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学习讲稿：大党兴衰的历史探源(上)_中国共产党历史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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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前言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大党兴衰的历史探源，今天的课程里边我准备从一个组织学的角度来和大家探讨这个题目。今天这个题目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大党兴衰的规律性的命题，看看我们党历史各个阶段是怎么认识这样一个大党兴衰的历史命题的；第二个，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研究一下政党这样一个组织的兴衰、生命周期有什么样的规律；第三个，以最典型的一个案例，苏共解体的案例，用我们的分析框架来看它为什么会衰亡，它衰亡的原因在哪里；第四个，最后我们回到一个未来究竟应该怎么办，然后来探寻怎么来让我们的执政党永葆生机，能够更加地长寿。

一、大党兴衰的历史命题

第一个部分，大党兴衰的历史命题。《资治通鉴》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中国古人也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里边一个很核心的精神。我们党也恰恰是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中来汲取教训，才找到了进步的动力，这是我们的一条进步经验。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政党都是要讲究大势和规律的。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样一个问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党如何能够避免走向衰亡，如何能够保持勃勃生机？

要探讨这个历史兴亡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一提在建国之前，我们在夺取政权之前非常有名的“窑洞对”，“窑洞对”是我们的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对话，毛泽东同志其实很早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1945年，当时的黄炎培作为一个国民参政会的代表访问延安，当时延安还属于一个边区的位置，黄炎培先生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然后他最后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律。

所以，当时，毛主席，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是非常推崇这样的一本著作的，而当年恰恰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七十周年的日子，所以这本书今年的时候也引起了进一步的讨论，这本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当时毛主席看到郭沫若同志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后，是把它当做了“延安整风”时候的一个重要读本，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返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还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看作整风文件看，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所以，在著名的“窑洞对”之所以能够信心满满地说住民主新路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很深入的思考。我们党当时还没有夺取政权，也没有发生国内战争，和国民党进行正面的大规模的较量。在那样一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却看到的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势，在思考党兴衰起伏的命题。

在经历了三大战役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后，我们到1948年、1949年的时候，整个全国和平统一的局势基本上已成定居，而当时的中央准备离开河北西北坡，搬迁到北平，临上车之前，当时毛主席又提到了这样一个李自成败亡的教训，他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一个好成绩。”这是特别有名的“进京赶考”的说法。同时在西柏坡会议上，我们党提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一定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当时的一种对于整个精神懈怠这一方面的忧患。在我们党的这样一个建党9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发表了“七一讲话”，更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党的这样一种忧患思想和执政理念。“七一讲话”里讲到，要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是“四个危险”。

同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当时标志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执政党理念的认识，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提出来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努力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可见，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在我们党的认识中是不断去深化的，精神懈怠对政党衰落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一直是有这样的一种警惕的。

包括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提到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这样一种理念。我们最近推行的，包括像整个的“八项规定”、党的群体路线教育实践运动，所针对的“打四风”，我们要开展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要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必须要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同志就此进行了很多的讲话，包括提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是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乱，牢牢把握主动权，要让我们党时时刻刻有一种警醒、警惕之心。

（二）对大党治国的忧患意识

同样，我们看到除了精神懈怠一方面的警惕以外，我们还能看到对于我们党的这样一种大党治国忧患意识的看法。黄炎培先生当时讲的区域一步步扩大的原因的分析，我们当时并没有太遇到，当时是处于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的转变过程中。在随着我们党组织一步一步的规模的扩大，党员数量、干部数量一步一步地增多，这样一个党的组织规模的扩大，对于我们政党管理和组织的整个的成败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它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这样的认识是近年来才慢慢地有体会的。

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一个基本情况，从一大到十七大的时候，一大的时候，当时1921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生的政党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13个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当时的共产党员只有50多个人，到了1949年，我们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党员数量是449万名，占到差不多5亿人口里边的0.83%。而2011年的时候，全党的党员按照中组部的统计是达到了8026.9万名，差不多占到总人口的5.85%。

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给整个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到去年十八大的时候，按照统计我们已经有了8512.7万名的党员，基层组织有420.1万个，这样一个党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政党，有的人也许会说，和我们整个的人口总量，十三点几亿的这么一个人口总量，这么多党员好像也不算多，只占到将近十三点几亿人口的6%，但横向去比较一下，2013年，欧盟最大的一个国家德国，全国人口是8033万人，而法国人口就6000多万人一点，这些国家全部是由我们的中共党员来组成的话，这个人口的规模和数量带来的管理难度是很难以想象的，治理拥有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庞大国家，治理拥有这么多党员的一个大党，我们既感到一种光荣，我们觉得我们党的事业欣欣向上，但同时我们又感到这样一种压力和困难。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数字是，我们党的党员大概占到总人口的6%，但这个6%恰恰有很多学者来看，恰恰是存在这样一个危机和危险。

有的学者提出一个罗马尼亚悖论的现象，这个罗马尼亚悖论是指在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时候，当时很多的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前夜，这些国家的党员占人口的比例都不低，一般都在6%以上，其中，像罗马尼亚的党员比重是最高的，达到了16.1%，差不多6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是党员，但在苏东解体的过程中，垮得最厉害的恰恰是罗马尼亚，政权还没有瓦解的时候，这些共产党员基本上各自土崩瓦解，最后就作鸟兽散了，包括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最后也是通过很暴力的活动然后来把他进行枪毙，把他给拉下政权。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党员的人数能够越来越多，但政权却垮得越来越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罗马尼亚悖论？党员数量越来越多，干部越来越多，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党就勃勃生机？恰恰不是的，罗马尼亚悖论恰恰要告诉我们，党员人口的这样一种发展对于一个政党的组织的健康成长来讲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我们党对于大党治理，尤其是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现象，近年来越来越有警醒，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江泽民同志就曾经指出，说：“我们党这么大一个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

今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时候也专门提出来这么一个大党治理的命题，他讲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当中，我们党的这么大一支队伍怎么给它充分发挥作用？他说聚沙成塔，聚水成涓。800万的公务人员，8000万的党员，如果都能在每一次的群众路线中解决一起群众的实际困难，那党的事业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群众的困难就能解决8000万个，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能取得巨大成功。他是对8000万的党员提出勉励。同时，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也提出，说，我们党现在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38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又处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保持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现在有的人入党当干部是认为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要把入党当干部作为个人和家庭、亲属获取利益的政治资本，所以，发展新党员的时候必须认真分析入党动机，要严格掌握标准和程序，确保质量，切忌带病入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