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标语的功能研究_抗日战争期间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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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标语的功能研究

摘要：标语，即用简短的文字写出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标语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一部标语口号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缩影。不同历史时期的标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功能，下面，笔者通过对战争时期标语内容的分析，来具体研究该时期标语的特征和功能。

关键词：

正文：中国的标语自诞生初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

一、宣传动员的动能。

宣传动员功能是标语功能的重要特点，战争时期的标语更需如此。战争时期，一方阶级通常需要将自己的建议与观点大力宣传来赢得民众的支持。例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劳工阶级达成一片”…….这些标语口号在近代中国战争史上，均带有明显的宣传动员功能。每一个标语从被创始开始，都具有其内在的“告知”功能。标语口号中的内容，第一要旨便是要通过告知，向人们传达内在的精神意义。中国的标语口号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与环境基础，加之标语的字面表达简洁有力，契合大多数群众的知识水平，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文化接受水平，因此不仅传播面积十分广泛，而且宣传动员的力度也十分深厚。大多数群众普遍容易受到标语口号的影响感染，在这一时期的标语口号，以其简洁明了的行文风格，不断发挥着其强大的宣传动员功能。

二、政治导向的功能。

战争时期，中国的标语中的大多数诉求都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导向性。例如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反击外来侵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这句口号，成为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先声。而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历史中，继“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后的另一响当当的口号——“变法自强”，成为洋务派和维新派倡导“西学东渐”这一政治趋势的变法口号。与此同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振兴中华”、“扶清灭洋”、“打倒帝国主义”等等，这些标语口号都简洁明了，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并引导人们关注时事，注意时下的政治发展大趋势，起到了很好的政治导向功能。

三、权力实施功能。

标语是重要的权力工具。严格地说，标语本身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标语的权力功能指的是通过信息的传播来执行与权力有关的功能。标语的权力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指标语是权力的体现和象征，二指标语本身拥有的话语权。古代帝王的石碑象征皇权和律令的威严，其颁布在民间的条文律令寥寥数语便能反映出高层统治者不可忽视的权威；现代政府和各级权力部门更是要通过标语的制作和发布来展示政策的权威性、对社会的管理权和舆论的控制权。在解放战争时期，红军大量使用无主句的标语形式来增强语势，施展其政治的高度权威。例如：“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学湖南打土豪，穷人不打穷人!”、“彻底粉碎川陕会剿!”、“活捉刘湘，保卫赤区!”、“大举南进!”、“平均分配土地，保护工农利益!”、“加紧查田查阶级!”等等一系列句子均蕴涵着权力的高度施压，简短明了的有力句式朗朗上口，深入人心。在战争时期这些带有明显阶级斗争的政治标语，往往内含一方阶级强烈的政治利益需求与权力实施，换句话说，诸如此类的政治标语代表的就是一方阶级的话语权。阶级方借助标语的强势来突显自己高度集中与不容忽视的权威，从而深入人心，赢得民众的拥护支持。

四、社会教育功能。

在战争时期，虽然政治与军事的交锋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视野，但各方利益阶层却没有忘记对教育的大量宣传鼓动。例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等等系列标语反映出近代中国战争史上，先辈们从未忘记教育对国家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教育通常与军事相辅相成。它通常是主要采取正面宣传引导的方式，描绘教育的巨大力量，引导社会成员自觉实践，努力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为振兴中华而读书。近代中国的战争史是一部外来入侵的屈辱史，却也为我们带来了新一轮的技术文明。教育给迷失于战争的人们找到了心灵寄托与信仰，为中国日后的崛起铺下了坚实的道路。标语作为宣传教育文化的有力载体，以其极具号召力的口号对民众进行动员传播，让人们从旧式教育中走出来，在不断反思中找寻到新的出路，看到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在战争时期，标语不仅仅是各方利益阶层操控的政治宣传工具，同时也是社会进行全民教育的有力武器。

现代战争时期标语的语言特点：

一、简洁有力，语意鲜明

标语的首要特点就是必须简约，即在形式上简洁凝练，概括力强。其在表义上也要主旨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必须直截了当，不能含混不清。战时环境及宣传工作的紧迫性，更加要求各种标语做到言简意赅，语义明晰。在长征时期留存下来的红军标语中，有许多标语虽寥寥数字，但表达的内容却十分丰富，极具震撼力。如 “取消一切高利贷:!”;“取消百货厘金!”;“红军是工农队伍!”;“红军是为土地革命而战!”;“不当王家烈的饿肚兵!”;“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平均分配土地，保护工农利益!”(见于平昌县，为石刻);“红军主张打土豪分田地!” 等。这样的标语，简洁有力，号召性强，曾经有力宣传了红军和土地革命政策，旗帜鲜明地抨击了敌军。

二、因地制宜，通俗易懂

为了通俗易懂，标语口号首先必须是大白话，妇孺皆知，而不能让人费解。从传播符号学的角度来讲，只有编码的符号及其蕴含的意义为受众熟知，受众才能准确解码理解信 息，否则就可能出现信息的误读或信息被拒斥的现象。

而因为战争时期的特殊性，更需要通过大量宣传来迎合民众的心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取得民众支持对战争的成败显得尤为关键。红军长征途经的十余省份多数地处边隅，尤其是我国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受教育的程度就更低。为了让广大民众迅速了解红军，红军必须用最普通的语言来启发群众，教育群众，武装群众，瓦解敌军。因此，红军标语必须通俗易懂。如 :“当白军的坏处:吃不饱、穿不暖，不讲道理，无自由，家里干(穷)得不得了，一世讨老婆不到手”;“土豪劣绅小杂种，贪官污吏大臭虫。帝国主义一齐滚，国民党请他进茅坑”;“官僚军阀面面团，害得干人没裤穿”。红军标语还经常因地制宜吸纳当地的一些方言，这样显得更加亲切、自然，当地老百姓也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如:“乾人 ”一词为三十年代贵州遵义一带的土话，意即穷人。它的内涵是穷人被反动派压榨得干干净净，一无所有，变成了干人。“绅粮” 同样也是三十年代贵州遵义的方言，即豪绅财主，因豪绅都拥有钱粮，“绅” 后面加上一个 “粮” 字，即代表拥有钱财之富人。这种俚语式的红军标语，在情感上与当地民众产生了共鸣，道出了他们的心声，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另外，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的民族地区，还有藏文、回文、藏汉合书、回汉合书等书写形式，体现了红军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也因此而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

三、讲究韵律，琅琅上口

标语的对象是中国最基层的民众，他们往往喜欢追随大流、情绪容易被感染。为了便于传播，标语口号一般整齐而且有韵律，便于诵读，易于识记，其鼓动的效果也就明显。红 军各部队在遵义书写的标语中，就有许多韵律整齐、易懂易记的顺口溜。如 《当兵就要当红军 》 :“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会做工的有工做，会种田的有田耕。”

《国民党你像什么样》 :“国民党，你像什么样? 日本行旅开到长江，谁也不抵抗!谁也不打仗!全不抵抗来缴枪。” 又如:“地主谷堆满仓，穷人无米煮汤，土豪劣绅住洋房，工人农民住草棚。还有种种苛捐和杂税，把工农血汗全吸尽。只有拥护红军打胜仗，工农才能得解放。” 再如 :“坡坡青松棵连棵，青松哪有红军多，前锋翻过娄山坳，后卫还在乌江河” 等。在遵义山盆李梓关李裕章家房壁上，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赤水河游击队写的四句顺口溜 :“团房乡丁早回头，跟着乡长不自由，有点利益乡长得，整人害人你带头”。［5］(P140)。

四、大量使用无主句与祈使句

(一)无主句

红军为了用简洁明了的句子达到宣传的目的，经常将主语省略。例如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学湖南打土豪，穷人不打穷人!”(遵义苟坝)、“彻底粉碎川陕会剿!”(广元，石刻)、“活捉刘湘，保卫赤区!”(巴中，石刻)、“大举南进!”(金川县，墨写)、“平均分配土地，保护工农利益!”(平昌县，石刻)、“加紧查田查阶级!”(万源市，石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富济贫!”(遵义董公寺)“赤化全川!” 等主语的省略，客观上是对谓语和宾语的强调，同时也加强了普通民众对标语语义的理解。红军在制作标语时主要还是考虑到无主句这种开门见山的效果，它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和号召力。由于红军的积极宣传，在长征途中红军队伍得到不断扩大。红军在黔北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扩充战士四五千人。

(二)祈使句

红军在书写标语时多用祈使句，因为标语是人们思想情感的高度概括，而红军标语则是红军发自内心的呐喊，不用祈使句很难表达这种强烈的感情。如 :“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不当王家烈的饿肚兵!”、“欢迎白军兄弟来当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

30：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失败后，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反击外来侵略，这句话成为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先声。

31：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19世纪60年代起，早期维新派郑观应等人提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外，还有另外一种战争，即“商战”，中国的工商业者自此以“富国”理想的担当者步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