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天气绿帽子最该戴在谁头上_雾霾成因防护雾霾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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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天气绿帽子最该戴在谁头上？
2013-01-14 1月12日下午，头顶绿帽的陈光标和钢琴家朗朗向南京市环卫工人、贫困家庭、低保户捐赠了5000辆自行车，并发出“多骑车少开车”环保倡议。发放完毕，陈光标和领到自行车的人戴着“绿帽子”一起大秀车技。（1月13日《深圳商报》）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1月12日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24小时均值显示，全国33个城市空气严重污染。有专家在接受央视《新闻联播》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雾霾天气里民众最好宅在家里，雾霾里的颗粒会让肺癌的发生率提高。专家同时也表示，这种天气的形成和大气污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联播》在头条位置以成组报道的方式播出这样的报道有着深意。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陈光标发起的送自行车戴“绿帽子”活动也就显得挺有意义。他说希望通过活动，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珍惜环境，减少污染，多骑车少开车。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绿帽子”是不是戴错了地方？究竟应该戴在谁的头顶更“合身”！
通过报道，我们可以看出，获得陈光标自行车和“绿帽子”的群体都是普通大众，没有几个人能有机会给大气带来危害，因为他们原本也没车可开，他们愿意去戴“绿帽子”就是为了要一辆“新呱呱”的自行车，将绿帽子和自行车捆绑在一起，也是一种软暴力因为不戴“绿帽子”就没有新自行车。正如当陈光标让朗朗也戴上“绿帽子”时，朗朗笑着说“拿着就行”。
退一万步说，如果必须要戴“绿帽子”，我们也应该让该戴的人戴上。这些人会是哪些人呢？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
首先是污染企业的负责人，这些企业的负责人才最应该戴上这顶“绿帽子”，是他们的污染排放“给力”了雾霾天气。比如前几天殴打央视记者的污染企业的负责人就可以戴上一顶；二是允许污染企业存在的机关单位，在有的地方招商引资已然变成了污染企业争先投怀送抱的地方，为了财政收入，有人公然牺牲民众的利益，“癌症村”、“死亡村”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也可以戴上一顶；三是拥有豪车车队的巨富们，专家说雾霾天气和汽车尾气排放有着不小的关系，百万豪车都是大排量的，当然排放的废气更多，有的家庭光这样的车辆就有10多部，希望更多富豪们像光标学习一下，戴上这么一顶“绿帽子”；四是公车众多的机关单位也可以戴上这么一顶。据《扬子晚报》报道，公车改革探索已走过18个年头，但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上涨势头却难以遏止，公车消费一年超千亿元，这么多的公车自然也是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
当然，需要戴上这顶“绿帽子”的群体还有很多，就不再一一罗列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更加新鲜的空气，更加清彻的水源，更加湛蓝的天空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要在灰蒙蒙的空气里思索：究竟谁更该戴上陈光标发送的“绿帽子”？（郭元鹏）
广州日报:十面“霾”伏亟须从“吐槽”走向行动
2013-01-14 气丝毫轻视不得。此次雾霾灾害同样考量着有关部门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公共服务意识。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持续遭遇严重的雾霾天气，大雾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多地PM2.5值濒临“爆表”，北京城区PM2.5值曾一度逼近1000。昨天上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历史首个最高等级的橙色霾预警。据悉，雾霾势力将进一步向南北扩张。
如此全国大范围严重空气污染，实属罕见。虽然节能减排一直被列入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但此次近半个中国的雾霾天气无疑让人们看到，节能减排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在经济转型期如何防控PM2.5已经迫在眉睫。
有人说PM2.5之害猛于虎，此话现下听起来一点也不过分。如果说应对其他灾害性天气人类多少还留有余地的话，那么在雾霾面前我们显得相当捉襟见肘，甚至毫无准备。雨雪冰冻的极端恶劣天气，人们还可以选择不出门，可是谁敢说不呼吸空气呢？雾霾天气下，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网上流传着各种“吐槽”，戏谑中透着的更多是无奈。事实上，此次雾霾灾害考验的不仅是人们的呼吸系统，也同样考量着政府有关部门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公共服务意识。
从源头上治污、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是防控PM2.5之本，但这终究是长期规划。回归到当前的现实问题，面对眼下挥之不去的严重空气污染，政府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公共职能，来帮助公众减少呼吸污染空气的机会，尽可能地降低PM2.5浓度，此时此刻，这显然比空谈什么远景规划更重要。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这样的严重污染天气下，我们有没有必要给孩子放假，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待在家里？我们是否应该建议企业，采取调休、轮休的形式，给员工放假？我们有没有通过手机短信、政府公告的渠道，提醒市民“尽量宅着”，出门要戴口罩？遗憾的是，目前只看到北京市的教育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要求部分区、县学校停止学生户外锻炼；卫生部门和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减少外出，如必须外出要戴口罩。而在空气同样严重污染的其他地方，却很少看到类似公共服务。这足以表明不少地方从民众到政府部门，都没当回事。
同样值得拷问的是，对那些增加空气污染的企业和行为，政府有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相关数据表明，北京PM2.5的污染源中，机动车的排放占22%，煤炭污染占16.7%，工业喷涂占16.3%，城市扬尘污染占16%。既然污染源很清楚，就可以有的放矢，进行必要性干预。比如说，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在极重污染日，要求在京机关企事业单位停驶30%公务用车，施工工地停止土方施工，冶金、建材、化工行业污染减排量上升到30%，那么公众有理由追问：这“两个30%”的预案都启动并得到落实了吗？
在生态文明、美丽中国越来越被强调的今天，雾霾天气丝毫轻视不得。在“雾都”伦敦，雾天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1952 年冬天，由于空气污染严重，英国伦敦浓雾持续一周不散，这期间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浓雾散去之后又有8000多人相继丧命。虽然我们此次雾霾天气没有像“雾都劫难”那般惨痛，但同样值得警示。北京市民已经在抢购防尘口罩，部分药店甚至卖断货，让人不由得想起有城市因为水污染而全城抢水的情景。在雾霾灾害天气下，如何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与百姓共呼吸，值得深思。
环球时报:环境问题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为社会做决定
2013-01-14 08:58:33 30多个城市连日严重雾霾，北京尤甚。这强烈冲击了舆论，各种不满和自嘲涌上媒体和互联网。面对灰沉沉、雾蒙蒙的城市天空，人们纷纷在问中国“怎么了”以及该“怎么办”。
中国的环境污染仍在积累中，近年的治理虽有一定收效，但问题的严峻性没有好转。宏观原因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未完成，基础建设方兴未艾。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工地，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且正在成为全球最活跃的“汽车王国”。中国生产全球70%的钢铁，约一半的水泥，这些情况使当下的中国不可能像西方一样洁净。
但近日的大气污染确实敲响了警钟。它在告诉我们当前的发展方式如果不做调整地继续强化，它只会窒息我们，我们走不到彼岸。
该如何做调整呢？这是中国最大的难题之一。因为发展是中国人民的权利和强烈愿望，而拥有不被或少被污染的环境同样是中国人民的强烈诉求。在中国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这两者有很强的对立性，找到两全其美办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只能是个奢望。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为社会做决定，过去政府把一些污染的信息“低调处理”，代替民众在发展和环保之间做选择，但舆论不买这个账，这导致了一些冲突。
政府今后需把围绕环境污染的全部实情及时告知公众，让社会全程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很棘手，但在中国建立民主的过程中，它的到来也算恰逢其时。人民应当了解发展的重要性和守住环保底线的急迫性，这个艰难的取舍应通过真正民主的方式一路做出。
不顾环保或者嘴上说环保，实际上只顾发展是蛮干；只要环保别的什么都不顾了，这是冲动甚至是说气话。中国或者主动在两者之间追求经过精心计算的平衡，或者忽左忽右，用反复的矫枉过正代价实现平衡。前一种做法显然是聪明和更成熟的。
中国舆论当下喜欢各种偏激和耸动，往往朝一个方向转起来就不顾其他，政府与其用行政干预“引导舆论”，不如把各种事实和利益关系都如实摆出来，让舆论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内生出自我平衡的力量，只有这样的舆论才会自觉地被社会的总利益引导。
近一个时期舆论常把污染的怨气撒向政府，这有一部分没撒错，但政府显然不是环境污染的唯一责任方。环境问题之难，就难在它会触动全社会的发展利益，只要彻底改变前一阶段政府遮遮掩掩的做法，把事情完全敞开，社会在“该冲谁撒气”的问题上完全可以搞明白。
环境问题应完全回到环境问题上，避免政治在这里若隐若现，节外生枝。它应当成为中国社会面对巨大难题时就事论事的真正尝试和实践，也应成为一个样板。环境问题已经让我们苦不堪言了，我们不应再让政治搅进来折磨我们自己。把环境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搞得十分清楚之后，中国社会就可以静下心来认真掂量，做我们到底要什么，以及如何追求我们利益“极值”的决定。
中青报:比雾霾更让人窒息的是政府应对乏力
2013-01-14 08:15:29
熏得我喘不过气来，胸口像压着重物。恶心，胸闷，焦躁不安，又不敢开窗，开窗怕被爆表的颗粒物毒死，不开窗又怕被二氧化碳闷死。我年轻并且常锻炼，尚且如此，可见这次污染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BBC报道称，12日北京的污染指数已飞越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危险等级。“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网友的恶搞和自嘲，既是无奈，更是窒息之下的不满。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出于对北京空气污染的忧虑，有外国运动员曾声称要“戴着口罩来北京”——这种姿态曾让国人觉得很夸张，甚至不满地将此解读为对东道主的不尊重。这几天走在北京街头，看着许多人为防雾霾而戴着厚厚的口罩，就会充分理解外国人当初的忧虑。据报道，北京部分药店的防尘口罩已面临断货。
让人窒息的脏空气毒空气，逼着中国人思考粗放式的发展和自私的现代文明带来的恶果。这一次的重污染天气是如何形成的？尚无权威的报告和分析，但显然，肯定是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发展所累积的恶果。GDP数字有多虚高，今天的PM2.5数字就有多高。中国人不仅正面临着“一边开宝马一边喝污水”的悲惨式发展，也面临着“一边住别墅一边被熏死”的危机。
面对雾霾，民众的应对尚属理性，并没有习惯性地带着受害者的情绪和站在道德高地上将问题都推给别人，推给政府，而是反思自身的高碳生活对环境的破坏作为。此次雾霾中的颗粒物主要来自煤炭消费和机动车尾气，PM2.5爆表，我们不只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为了取暖而消费的煤炭，为了出行方便而使用的汽车，伤害着我们自己的肺。这种反思下，很多人都在雾霾天中停驶汽车，倡导低碳生活，从自己做起应对环境危机。
相比公众在重污染天气中的自省和成长，政府相关部门在这一次雾霾危机中的预警不足、反应滞后、服务缺位让公众在被雾霾包围下的憋闷中又添了一层“堵”。比“爆表”的PM2.5数字更让公众喘不过气来的，是政府部门应对雾霾上的少作为。
雾霾笼罩中国一些城市已有两天多了，虽在及时披露有关信息等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可至今还没有政府部门向公众通报此次雾霾天气的成因，政府部门提供的警示和服务也严重滞后。据报道，这种恶劣的雾霾天气还将持续，就到工作日了，学校应不应该停课，公共交通应该如何作为？是否应采取人工降雨缓解污染，政府对此似乎并无准备。
更让人无法原谅的是，政府并未以让舆论和公众看得见的方式去努力治理雾霾问题，并没有让公众看到政府的努力。这不是中国第一次遭受雾霾的围困了，2011年年底时弥漫大半个中国的雾霾，至今仍让公众记忆犹新。雾霾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解决雾霾问题？雾霾天来临时政府该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加以应对？可从这几天的应对看，政府部门与以前相比仍没有长进，没有经验，没有服务，缺乏应对准备。伦敦当年也曾被雾霾围困，可在看得见的努力下，伦敦成功地摆脱了污染和“雾都”的帽子。1952年那场大雾之后，英国人痛定思痛，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并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以后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随后又采取系列措施抑制交通污染，并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严惩不达标地区。可面对这一次可怕的雾霾，我们的政府部门作了哪些努力呢？
雾霾袭击中国的这几天正逢周末，政府部门似乎都在休息——生产方式的转变不是一句空话，让人窒息的雾霾天嘲弄着那些高调的环保口号。
社科院报告:多数人对北京空气质量认知太乐观
2013-01-14 09:27:55 本报记者赵丽
“公众对大气污染的风险认知水平直接关系到公众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风险认知水平过高，会引发焦虑、恐慌等情绪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则会影响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继而影响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如果将责任归于政府或他人，则还可能引发愤怒和敌对情绪，甚至将愤怒或敌对情绪付诸非理性的行动，这样就会对周围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治安的稳定造成威胁；如果风险认知水平过低，则会产生盲目乐观的心理，对身边的存在一定危险的风险缺乏一定的警戒心理。”
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在对公众对于空气质量评估及北京市大气污染风险认知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处在良与中等水平之间，但来自环保部门的客观数据则说明，北京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市民们想的那样乐观，汽车尾气等直接影响北京空气质量和民众身体健康的风险源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在大气污染的各风险项目中，市民对全球变暖的风险认知水平最高，但在不同的影响因素下，各组的风险认知状况略有差异，相较于从不吸烟者和经常吸烟者，偶尔吸烟的人对香烟烟雾的风险认知水平最低；已购买私家车者对汽车尾气对自身、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评估均低于未购买者。
由此，上述研究者建议有关部门充分了解公众对北京市空气质量状况及空气污染风险的认知现状，并据此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符合公众需求的空气污染治理和风险管理措施。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公众的身心健康、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雾霾天气:“停驶公务用车30%”背后的真问题
2013-01-14 11:00:09 据《新京报》1月13日报道，1月12日，北京污染程度加重，预计之后还将出现严重污染。北京市环保局继续启动《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除通过各渠道加密发布健康和提醒信息外，将遭遇极重污染过程的区县还将采取党政机关带头停驶公务用车30%等强制措施。
这些天，北京的PM2.5达到每立方米接近1000微克，空气质量持续严重污染。于是，按照此前的规定，便有了一些区县必须“停驶公务用车30%”。对此，我们除了关注停驶公车以控制污染的效果好与坏、停驶30%公车这一力度的大与小之外，恐怕还会想起一个问题：为何每逢遇事就有如此多公车可以停驶？
还记得，2008年，有关部门提出确保实现当年公务用车油耗减低20％的目标，结果从该年6月23日起至7月19日，北京50％公务车停驶。也还记得，2008年9月起，依然是为了节能，北京市公务车按照牌号尾数每周限行一天。还未忘记，为贯彻节能减排要求，北京市2008年9月27日发布通告，规定从2008年10月1日起，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封存30％公务用车。也还未忘记，从多年前至今，为了治堵，北京实行了机动车按尾号限行规定，其中当然包括了公务用车……
你看，无论是为了节能还是减排，也不管是为了治堵还是治污，北京市都有许多公务用车“被停驶”。人们在感谢这些车停驶从而为城市“做贡献”的同时，必然审视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的公务用车停驶后，影响过哪些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了吗？从公开的新闻报道中，我们没看到哪个厅长处长因为公车停驶问题而耽误了重要会议，也没看到哪个职能部门因为公车停驶问题而无法为群众办事，更没有看到哪个单位因为公车停驶问题而瘫痪乱成了一锅粥。那么，众多的“被停驶”的公车，它们是不是本来就可有可无？甚至，本不该配备购置的公车，或许在“被停驶”的车辆之外还有太多。
这么多年来，可以说北京的公务用车“被停驶”状况没有停止过。可是，管理公车问题的职能部门，似乎并没有调研过，历次“停驶公务用车”究竟给相应的单位造成了什么影响。而如果根本就“没有影响”的话，北京市的一些相关单位，显然就没有必要配置、保留那么多的公车。
公车该“裁员”时还得“裁员”。2010年，中央电视台披露，北京公车数量达到了惊人的70万辆。我们虽然不知道其间闲置车辆的确切数字，但我们却知道许多车辆“被停驶”后啥事情都没有发生。人们很清楚，这些车的作用并不是拿来停驶、封存，而是在各种公用、私用中开行。而就事论事谈到北京PM2.5的飙高，其中定有这些车的“功劳”。
碰到问题后，屡屡可以让相当一部分公车停驶，这种频繁使用的“大手笔”，正是以知悉相当一部分公车“随时可以停开”为基础的，这就是“停驶公务用车30%”背后的真问题所在——对节能，对减排，对治堵，对治污，对公帑被无度地变为公车，与其治标，不如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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