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青少年犯罪标签_越轨青少年与犯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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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青少年犯罪标签

犯罪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是多种社会矛盾，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为探索导致犯罪现象产生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二十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的急遽变迁，当时盛行的实证犯罪学无论在帮助人们认识犯罪本质方面，还是提出有效遏制犯罪的对策方面，都已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一种不同于实证犯罪学的新的研究思路在犯罪研究中逐渐显露出来，这就是犯罪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认为，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是社会互动的必然产物。当某个人一旦被有社会意义的他人，如警察、教师、父母或周围的其他人，贴上标签，描述为偏差行为者或犯罪者时，他就会逐渐成为偏差行为者或犯罪者。犯罪，尤其是普通刑事犯罪行为的产生，社会控制机构应负有很重要的责任。负面的标签，如认为某人是“智障”、“精神病患者”、“小偷”、“骗子”等，都是使他人自我形象受到长期损害的主要来源。一般来说，当一个人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之后，其他人便对他进行各种推断，可能会有人认为他品行不端并歧视他。正如戈夫曼在《污记》一书中所说：“在我们的头脑中，他从一个正常而完美的人降到了一个有污点而不可信赖的人。” 标签理论者认为，某一个人倘若一旦被标签以后主要产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形成了难以改变的烙记，二是自我形象的修正。烙记会逐渐促使他人以此修正对被标签者形象的认识。例如，被标签为犯罪者必须要符合普通人对犯罪者的形象认识，如有攻击性、不可靠、态度强硬、卑鄙、偷偷摸摸等。人们亦就会开始以该种烙记所代表的这些意义和他来往、互动，而不再以他行为的真实意义来看待他。而过去对他行为的描述亦要符合现在对他形象的标签。换言之，人们对被标签者过去的行为均要重新被检讨和评估，以符合他现在的身份。因此，犯罪标签理论称这个过程为“追溯既往的阅读”。标签的第二个结果是个人形象的接受。当外在的标签力量逐渐强化时，如警察、父母、亲戚朋友等均对他有负面而同一的标签时，他亦会因此而重新审视，评估和衡量自我的身份。他也许会扪心自问：“假如我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为什么都要这样看待我呢？也许我真的像他们想的那样，我的行为也应当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才会符合我的身份。”因此，他将在偏差行为和犯罪行为的轨道上愈滑愈远，最终不能自拔。犯罪标签理论将这一过程称为“邪恶的戏剧化。

而对标签理论第一次的系统论述是霍华德·贝克尔在1963年作出的。他在《局外人》一书中指出，越轨者就是指那个被成功贴上了某种标签的人；而越轨行为是那种人们以“越轨”称之的行为。学说在60年代才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60年代的美国社会，保守的思想渐渐失去力道，和谐的理论不再深入人心，取而代之的是激进、反叛的冲突理论。不满现实的人们纷纷离经叛道，做出许多不容于传统的行径来。酗酒、吸毒、同性恋等等在刑法规制边缘的偏差行为吸引了研究者们的视线。正是美国当时的嬉皮文化，也正是这“垮掉的一代”，造就了标签理论。所以我们看到，犯罪标签理论的基本观点，不仅经常用来解释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发展变化的过程，亦常被用来解释其他社会偏差行为，如同性恋、变态行为、酗酒和药物滥用行为等的形成过程。

所谓的犯罪前科，是指曾经被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宣告有罪或判处刑罚的一种特殊的法律状态,是对自然人具有犯罪历史的证明。一个人被一种词语名称贴上标签时，他就会作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的标签内容相一致。这种现象是由于贴上标签后而引起的，故称为“标签效应”。心理学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标签效应”，主要是因为“标签”具有定性导向的作用，无论是“好”是“坏”，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意识的自我认同”都有强烈的影响作用。给一个人“贴标签”的结果，往往是使其向“标签”所喻示的方向发展。在心理学上，对这种效应的显然性作了科学的实验研究。心理学家克劳特在1973年就作了如下的实验。他要求人们为慈善事业作出捐献，然后根据他们是否有捐献，标上“慈善的”或“不慈善的”。另一些被试则没有用标签法。后来再次要求他们做捐献时，标签就有了使他们以第一次的行为方式去行动的作用，即那些第一次捐了钱并被标签为“慈善的”人，比那些没有标签过的人捐得要多，而那些第一次没有捐钱被标签为“不慈善的”儿比没有标签的贡献更少。从上述的一个事实和两项研究中可见，标签效应是很显然的，它影响着人们的印象管理。在学校教育中，老师们应以此为戒，不可轻易地对学生作出评定，不要给学生乱贴标签，否则会影响师生的交往和印象的管理。这就是标签效应给我们教育的启

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有下列不良行为：旷课、夜不归宿、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偷窃、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等。”这一条款明确了学校对于学生的违纪行为和小偷小摸等一般违法行为应持的正确态度。西方犯罪学理论“标签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偶然出现一次越轨行为，而且没有被揭露出来，也许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如果被社会发觉，并且加上了诸如“小偷”、“流氓”的标签之后，就如同给他举行了“堕落仪式”，于是，他很可能长期抬不起头，再不被人信任，从此，破罐子破摔，滑向更加严重的犯罪深渊。我们应当认识到： 未成年学生的本质是可以教育、培养、转化、塑造的。未成年学生的不良行为应该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本质的，所以，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不能过早“判刑”，贴上“标签”，而应当加强教育和管理，不得歧视。

前科制度是有效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但无限期地保留前科将会给未成年罪犯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在求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产生诸多困难，影响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有可能使他们重新犯罪。“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我国《刑法》第100条如是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时要面临‘如实报告’的问题，这将对未成年犯罪人回归社会产生消极影响，致使曾经犯罪的未成年人容易受到社会的歧视，产生自卑和自暴自弃等消极心理，难以重新融入社会。”据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将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交《关于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议》的提案，建议修改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种类、条件、程序和法律后果等内容。据了解，此前全国已有部分地方法院尝试建立相关制度。舆论认为，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有障碍。我国刑法、教师法、律师法、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民事、行政法律中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取得相关从业资格，如果犯罪记录可以消灭，就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抵触。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宋鱼水认为，把犯过罪的未成年人改造好，改造成合格的成年人，甚至是优秀的成年人，重新回到社会，需要一些很好的设计。但目前依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种制度安排在实践中还有一些障碍，关键在于如何从立法上推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宋英辉认为，建立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要有健全的配套保障机制。为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理制定统一标准既能为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又可避免过度自由裁量。此外，还要设置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考查教育机构，建立未成年人档案管理机构等。（中青在线3月9日电）对把握惩处力度的警示。政府为了有效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在某些时期会要求公检法部门对违法犯罪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如众所周知的“严打”）。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在实践上，这样很容易把那些初次越轨行为和模糊个案列入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范畴，对其贴上违法分子和罪犯的标签。很多本来可以得到良好教育改造的人，却在社会与其个体的互动下，产生“自行应验的预言”，从而自暴自弃，走上危害社会的不归路。因此，标签理论警示我们，如何在有效打击犯罪，惩治怙恶不悛的犯罪分子的同时，合理把握惩处力度，实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让我们更清醒认识社会文化对越轨行为形成的作用

减轻越轨者对社会的危害，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整个社会文化所提供的“镜映”环境在越轨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当影视作品“成功”地塑造出一个个有情有义、满腔热血的“古惑仔”形象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青少年对少年犯罪团伙的“标签”而欣欣然，不知悔改了。再如，当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把一个人当成“窃贼”、“怪僻”、“朽木不可雕”来看待时，他也就极易于成为真正的窃贼和怪僻等而自暴自弃。因而，我们应当反思该怎样提供一个适宜每一个人（尤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这一问题。弱化“标签”作用，预防二级偏差行为的发生。警察、法院、看守所、教养所、监狱和精神病院等实体，作为施加标签的官方机构，除了要慎重对待判罪量刑之外，应当在日常活动安排和价值观念上弱化对越轨者的消极性暗示，减少有可能强化越轨者违法自我意识的仪式，更人性化地把他们当成可以改造的正常人而不是毫无悔过自新能力的罪犯。如此，有助于预防复发性、习惯性越轨者的大量出现。对于不论在哪种情况下已被标定为越轨者的那部分人来说，客观地认识到他人看法对自己行为的影响，学着锻炼和提高对贴“标签”过程的抵御能力，以实际行动向周围的群体和机构证明自己不是习惯性越轨

者，那么，改过自新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强。社会各方面的因素共同合作，有效地预防和矫治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