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管理_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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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管理

——兼论自然力在北京西部生态恢复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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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陈圣宾 李永庚 刘美珍 于顺利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香山南辛村20号, 100093）

摘要：目前，中国各种生态系统的退化现象非常严重，已经很难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快速增加造成的，因为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进而引起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因此，资金应该用在人的身上，而不仅仅是栽树种草。因为栽树种草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但在稳定土壤方面的收效却很小。如果人口和动物的压力减轻了，自然恢复的力量就会加强，已经退化的土地会逐步恢复，从而建立真正的保护区。我们应该鼓励新型土地使用模式，比如生态旅游等，因为这种使用方式会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减少到最低。为此，我们提出了用一小块土地支持一大片退化土地的恢复，并用自然的方法修复已经退化的生态系统。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相处而不是对立的，这种理念对于目前中国的生态系统修复仍然有指导意义。然而，如果我们要使所谓的生态工程达到预期目的的话，首先就要通过建立既符合生态标准又有经济效益的生态城镇来实现对人口的管理。

京西的生态修复已经成为北京市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新的城市建设规划，门头沟区和其他几个区已经被列为京西生态涵养发展区，将成为北京的生态屏障。北京市政府最近决定为实现这个目标投入大量资金。本篇论文讨论了如何在京西地区，特别是门头沟区，对已经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

关键词：生态系统退化，修复，自然过程，生态城镇，京西地区

生态系统退化是由于人为或者自然因素，而造成的生态系统生物生产力的下降、结构的简单化以及功能的丧失。由于人口和技术能力增加而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的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增无减，尤其在经济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退化生态系统包括热带雨林、萨王那群落、亚热带森林、温带森林、温带草原、水生生态系统，以至于高寒荒漠。在我国的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着低效益、高破坏性的社区发展模式如陡坡开垦、过度放牧、围湖围海造田、竭泽而渔等，加重了生态系统的退化。生态系统退化不仅带来了本身的生态问题，还诱发了其它严重的环境问题，如大河断流、洪水泛滥、荒漠化扩大、沙尘暴频次加大、水土流失、病虫害爆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干旱化加重等等。为此，国家被迫在很多地区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自然保护区工程等。为了使工程 蒋高明，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长期从事恢复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与生理生态学研究。EMAIL: jgm@ht.rol.cn.net。行之有效，必须充分考虑到退化生态系统形成的原因，寻找正确的治理途径，尊重生态学与自然的法则，从而实现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

以门头沟区为主的北京西部山区是北京市重要的西部屏障，是重要的水源地，其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北京要实现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以“绿色奥运”迎接2008年奥运会，恢复西部退化的生态系统是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门头沟原为北京市的重要能源基地，因采煤、采石、采沙、和山区劁采放牧，不适当的旅游活动造成门头沟生态环境出现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服务功能不能正常实现，对北京的生态安全造成影响，对建设西部生态屏障区造成巨大压力。针对这样的资源条件和现状和北京市对我区功能定位由“京西矿区”向“生态涵养发展区”的转变的要求，门头沟区确立了“生态立区”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一城带四区”的发展思路，确立了本地区的发展要逐步走上了依靠生态经济发展的道路。但对照国家生态区的创建标准，门头沟区的生态建设工作还存在一定差距和问题，还有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急需解决。

生态恢复的关键是恢复生态系统必要的结构和功能，并使系统能够自我维持。由于生态演替的作用，生态系统可以从退化或受害状态中得到恢复，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以逐步协调。本文将从退化生态系统产生的原因入手，提出大面积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途径，强调自然保护的重要性。最后，以北京西部山区尤其门头沟区为例，论述自然力在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中的重要潜力。人口的迅猛增加是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的根本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生态系统退化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例如，很多学者将近年来沙地草地退化以及沙尘暴等频繁发生归结为干旱和持续的高温。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尺度内，自然因素的波动不可能超过正常的范围之内，因此中小尺度的生态退化原因以人为原因为主，自然因素为次。这是因为，在支持生态系统的六大环境因子中，1)光照并没有变化；2)温度正常波动；3)氧气含量基本没有变化，仍然维持在21%左右；4)二氧化碳增加部分(从工业革命前的290ppm到目前的350ppm), 但这对植物的生长是有利的；5)水分虽有变化, 但总体雨量正常, 部分年份还出现偏高。当然降雨可能会存在季节上的分布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表植被覆盖率的变化引起的。即便降雨会减少，我们都知道在温带以及寒温带地区，在植物的生长季节，雨、热、光是同期的，土壤水分在这一时期也最好。如果存在植物生长的土壤，生态系统应当能够自我维持。短期内热带和亚热带存在降雨量减少的可能性更小。既然适合植物生长的气象条件仍然存在，那么为什么植物的生长一年不如一年呢？原因存在于，土壤和矿物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被人为中断了, 土壤损失严重；在日益减少植被覆盖(地上部与根系保护)的条件下，疏松的土壤或被降水带走(水土流失)，或在冬春季被风吹走(风蚀并进一步形成沙尘暴)。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元素不能循环使生态系统的运转失去了一个“轮子”(另一功能是能量流动)。例如，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音锡勒牧场1953-1980期间因出售牲畜及其产品和燃烧粪造成氮素严重损失, 损失的纯氮达16672吨氮，相当于78600吨硫酸铵。欲维持该牧场的氮平衡需要每年输入560 吨纯氮, 但遗憾的是这部分输入几乎为零，这对于土壤系统的破坏是致命的。该保护区目前的草场退化面积为7689.3 km2, 占保护区草原总面积的82%。

人口增加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由于人口增加，以及大量人口增加后伴随的牲口增加、人口贫困与土地退化等问题在世界其它各地都有过报道，但像我国生态系统的大规模退化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生态环境灾难确为数不多。锡林郭勒盟从建国初的20.5万人增加到目前的92万人，净增加348%。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类对生活物质的追求，牲畜数量更是急剧增加，从160万头增加到2300万头，净增加 1700%，这样使草地的压力急剧加大, 超过了其极限。支持一个标准羊单位的草地面积直线下降，从原来每77亩/标准羊单位到7亩/标准羊单位, 草场压力净增加950%。社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由于这种变化而实行的政策导向也是重要的原因。由游牧而定居，且追求现代化的生活目标, 更加重了草地的退化。浑善达克沙地最近10年流动沙地面积的扩大与该期间牲畜数量的加倍很好地吻合(在一个很大的基数上的加倍，如由1000万头到2300万头)，正说明了这一点。

人口的压力是怎么出现的呢? 以浑善达克沙地为例，在元代(公元1206)以前，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人为压力的，人口的数量很少，主要依靠天然放牧；元忽必烈时代(1260~1264)“户口增, 田野辟”, “召集逃亡, 鼓励垦荒”, “军民屯田” 等措施开始对这片土地利用；明嘉靖33年(1554)“招纳汉民, 开荒耕种, 建室定居”，定居开始出现；清朝初年(1616~1644)“借地养民”, 建“大粮地”,“公主府地”, “军事驻防地”, 招徕大批汉民佣种, 并开放牧场，使草地压力有所增加；清中期(1662~1862)的“休养生息”政策, 使这里的土地基本稳定了200年；清中后期(1862~1909)实施“移民实边”, 农牧交错区开始出现；清光绪27年(1902)“开放蒙荒”以及紧接着中华民国初年(1912)的垦务总局成立，使这里草地退化开始起步。但是，我们认为最大的几次生态破坏是出现在上世纪的50年代和70年代：“大跃进”运动(1958~1960)，第一次草地垦植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1978)，第二次草地垦植高潮，这期间采取了“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等政策，鼓励了对天然草地的掠取；尽管如此，致命的破坏当属最近10年，头数畜牧业使草场到了崩溃的边缘。以地养地是解决土地人口压力的重要途径

从前面的分析看, 人是造成各类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驱动因素是技术力量和由于追求物质财富而采取的不负责任的低效率土地利用方式(闫敏华等，2001)。因此，欲治理生态系统的退化，必须从解决人的因素入手，解决人的生存与出路才是治本, 其余措施是治末。而在解决人的出路方面城市与城镇化建设是最为有效的。这个思路主要是基于，用少量的土地，加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提高土地利用的利用效率，提高社区群众的物质文化和生活质量，腾出大量的土地使其“休养生息”，借助自然的力量实现恢复。

在这一点上，很多问题如就业、救灾、教育、交通、通讯、能源、生活质量、生存环境改善等等与社区的进一步发展密切相关，更关切到治理的成与败。让牧民重新回到游牧可能存在操作上的实际困难，调查发现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而让贫困的人口居住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小城镇是切实可行的。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包括 “生态移民”和规划建设“生态小城镇”。逐步实现由分散的随机住户型发展为高质量、高起点、最低环境破坏的有本地特色的现代化小城镇型。这样，大量的土地才有机会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完善。

“以地养地”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即在有水分、电力、肥料等保证的地方建立高效地，并进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调整。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再退化的生态系统利用常规科学技术或者部分高新技术，实现生物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从而满足现有人口的物质需要已经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以色列的高效农业就是例证。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封育，并进一步发展成保护区。利用的土地与自然恢复的土地比例可为1: 30，甚至为1:100。这是由于目前退化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力一般很低，如退化草地上的产草量只有20-30斤/亩，而通过一定技术措施后的饲料产量可达1500斤/亩以上。中国科学院的实验表明，在内蒙古草原种植1亩高产青贮饲料，可使200亩沙地的围封成为可能；1亩多年生人工草地，可以使6-10亩退化草地实现禁牧；1亩一年生人工草地生产的饲草，可以解决1个标准羊单位舍饲6-10个月的饲草。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防止土壤的流失和新辟土地的退化，使之可持续利用。这样做的理由是, 建立在高投入、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正常的集约化农业(牧业)不会退化，内地5000年的农业文明一直没有衰退，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土地没有退化。相反，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年代，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很少发生。

要逐步实现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与人类“生活”的藕合, 并实现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与社区生存发展的产业链相藕合；待各类型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后，发展替代产业(生态旅游、旅游产品、高附加值的狩猎、教育与实习基地等), 逐步减缓对大面积生态系统的土地压力。

中央财政的生态治理费(如治沙费、造林费)、用于救灾的经费、生态补偿的经费、各种社会捐助、地方政府经费应向退化地区的社区倾斜，发展小城镇，解决水、电、通讯、交通、教育、生活质量提高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减少他们的对环境的破坏，停止目前普遍采取的“种树种草”做法。因为利益的关系和土地使用功能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当地社区的居民由被动参与生态治理到主动的参与，从而使他们由生态的破坏者转变成生态的保护者。这是关系到治理能否成功的关键。各级领导应当积极推动这种“以人为本”、以城镇建设带动为基础的生态治理模式。对于大面积的退化土地应当借助自然力恢复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每年仅靠生态旅游带来的收入就相当可观(张东操和蒋高明, 2001)。这一重大转变的实现归功于著名的恢复生态学家、英国资深皇家学会会员布莱德什(A.D.Bradshaw)。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Bradshaw, 2000)。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失的前提下，保证自然分布的各类繁殖体(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能够“安家落户”并得以自然繁衍。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天然草地上种植以杨树等单一树种的做法，这种生态系统是危险的，是一种对天然草地的人为侵掠，这对草场恢复并无益且十分有害(如破坏整个系统的水循环等)。

利用自然恢复成功的例子其实很多，例如1991-1999年的8年中, 北京延庆山区搬迁人口4356户(共2万人), 山区人口由原来的近6万人减少到3万人，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山区森林的压力。在1300多平方公里的山区, 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30%达到了目前的70%以上, 其中四海镇、大庄科乡达到了87%和84%以上。没有搬迁之前，土地利用效率很低，仅烧柴一项，一人就需要20亩山林，这样林子无论如何也长不起来，即使花再多的钱植树造林也是无济于事。

香港嘉道里有一片山地，因为农业活动停止了，在40年的时间里自然恢复，形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管理者有意识观察这种自然的力量有多大，结果他成功了，人工造林的效果也不过如此。

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有个地点叫“蒸笼场”，在清光绪(1875~1908)年间，是个生产蒸笼的场所，这里地处秦岭腹地，曾经有1万多人生活其中。后来由于交通不便，人逐渐迁出来，变成了无人居住区，树木得以按照自然的演替规律进行生长，已经实现了100%的恢复，大的树木胸径在50cm以上，且不存在外来种的问题。大熊猫喜欢吃的箭竹也都长出来了，这里成了大熊猫的乐园。

在浑善达克沙地，中国科学院的专家采取“以地养地”模式减少了人和牲口的压力后，试验取得异常明显的效果。研究人员用围网将4万亩严重退化的草场封育起来，并组织专人每天骑马巡逻，防止牲口进入破坏。试验当年(2001年)，恢复好的草长到80-140厘米；最高产草量每亩为5300斤(鲜重)；2002年，植被总盖度达60%，与对照(未保护)相比，固定沙丘提高了近3.8倍，沙丘低地的群落生物量分别提高9倍。2003年，滩地草丛最高达1.85米, 生物量超过6500斤/亩(鲜重)。.牧民由每户每年买2万斤干草，到每户分到7万斤干草，从此牧草出现了富裕。植被组成方面，恢复前固定沙地以冷蒿、糙隐子草和寸草苔等为主，2年后冰草、木地肤等占优势；沙丘低地群落的优势植被由羊草、披碱草等取代了灰绿藜和尖头叶藜等。野生动物方面，野兔、狐狸、大雁、灰鹤甚至狼又回到了这片久违的土地。对于榆树疏林种群，围封保护同样也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围封保护两年后，调查围封保护区与对照区蓝旗榆种群的种龄结构，发现两个地区种群中0-10年生龄级种群数量呈现出显著差别。试验区沙地榆幼树丰富，平均达到1.8株/m2，特别是当年生实生苗数量最多，达到7株/m2，其中固定沙丘的阴坡的坡基处，聚集着的当年幼苗，可以高达158株/m2。可见只要保护，都可以发育成稀树疏林，因为浑善达克的榆树没有一棵是人栽的。

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赛罕乌拉生物圈保护区的10000多亩的核心区，搬迁出100个定居的放牧点后，也是在1年内将原来的裸沙实现了全面自然恢复。在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的五大实区，即浑善达克、黄土高原、岷江上游、黑河流域、青藏高原，科学的证据显示利用自然力恢复生态系统是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风险最小的途径，可惜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了。我们习惯于建造所谓的生态工程，越庞大越好，花费了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经费，但我们很少回头看，这种工程的实际效果如何？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连续造林53年，目前的森林覆盖率仍不足1%，而这1%即使不造林也会自然生长出来的。试想一下，如果草原上能够发育森林，那么早就是森林了，人类的努力岂不是白费气力与金钱?!自然恢复后的生态系统去向是什么呢？应当是一种可持续的系统，应当充分鼓励利用她的生态效益，而不是直接效益(直接效益在高效地里获得)。这里，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不失为重要的替代途径。例如，北京的喇叭沟门乡人口7000人(以满族人口为主)，土地3.7万公顷, 原来是北京土地面积最大和最穷的乡。他们在专家建议下利用恢复后的森林生态系统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使人均收入由保护区成立前的2000元/人/年到成立1年后的4000元/人/年。山东有个房干村，位于莱芜市，以前是个有名的穷村，人口100户，曾经出现过40个光棍。该村连续27年治山、治水、治愚，森林得以恢复，成立了森林公园。目前仅旅游门票收入500万元/年。四川九寨沟的例子更突出，原来的藏民是靠山吃饭的，以原始性的破坏自然为代价。1984年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起生态旅游后，所有藏民都变成了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大面积的森林靠自然力全面恢复。目前，门票与旅游观光车的收入两项，每年就达3亿多。而实际上，九寨沟的经济带动远从四川成都和青海西宁就开始了，其社会、经济、生态效益远远大于九寨沟本身创造的价值。现在，居住在大中城市的人们渴望回归自然的呼声越来越高，自然保护区就是一个很好的去处。自然保护区在生态恢复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尤其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是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她所保护的内容在科学上具有重要价值。自然保护区所保护的内容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这从客观上提供了生态恢复所必须的条件，尤其在经费与技术上保证了已经确定的自然保护区内退化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

第二，自然保护区受到国家有关法律的保护(草原法、土地法、森林法、野生动物法、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其中的土地、草原、水源、清洁的空气等是城市与城镇发展无污染的生态产品的有利的宣传武器，自然保护区打这块品牌，可以大大提高她的环境价值，并进一步变成可视的产品，九寨沟的成功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三，自然保护区是生态旅游最好的场所，同时又是开展科学考察、学术研究、业务培训、国际交流等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些活动可为社区中的居民提高认识生态恢复与生态保护的机会。观念的转变是生态恢复非常重要的一面，上述活动如果使社区受益，加上各方面经费与技术的支持，可以促进生态系统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王献溥和蒋高明，2001)。

第四，自然保护区本身可以帮助社区脱贫致富, 并进行必要的恢复与保育手段，促进生态恢复。除了上述所列举的北京、香港、陕西、山东、九寨沟的例子外，广东车八岭自然保护区的例子更加生动。该保护区成立之初(1981年成立，人口1200，面积7万公顷)，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十分激烈。后来保护区负责人认识到发展对于保护的重要性后，大力帮助当地社区致富，采取了种植果树、发展小型水电站、引进外资、普及教育、采取人口控制措施等，使当地社区(80%的瑶族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群众对自然保护的意识加强了，由环境的破坏者变成了自觉的环境保护者。变化也是巨大的：原来的刀耕火种和原始狩猎变成了集约化生产，并逐步实现了定单农业；人口控制方面由原来的每家5-8个孩子减少到1-2个孩子，人均收入由不足200元/人/年提高到3000元/人/年，文盲率由80%到入学率实现98%，到走出30个大中专学生；游客由无增加到3-5万人/年；保护区由不被人重视到列入县政府重要议事日程。该自然保护区正逐步向真正的自然状态过渡，自然植被得以按照自然的恢复发展。人口城市化、自然生态化

自从工业革命后，人与自然就注定处于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自然退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实在的“人祸”。目前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这里的自然环境原本就不适宜大量人口的生存。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主动撤离这些地区，而集中到城(镇)中去。目前，美国约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韩国1/4的人口集中在汉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集中的全国99%的人口，其余地区处在自然状态，生态退化很少发生。应以人为本，将分散的、撒胡椒面式的经费使用模式向城镇集中，将以前用于生态补偿、修路、就灾、教育、医疗卫生、灭蝗灭鼠、造林种草、飞机播种、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等的费用集中起来使用，大大提高了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利用城市化的各种有利条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实现城市化与治理生态退化的双重目标。减少了人口压力，生态的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一般的规律，沙地草地1-3年，草原3-5年，森林5-10年，荒漠10-15年，至于湿地等则更容易实现自然的生态修复。

中国的大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北京平谷“京东大峡谷”有个桃峪村，近年100多口人自发地向沟外的城镇搬迁、年轻人进城做工，村里的人搬空后，周围山地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连农民家的院子里也长满了树，而政府花几百万元钱修建的公路、架设的电线从此失去了用场。如果持续鼓励农民离土(就业移民、教育移民等)，则他们对当地的生态压力可以大大减少，非常有利于生态恢复。从经济的角度，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远比在老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大的多。在“世界工厂”干活的民工们都会把挣到的钱返给老家，积少成多，这笔钱加在一起，在某些省份甚至超过了该省全部机器开动和全体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换回的财政收入。拥有8600万人口的四川省，1500万外地民工2003年寄回家的钱约为450亿元人民币，而该省同年的财政收入为292亿元人民币！西部落后农村尤其提倡到东部大城市做工的做法，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移民搬迁和促进城市化。

现有的建制镇中，72%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地带，而经济落后的西部，其比重只有28%，需要迅速提高西部的城镇化，结合生态恢复，加速该过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而我们只有40%，因此，生态恢复的潜力在于城镇化。今后人与自然的总格局肯定是：人住在城市里，野生动物住在自然里，彼此相安无事。既然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且我国的生态退化又如此严重，何不可将城市化要花的钱和生态修复要花的钱结合使用呢？我国古代先哲对待自然的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实际上，生态系统的退化在古代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战火可使一片山林毁于一炬，旱灾、蝗灾、水灾以及风沙灾害等在当时都是人们难以抗拒的力量。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当时人口稀少，人们利用自然的技术力量远不够发达，客观上给了退化的生态系统很多自我恢复的机会，因此那时人的破坏力量是不大的。但人口一旦剧增问题就不同了。早期的政治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如西晋武帝(265-290)时，杜预奏称东南水灾特别严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须高地蓄水，多筑陡堰，每遇水雨，堤坏泛滥，低田损坏，延及陆田。过去东南地旷人稀，不妨用这个旧法，现在户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岁陡堰放水，为害实多。请令地方官决去曹魏以来新造诸陡堰，修缮汉朝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借免水灾。在这个例子中，杜预洞察了人口增加以及落后的土地利用方式带来的土地退化问题，果断提出了停止与自然相对立的做法。

退化生态系统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有关。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力量，生态系统中很多的物种不会消失得这么快，热带森林也得以保存，全球变暖也不会提前这么早。但是，人们在庆幸战胜自然，陶醉于“人定胜天”的梦想实现时，自然已经发出了无奈的抑或是愤怒的吼声，沙尘暴的频繁发生便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古代先哲如老子、庄子、荀子、孔子、以及孟子等都是强调自然哲学观的。他们传统的“天人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反对天与人相互敌对的观点，讲求天与人的和谐。如《易 · 乾卦 · 文言》指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庄子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 齐物论》)的呼唤，反对因人的主观区分，而破坏了天与人统一的做法。认为自然是“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庄子 · 齐物论》)。只有自然界才是最美好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 · 知北游》)。老子有“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老子注 · 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荀子认为四时运行，百物生养，是自然的职能，“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正是由于自然的职能和功效，人才具备了形体，精神也随之而产生，“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荀子 · 天论》)。在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态度上，孔子有“钓而不纲，戈不射宿”的思想(《论语 · 述而》)；孟子则对自然保护与利用有类似今天生物圈保护区的雏形，“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孟子 · 粱惠王章句下》)。

按照古代先哲的“天然”或“自然”观点来看今天的生态系统退化，则完全是由于人类的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而引起的。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工业革命以来的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大面积的自然生态系统受到来自人为的威胁，人与天严重对立。现在的人们不畏天，不信鬼神与报应，对自然完全采取掠夺的态度。中国在封建统治时期，一些皇家禁地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保护区，使得一些自然生态系统作为风水林等而保存下来。如果人口增加到今天是不得已的事情，那么，对于目前生态系统退化依然采取“怨天” 不“尤人”态度，而不是从人类的反省入手，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同样的道理，在花费大量的金钱治理退化生态系统过程中，如果采取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而不考虑到人在退化生态系统中的破坏因素，而不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并获得利益，那么治理也不可能成功，相反会白白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因为，“无为而治”也还是符合自然的法则的。要警惕那些打着“生态治理”而搞所谓的生态建设工程，进行生态破坏的做法，尽管人们可能是无意识这样做的。北京西部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重点工作

门头沟区处于首都北京的上风上水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区内山地面积占98.5％，海拔在73～2303米之间。复杂的地貌类型和多样的小气候孕育了优质丰富的生物资源、地质资源、气候资源，对于经常遭受不良气候和环境影响的北京城区，起着重要的生态屏障作用。但是，北京西部地区的生态系统类型中，那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些保存较为完好？目前缺乏科学的调查结果，需要科学、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来指导植被重建和生态修复工作。对不同类型的退化生态系统应当如何因地制宜地开展植被修复工作，是北京西部山区生态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北京西部山区应当优先开展下述工作：

第一，全面深入地调查与评价门头沟生态退化现状，为京西地区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在门头沟区，通过现场调查和历史资料整理，积累门头沟区生态系统类型及现状的基础资料，对门头沟生态系统因人类活动影响的现状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及早确定有重要保护与利用价值生态系统，划定出亟待修复的生态系统类型及其所在的区域范围，建议市政府作为下一步生态修复的重点类型。

第二，根据西部山区受损生态系统调查结果，提出生态修复与生态经济发展的规划。用恢复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从矿山、城镇、流域、自然保护区四个层次开展对门头沟生态恢复规划研究，从保护北京水源、生物多样性、景观和传统乡村生态与文化角度，设计出生态修复的整体思路，为增加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区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度、恢复裸露岩石和矿场地区的植被提出指导性方案，促进门头沟地区生态服务和生态屏障功能的提高。

第三，根据不同的生态破坏或退化类型，从理论上指导生态修复实验示范工程，为把门头沟建设成为北京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是目前国内外生态工程和生态技术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在研究方面，强调对生态系统退化与恢复的生态学过程，包括各类退化生态系统的成因和驱动力、退化过程、特点和干扰的影响等；生态恢复研究主要目标是恢复被损害的生态系统到接近于它受干扰前的自然状况和生态功能，即重建该系统干扰前的结构与功能有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在实践方面，主要是通过生态工程技术对各种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模式的试验示范研究。本项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为依据，以“生态涵养发展区”建设为功能定位，以“现代化生态山城”建设为总目标，针对门头沟区生态破坏的特点，采用修复、建设和开发的综合整治策略，使山岩损伤得到修复，消除“马赛克”斑痕从而提高森林覆盖率，恢复当地生态环境的良好状态。第四，在北京西部山区，以生物多样性分布中心为基础建立或扩大自然保护区。北京西部有三个生物多样性分布中心，分别是：1)百花山－东灵山－龙门涧－黄草梁多样性中心, 地处北京市的西部, 为太行山北段小五台山的余脉西山山脉，境内的主要山脉有百花山(海拔1990m)、东灵山(海拔2303m)、黄草梁(海拔1737m)。该区域内的地带性植被为华北落叶阔叶林，并且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在海拔1800m(阳坡)以上出现亚高山草甸及灌丛草甸, 为北京地区维管植物最丰富的地区。2)松山－玉渡山－太安山－龙庆峡多样性中心。地处北京市的西北部，属燕山山脉，境内的主要山脉为大海陀山(海拔2242m)，为北京市第二高峰，松山自然保护区即位于此。在该区域内的地带性植被为华北落叶阔叶林与油松林，为北京地区维管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3)十渡－上方山－石花洞多样性中心。该地区地处北京市的西南部，属西山山脉的南端，境内的主要山脉为上方山(主峰海拔880m)。如果将上述三个分布中心加大保护力度，建立成自然保护区，一可大大提高北京市自然保护区面积，很好地发挥其生态屏障作用；二可有效地促进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

灌丛生态系统是北京西部山区陆地生态系统中一个特殊类型，它主要是在人类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下，各类森林群落消退形成的次生植物群落，作为面积仅次于森林的天然生态系统，它的群落演替趋势值得重视。若合理管护，可成功实现正向演替，发展为落叶阔叶林或山地针叶林等顶级群落；若仍过度开发，则会逆行演替为稀疏群落或灌草丛，甚至进一步影响气候、水土条件，加剧环境退化。

存在了几十年的次生灌丛，一定程度上已改变了原生植被的环境。一种是灌丛已具有自身稳定性(如荆条灌丛)，改变了水土条件，人工恢复为森林的可行性不大，这类灌丛应着重维护其生态功能并合理开发灌丛本身的经济价值；另一种水土条件变化不大，但灌丛本身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如杂灌丛)，在人工或自然条件下具有恢复为原生群落的潜力；还有一种灌丛本身就是退化森林的次生树丛——如北鹅耳枥灌丛，只要建立保护区加以封育，自然条件下就可恢复为森林，成为一类不可忽视的资源。结语

生态系统退化与人口的增加以及人类活动有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掠夺性利用造成了各类生态系统的退化，即人为原因是主要的，而自然原因是次要的。在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方面，关键要解决自然生态系统恢复演替中人为的压力，而大面积的土地可借助自然力恢复，恢复后的土地可发展成自然保护区，并开展生态旅游等非直接破坏性的活动。应充分考虑到社区的发展问题，解决人的生存出路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在根本上缓解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本文提出了以自然力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模式，在全国已经找到很多具体的例子，该模式同样适应以门头沟区为主题的西部山区。北京西部山区生态屏障建设的主流模式应当是实行就业移民或者就地转移劳动力，加大保护力度，促进自然恢复，只有那些破坏严重的地区，才需要人工措施的辅助恢复，今后，市政府的生态建设费用应当向人转移，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当地社区收入水平，有效保障自然力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