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_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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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

经济发展研究室 涂勤

提要: 论文通过回顾、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总结出目前学界对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渐进层面上:一是关注贫困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研究贫困与地理环境、资源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总体上看,相关研究呈现出: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多于理论研究,国内相关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研究,国内贫困理论研究滞后于反贫困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等特点。

关键词: 贫困;地理环境;关系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F32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103Jones和Sen(2006)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考察印度农村贫困的空间决定因素,发现当农业增长作为农村贫困的关键决定因素下降时,农业产量的增长率具有重大的空间依赖性。灌溉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灌溉发展空间上的差异与农业生态状况有关,而后者在印度不同州之间差异很大,因而减贫战略的设计需要考虑到空间因素和运用空间方法。而Daimon(2001)运用计量经济学评估,证实了空间贫困陷阱的存在———贫困在代际间持续。他通过研究印度尼西亚区域扶贫项目的教训发现,那些纠正区域经济不平等的干预政策在20 世纪90 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显著。1994—1996年间实施的包含找工作的IDT项目表明,当地方群体的授权不充分时,项目的区域目标就无法达到政策预期目标。另一项对厄瓜多尔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那些旨在减少贫困的项目必须考虑到各区域的特点,否则就会存在目标偏差问题。

对中国的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和集中特征方面。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多分布在农村,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而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又呈现出点(14.8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片区)、线(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特征。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所确定的592个重点贫困县分布来看,贫困县分布态势可概括为“一带两片”,一带是指在我国中部与西部交界区存在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贫困带,范围包括内蒙古高原东南缘、黄土高原、太行山区、秦巴山地、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及横断山脉。两片指位于我国东部与西部的贫困片,东部贫困区主要是处在该区域相对封闭的山地、丘陵、劣质土壤区,呈孤岛状分布,西部片主要指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准噶尔盆地北面阿尔泰地区,柴达木盆地,西南边缘黄河、长江河源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河谷北侧部分地区。可以看出,中国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差、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中、西部地区 ,与国外贫困人口集中特征相类似,具有明显的民族、阶层群体和地区集中特性。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中有70%集中在国家592个重点扶贫县中,76%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这些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严重缺乏,社会服务十分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交通通讯手段落后、闭塞,远离社会经济活动中心,基本不具备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条件,同时由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非流动性特征,使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

二、贫困与地理环境、资源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Paul Ehrlich于1968年提出“人口爆炸”以警告由于人口激增而即将到来的灾难,人类由于对狭隘经济理性的追求将导致地球承载力的崩溃, Hardin(1968)对此做出了灾难性的警告,即著名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olow增长模型为人口、制度、教育与贫困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分析评价依据。Rupasingha和Goetz(2007)研究认为,空间因素与人口因素同其他传统因素(社会资本、种族和收入不平等、地方政治竞争、联邦津贴等)一样,也是美国县级贫困的重要决定因素。

随着资源约束对于农业发展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针对土地退化、环境退化与农村贫困相互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针对贫困与土地退化相关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土地的细分化加速了土地的退化,从而产生了更多的贫困———穷人为生活所迫,会尽可能地从土地和环境中榨取更多的产出(掠夺式经营土地),同时缺乏可投入的资本来改善生产条件,因而更加速土地和环境的退化;但是对非洲国家马里的实证研究则得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富人和穷人在农业生产中采取的保护土壤质量措施的做法差异并不很大,造成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棉花生产带来的,因而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加速了土地的退化;还有研究通过考察农村贫困与土地退化之间的经济联系,指出国家政策影响农户的经济动机,促使他们选择采取保护或退化土地的行为。学者在研究菲律宾农村贫困与环境退化的关系时,发现如果土地分配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那些旨在提高农业产量增长率和针对贫困群体提供技术、组织和金融支持的发展项目将不会为贫穷农民带来长期的经济改善。同样,在一个土地所有权不对称的经济环境中,那些旨在促进土地利用和保护措施的政策将不会对农业土地质量产生长期的改进作用。

针对贫困与环境退化相关关系的研究认为:由于贫困的社会边缘地位,导致其进一步地被边缘化到生态边缘地区。Bull2ard(1990)认为由于污染工业和毒性废物排放点经常位于有色穷人社区,而如果污染工业位于穷人社区或者如果穷人是那些被边缘化到退化地区的人群,富人可能并不特别关注污染带来的环境退化。事实上,由于穷人必须经常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中,他们会更加关心污染和退化问题 ,然而,根本问题是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群体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在真实的(相对于虚拟的)环境反馈中发挥作用。

学界在关注土地、环境退化与贫困相关关系研究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人口与贫困及环境的关联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 Paul Ehrlich和John Holdren提出IPAT模型公式,用人口增长是如何导致环境退化和稀缺参数来检测人口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I)是人口数量(P)、人均消费品量(A)和每单位消费品所产生的污染产物(T)的函数,人口、富裕程度和污染三大因素都能导致人类对环境影响(I)的增加。然而对于IPAT模型的局限存在很多争论,有学者认为模型有三个基本的缺陷:第一,人口增长是生殖力概念抽象的结果,而不是生活在特定文化和地区的真实妇女的生育问题;第二,消费在奢侈品和基本生活品之间基本没有做出区分;第三,贫困的结构问题,男性主导没有得到挑战。为了避免冲突,解决办法倾向于使政策偏向最穷的人,那些世界人口中最脆弱的20%人口中的大部分人群,鼓励他们使用避孕技术,使得家庭计划生育偏于更多控制妇女的生育和更多潜在的滥用贫困妇女的权利。

过去十多年对“环境—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家庭层面的人口动态变化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对撒哈拉以南的研究认为,人口作为中介因素,只是影响环境结果的诸多因子之一,农民可以通过农业集约化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少的贫困来应对人口增长。但是Murton(1999)提出由于集约化导致的农业资源集约可能会使农业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异化和环境退化而退化;Gray等(2005)认为集约化已经导致了不同的环境结果。同时,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人口变化与环境暴力,认为人口导致的资源稀缺可能是将来自然资源冲突的主要来源。

对中国贫困与环境、土地等因素的关系研究可以看出,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处于极为边远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自身拥有的资产(土地)质量很差,加之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导致穷人的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以及在温饱线上徘徊的贫困人口自身综合能力差,从而导致农村返贫数量不能有效地减少。现阶段,穷人数量的增加与贫困标准没有必然的关系,除了扶贫投入产出效果不好和贫困人口统计不准确两个内在因素外,最大的外在因素是恶劣的自然条件。

三、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随着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重视,从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角度对贫困发生的原因及消除贫困的途径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和学派。我国对贫困问题的系统理论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反贫困实践的成功经验,相应地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呈现出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多于理论研究、国内相关研究滞后于国外研究、国内贫困理论研究滞后于反贫困实践理论要求的三大特征。通过对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反贫困实践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学界对贫困与地理环境约束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国内鲜有系统研究并回答如下四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同地域、不同程度的自然地理环境约束对于贫困的制约程度有多深? 第二,一个区域众多自然环境条件中哪些条件具有更显著的制约力? 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体制的作用能够通过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约束? 第四,理论分析自然环境条件制约与实际反贫困实践中的经验有哪些共性和差异? 基于对国内外贫困与地理环境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梳理,我们认为从另一个视角——人文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重新审视贫困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之间的关系,通过提出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假设,以区域气候、地理环境、水资源、土地、灾害、交通等条件与贫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可以求证贫困地区地理环境约束与贫困的相关关系以及不同地理环境条件对贫困的影响力、影响程度和频度等问题,最终回答上面提出的四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