,后来买了几十亩地,还盖了楼房,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勤勉、自助、协同”和“干,就能成功”的新村理念。他在总统、诸位部长面前讲述了自己的感受,总统非常高兴,在青瓦台总统府接见了他,并当即决定奖励他1000万韩元,这笔钱相当于他二十多年的收入,但他婉言谢绝了。至今他还居住在那栋居所,每年还为村政府和村民糊上千个信封,收集扔掉的纸杯作栽育庄稼苗用,堪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农民楷模。

1994年4月我在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参加新村培训时,每天早晨6点,曾经担任道知事(相当于中国省长)的院长第一个到现场敲响大钟,学员们在教职员工的带领下参加升旗仪式和晨跑,当看到七十多岁高龄的韩国农民在晨跑时那样精神抖擞,觉得韩国的新村教育深入人心。

1970年代时,韩国的农民、公务员、学者、军人、企业家都参加过新村教育,几十个人住一个宿舍,一起生活和讨论,每天晚上的讨论,没有等级之别,通过这种共同生活,企业、政府、军队高级干部都能仔细了解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难题,使他们找出了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

南方周末:经过新村运动,韩国的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李水山:韩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是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但是韩国农业依靠先进的农业科技教育和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农业体系,但是农业生产率低,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受到冲击,对韩国来说是一次次艰难的考验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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