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_宗教与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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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科学

-----牛顿与自然神论

对于这个课题的理解，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什么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Deism）是17到18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出现的一个哲学观点，主要是回应牛顿力学对传统神学世界观的冲击。这个思想认为虽然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但是在此之后上帝并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自然神论牵涉于上帝，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的把这个课题理解为“在上帝与牛顿之间”。

追溯历史，可以从早期自然神论者对上帝证明的方式中来反映他们的一些思想。“从一只钟表或一部机器出发，由其齿轮、弹簧、轴轮等内在结构的和谐性和功能上的目的性（计时等）推出一位手艺精湛的工匠；然后运用类比推理的原理，从更加精致的、充满了秩序性和目的性的大自然推出一位智慧的造物主（上帝）的存在。”这也就是自然神论者对上帝证明的一种设计论的证明。先暂且不论这个证明的正确与否，自然神论者的根本意图是在于由证明衍生的重要绎理：上帝既然是全能的大智慧的，就像一位经世的钟表匠，造出的表永远不用调校一样，上帝造出这样一个规律社会以后就不用在插手了，如果出现奇迹--也就是规律的中断--证明上帝的造世是有缺陷的，当然这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全能的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不再去管理它了，这就是在为牛顿的一系列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持，也在为自然神论者的利益高举旗帜。

自然神论者为什么要去证明上帝存在，而又将其架空呢？为什

么会与牛顿的理论相联系呢？我们就来看看自然神论的发展。16世纪的欧洲虽然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且文艺复兴运动也达到了最高峰，但是这两场运动的目的都只是要改变基督教的组织体制和行为方式，而不是要改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精神实质；它们批判的矛头都是指向教会和神职人员，而不是指向基督教本身的。因此，无论是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还是人文主义的大师们，其基本的世界观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仍然是中世纪式的。罗素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在科学上和哲学上都是一个“不毛的”时代；布林顿等人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士们也无疑地与他们的祖先一样地笃信宗教，轻信人言，满怀阶级意识和封建思想。”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之后，不仅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猛烈攻击，而且也遭到了宗教改革家们的坚决抵制。路德把哥白尼看作是”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他责骂道：“这蠢才想要把天文这门科学全部弄颠倒；17～18世纪欧洲的自然神论者一般都反对正统神学教条﹐反对教会专横和宗教压迫﹐要求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维护理性和科学知识﹐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进步要求。尽管他们在哲学观点方面不尽一致而各有特点﹐但是他们哲学思想的主导倾向是同唯物主义相联系的。从这些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然神论这一思想的提出是资产阶级为了反封建反宗教禁锢，也就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可以说是自然神论的提出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基于经验证据和归纳、类比方法之上的经验理性（或自然理性）

构成了自然神论的思想根据。自然神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否定迷信和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 “奇迹”；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作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它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主张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代替“天启宗教”。自然神论可以看作是理性最初从信仰的控制之下要求独立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要求与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之后出现的宗教宽容精神以及新兴的启蒙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自然神论的基本特点是试图把自然理性确立为宗教信仰的基础，把上帝变成一个合乎理性的上帝，将一切神学教义尽可能地纳入到合理性的范围内来加以解释，从而限制甚至根本取消启示的作用。自然神论继承了中世纪托马斯主义的理性神学传统，但是与托马斯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自然神论不是用启示来统摄理性，而是用理性来消解启示。如果说马丁·路德用圣经的权威取代了教会的权威，那么自然神论则要用理性的权威来取代圣经的权威。克劳治在谈到自然神论的特点时这样写道：论及宗教事务，自然神论者拒绝所有圣经的权威和超自然界的启示，并宣布唯有理性与自然才是宗教真理的可靠源头。所以，他们偶尔也被称为“唯理（理性）主义者”。而自然神论者则自称为“自由思想者”，这自称词正是他们的思想最佳的阐明。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自然的宗教，而没有启示的宗教，反对他们的人也冠之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潘恩的观点颇能代表自然神论者的观点：“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它的”，但“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

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自然神论者并未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把上帝赶出了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世界之外，把上帝置于”第一因”或太上皇的位置。这种观点符合实际，当时的封建势力或是宗教压迫都还十分强势，自然神论者不可能一开始就从根本上阐释上帝的一无是处，这样推行的改革势必会遇到很大的阻力，那么就从承认上帝存在，再进一步上帝不管理世界来渲染他们的理性和人文关怀。那么上帝是第一因，上帝创造了世界，谁来管理世界呢，又遵循的是什么规律呢？由之就联系了上帝与牛顿，自然神论鲜明的提出这个后期的规律就是以牛顿的自然神论为主导的思想。对于牛顿提出的三大定律以及万有引力定律等等在当时的社会都是别具一格的，标新立异的，但是他的指导意义反映在多方面的，第一，科学领域上，人们开始相信也深切体会了牛顿在实验基础上提出的牛顿定律中的实在意义，更多的人加深对丰富的自然的追求，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第二，政治领域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变化而言：希尔认为，牛顿的这种世界观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政治妥协的社会现实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角度看，牛顿关于宇宙的理论，把宇宙看作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也可认为是把1688年的政治理论搬进了宇宙空间。举例来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说明了天体运行轨道的由来，正如洛克所提出的宽容思想，说明了当时英国宗教和政治的局势。万有引力定律使自古以来认为宇宙被一种法术控制的说法更加不足凭信，而天体力学中的数学计算进一步确立了。这种观念的确立与相信地上的国家社会能在政治上

平衡是不可分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有了对地上的平衡的信心，才推动人去研究全宇宙中的平衡系统。最后一点，正如世上的平衡需要一位全智的、谨守宪法的君主，宇宙的平衡也需要这样一位君主。政治上的融合无疑为牛顿定律的提出奠定坚实基础。第三，在思想文化上面，从思想根源上来说，自然神论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既是对托马斯·阿奎那第五个证明（目的论证明）的进一步阐发，同时也是牛顿机械论在神学上的必然结果。上帝一次性创造了自然界以后，就把自然界交给了牛顿，让它遵循经典力学的基本规律来运转。这样一来，上帝就被架空了，而上帝的本质即理性就成为世界严格遵守的基本法则，也就完成了他们的艰巨使命：淡化传统基督教信仰强调奇迹，强调上帝意志的神秘色彩，尽可能的把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本质精神灌注到基督教信仰之中。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不小的变动。综合上述意义，可以看出牛顿定律的提出和被接受是有他的实际意义并且合乎情理的。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牛顿这么科学的理论体系中依然需要一个上帝的存在？众所周知，牛顿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由于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没有发展过程的既成事实，因此他无法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的起源问题，从而必然导致用上帝的一次性创造来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牛顿之所以在宇宙中为上帝保留了“第一因”或”第一推动者”的位置，只是为了给他的整个井然有序的机械世界寻找一个具有权威性说服力的开端或起点。牛顿说道：“这个由太阳、行星和慧星构成的最美满的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智全能的主宰者的督促和统

治。”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位具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一旦创造出世界以后，就谨守理性而不再干预世界，让世界遵循万有引力和其他自然规律而运行。另一方面，人们多年来形成的上帝信仰需要一个缓冲的过程去接受科学的现实，所以牛顿体系中保留上帝也有它的社会意义。

总而言之，在17—18世纪，科学理性尚未壮大得足以与宗教信仰正面抗衡，因此它不得不采取自然神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为理性开道。在自然神论中，上帝虽然在名义上仍然保持着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至高地位，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被理性本身所取代，他不过是一个被理性的线索牵动着的傀儡。自然神论将上帝置于自然之外，然后通过把上帝的无限性赋予自然界本身而使上帝陷入一种没有立锥之地的尴尬状态中。它用自然来蚕食上帝，用理性来限制信仰，通过剥夺上帝的具体内容而使其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成为虚无。自然神论也好，牛顿体系也好，都是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综合表现，在上帝与牛顿之间，自然神论者的牵引为二者提供了美好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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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