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_湖南芙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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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遇见影视

——由《芙蓉镇》谈影视史学

082014016 徐迟

前言

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tone）曾描述过：“30多年前当我还是UCLA的研究生时，历史刊物上从来不会提到影视，若我们表示要做关于影视的学位论文或者声称一部电影有可能成功地表现历史的话，博导会毫不客气地将我们踢出项目或者直接将我们送进精神病院„„然而近20年后，重要的刊物经常性地刊登有关影视的文章或评论，学术会议上会展开有关影视的小组讨论。”1 年鉴史家马克·费侯（Marce Ferro）对影视史学的态度也是从不认可到认可，他在考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否存在历史的电影作品？”时，起初的回答是不存在，他认为“导演盲目地将国家的或左派的意识形态混杂在历史作品中，而他们的作品最终沦为仅仅是愚众历史的一种视觉副本”，而一些优秀导演（如俄罗斯的Andrei Tarkovsky、德国的Hans Jurgen Syberberg等）的作品使他认为还是存在一些“例外”，认为这些“有着强烈的历史视角的作品还是能够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和本国传统势力的，并能作出独立的历史解释”。

21988年12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第93卷第5期专门开设“影视史学讨论”专栏，邀请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tone）、赫希利（David Herlihy）、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陶普林(Robert Brent Toplin)等就历史学与影视形象的关系、历史学与影视的结合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3 海登·怀特在《书写史学和影视史学》这篇文章中，创造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一词，以和传统的“书写史学”（historiography）相对应。此后，以一或二部电影为个案，针对影视史学各方面的讨论层出不穷。如1992年《美国历史评论》在97卷2期发表的关于JFK与电影的论坛专题，其中《JFK：历史事实/历史电影》，涉及

4到影视史学的本质问题、历史事实与历史电影的关系问题。周梁楷教授于1993年，以《谁

杀了肯尼迪》（JKF）和《返乡第二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二部影片为讨论对象，从史学理论中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西方史学嬗变的学科视角，对影视史学的若干方面作出了很生动而又透彻的解析。翌年，他又撰《辛德勒选民：评史匹柏的影视叙述和历史观点》。他认为，在影片《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List）中，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史匹柏）执意用黑白影片（只有在片头和片尾各有一小节彩片）传达出一段往事，其影像视觉的效果可能远超过任何书写的历史。5 张广智教授亦曾以《红樱桃》和《人约黄昏》作为个案分析的例证，说明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相比，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且一部经典之作，往往拥有比书写史学更为广泛的受众阶层。6 笔者无意于对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孰优孰劣进行讨论，而欲取影片《芙蓉镇》，这一叙述共产党建政后政治运动的历史剧情片，7 在电影创作背景、现实性1 Robert A.Rosenstone: “The Reel Joan of Arc: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Historical Film”,the Public historian, Vol.25,No.3(Summer.2003), p62.2 Robert A.Rosenstone: “Does a Filmic Writing of History Exist?”,History and Theory, Vol.41,No.4(Dec.2002), p136.3 程群：《〈美国历史评论〉：第一份科学的美国历史杂志》，《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第75页。4 Robert A.Rosenstone: “JFK:Historical Fact/Historical Fil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7,No.2(Apr.1992)转引自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原文周梁楷：《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以〈谁杀了肯尼迪〉和〈返乡第二春〉为讨论对象》，载台湾《当代》月刊第74期（1992年6月）；台湾《当代》月刊第96期（1994年4月）。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周樑楷教授认为，“影视历史文本如果特指影片媒体的话，通常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纪录片（documentary

1等方面陈述关于影视史学的若干肤浅认识。

一、影片创作的时代背景

1984年，谢晋导演执导的影片《芙蓉镇》轰动了全国。这部集结了刘晓庆、姜文、徐松子、张光北等优秀演员的“反思影片”，深刻而又细致地描绘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反右”、“*”等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和随之引起的社会变革。电影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产生这部影片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常常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现实的社会主题契合统一。谢晋作为对政治风云有过切身经历和遭遇的导演，对现实政治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偏爱和敏感。因此，谈到谢晋电影，人们都不约而同会谈到它和中国政治的密切关系。这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许多分析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简单地把谢晋电影和主流

8政治话语划等号、或简单地视其为巩固传统主流话语服务的。

电影《芙蓉镇》是根据古华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小说发表于1981年，因其“政治

9风俗化，风俗政治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但直到1986年电影

才开始拍摄，而1986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概念，它既是粉碎“四人帮”的第十年，10又是“*”发动的二十年，而且谢晋导演在影片拍摄前多次提到这一时间概念； 并且，这一年巴金在《十年一梦》中发出了建立“*博物馆”，“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11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 的呼吁。因此，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对极左路线、特别是“文

革”的彻底否定就自然而然成为影片《芙蓉镇》最鲜明的思想主题。

谢晋曾说：“在看《芙蓉镇》小说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自己走过的弯路，过去的岁月于

12是会在心中翻腾，这一切的历史都会引起我的思考。” 显然，谢晋是对《关于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理解最深、感触最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这既和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生

13活的思考深度有关，也和他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的切身经历有关。当他把自己对共

和国当代史的理解搬上银幕时，他也是用电影改写了关于中国当代史的传统“官方”版本。这些影片作为对新中国从“反右”运动到“*”以来历史的重写，整个创作过程始终充满

14了巨大的争议和风险。《天云山》从一开始筹拍就面临巨大的压力。《牧马人》在拍摄中

途曾经被命令停机，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支持下才得以继续拍摄工作。《芙蓉镇》作为当时最直接、最完整地表现“*”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影片，其面临的压力 film），另一是历史剧情片（historical-drama film）。”

可参见李奕明、汪晖、佘爱春诸家观点。李奕明《谢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电影旅者：谢晋从影50周年回顾文选》，台北市中国电影史料研究会，1999年9月，第37页。转引自陈犀和、黄望莉：《最后一个大师：论谢晋电影的政治意识、女性形象和叙事风格》，《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注（1）。汪晖：《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载《论谢晋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佘爱春、陆楚琼：《再论谢晋电影的政治化倾向：以影片﹙芙蓉镇》为中心考察》，《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8期，第113页。佘爱春、陆楚琼：《再论谢晋电影的政治化倾向：以影片﹙芙蓉镇》为中心考察》，《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8期，第113页。谢晋：《影片﹙芙蓉镇》导演阐述》，《电影新作》，1986年第4期。巴金：《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31页。：《从一部电影的角度解读一代电影大师谢晋——从〈芙蓉镇〉到芙蓉镇》。谢晋导演在“*”初期饱受折磨，本人被关进牛棚；父母双双自杀；两个残疾的孩子流落街头，受尽侮辱。根据张瑞芳在2003年11月上海大学举办的“谢晋电影艺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和谢晋本人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陈犀和、黄望莉：《最后一个大师——论谢晋电影的政治意识、女性形象和叙事风格》，《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注（5）。谢晋导演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先后拍摄了后被称为“反思三部曲”亦称“*三部曲”《天云山传奇》（1980年）、《牧马人》（1981年）及《芙蓉镇》（1986年）。8

更是可想而知。它在完成后曾被迫取消了原定的首映式，并修改了影片的结尾。在80年代这样一个充满希望、也充满暗礁和变数的时代，谢晋的选择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的。事实上，这种对历史的重写不但改写了历史，也改写了现实。从《天云山传奇》开始，到《牧马人》，又到《芙蓉镇》，谢晋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上一件大事，为寻求当代中国的新的文化身份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进步的、有凝聚力的标志。

二、反思中的现实主义

《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的“反思三部曲”之一，为什么他要连续拍摄这三部系统讲述“反右”及至“*”题材的作品？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深感共和国政治运动的扩大化是对民族

16活力的极大摧残。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家，他认为必须引起全民的深刻反思。周梁楷教授亦

曾探讨创作者在历史剧情片中的现实意识。17 谢晋在《芙蓉镇》影片中所创作出的吴玉音这个艺术形象，是他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一个特点。他总是把眼光投向普通人民，写出他们的单纯，写出他们的善良，从而也对“四人帮”给无辜百姓带来的伤害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喜欢以少数几位人物以剧中主角，描述他们之间的喜怒哀乐和矛盾冲突，尤其把这些任务放置在战争或乱世之中，以便增加戏剧的张力”，这种拍摄手法也是历史剧情片的特色之一。18 具体到影片，1963年初春，胡玉音在芙蓉镇上经营着米豆腐生意，她和丈夫省吃俭用攒钱盖了新屋，后竟被扣上“富农”的帽子，也就是“黑五类”。但深信勤劳致富的她，不得已远走他乡。回来之后却物是人非，丈夫已被“组织”迫害致死。初恋情人黎满庚也因为她受到牵连，送到县里去“反省学习”。一个女人怎么也无法经受这么沉重的打击，她跪在丈夫的坟头前痛苦不已。这时，秦书田走进了她的生活，与胡玉音一起扫大街，照顾她的生活。胡玉音渐渐发现，原来这个“人鬼不分”的年代，还有秦书田这样的人可以依靠，于是二人秘密结婚。

对于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中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谢晋亦充满了同情，而且有切身的体会。他一方面写出了这群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写出了他们的单纯、真诚的性格，同时也写出了他们的弱点，他们的盲目性、妥协性、软弱性。秦书田是本片中最早被扣上“黑五类”帽子的，可是，他才是一个活得真正快乐的人：扫街都能跳起华尔兹来。和胡玉音结为夫妻，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和这个疯狂失控的年代做顽强的斗争。在有胡玉音的日子里，秦书田不再是那个可悲的右派分子，而几乎成为一个在革命恐怖与暴力统治中，自尊、勇敢前行的精神贵族。他一改懦弱与逆来顺受，机智地捉弄了红得不可一世的书记王秋郝。他发现了王秋郝夜半三更从李国香窗口跳出来，便铲了一摊粪置于李国香窗口，让王秋郝在粪土中，哑巴吃黄连。面对王秋郝的狼狈相，秦书田与胡玉音乐开了怀。谢晋导演充分地把民间智慧赋予知识分子秦书田，同时给电影至始至终的压抑氛围，平添了些许幽默与轻松的狡黠。

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既然他面对现实生活，他必然要不断揭露一切违背人性的现象，而呼唤人性正是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必然拥有的精神力量。《芙蓉镇》的现实主义力度是毋1515 根据谢晋本人在2003年11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召开的“谢晋与20世纪中国电影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陈犀和、黄望莉：《最后一个大师——论谢晋电影的政治意识、女性形象和叙事风格》，《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注（7）。何世鸿：《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导演谢晋 我看《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三部电影》，《宁波通讯》，2009年第1期，第34页。周樑楷：《历史剧情片的〈实〉与〈用〉——以《罗马帝国沦亡录》和〈神鬼战士〉为例》，台湾《当代》月刊第156期（2000年8月）。Robert B.Toplin.History by Hollywood(Chicafo..Uniecity of Illinois Prese.1996).p.5.转引自周樑楷：《历史剧情片的〈实〉与〈用〉——以《罗马帝国沦亡录》和〈神鬼战士〉为例》，台湾《当代》月刊第156期（2000年8月），第59页。

庸置疑的，但是，它毕竟诞生于80年代。上世纪的80年代依然是一个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夹杂着左倾右倾多种思潮，并混杂多种传统的、现代的政治教条的年代。一个仍处于政治运动状态下的思想解放时期。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成一种常识，但是何为实践？何为真理？依然还处于诡辩乃至莫衷一是的状态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评价常常为政治评价所左右，清除精神污染，人道主义异化的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问题，时阴时晴地运动着。谢晋导演在《芙蓉镇》中，也依然未能免俗。王秋郝这个“土改根子”、贫雇农，热衷于打土豪分田地、盼望着天天都在土改的人物，他从一个地痞到书记到*后成为一个政治疯子，这种人生轨迹不乏个例，但是，作为一种文艺形象，他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19成为一个概念化、观念化模式的人物类型，成为一种过于普遍的人物象征。《芙蓉镇》对

这个人物的塑造，虽然孤立地看，似也还算合理，与整部电影的任务构思并不背离。但是，这个人物的平面化却是显而易见的。秦书田平反昭雪归来，与胡玉音新婚燕尔之时，疯了的王秋郝前来讨吃，敲着破锣，口中大喊着：“运动啦、运动啦！”看似很深刻的反讽，对*、对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但它的生活理据与现实政治相去甚远。事实是，真正让*逼疯的，反倒是*中的罪人，饱受*迫害的人。历史与现实所展现的正恰恰相反，许多*的既得利益者，卖友求荣者，并未得到应有的清算。反之，摇身一变，依然是风生水起，平安无事。这种现实更为可怕，也更为深刻地彰显着难以言喻的社会政治弊端。

三、现实与虚构的博弈

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往往成为否定“影视史学”的学者的把柄，然而，海登•怀特指出:“现代的史家必须自觉，分析影视图像时的‘解读’方法和研读书写的档案是截然不同的。”他同时又说，“选择以视觉影像传达历史事件、人物及某些过程的那一刻，也就决定了一套

20‘词汇’、‘文法’和‘句法’。” 张广智教授亦表示，符合历史真实，当然是一部历史

电影(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的基本要求，但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制作还应遵循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正如吴晗在谈到历史剧与真实的历史之区别时，这样指出：“历史剧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 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具体一点说，也就是要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没有浪漫主义也是不能算历史剧的。”

21因此影片《芙蓉镇》，虽然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给我们讲了一个小镇的故事，但不能否认这个故事的空间假定性。戏剧冲突，是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一个要素。为了调动观众的观影兴趣，必定会对史实空间进行重新整合，从而形成新的、冲突集中的故事空间。22 《芙蓉镇》的故事是集中在“*”前后江南一小镇，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与外界大环境的信息流通靠着以李国香为代表的“工作组”来完成。秦书田、胡玉音的命运也随着不同阶段“工作组”的到来而发生变化。

23罗森斯通曾因自己的两部著作先后被改编为电影, 而对影像史学给予了更多关注。尽

管富有感染力的画面, 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辞藻将罗森斯通所描写的历史重新唤醒，但他也注意到影片呈现的与自己所理解的历史之间大相径庭。譬如，Reds一片热衷于虚构，将1917 19 郭蕤：《论21世纪视野中的谢晋电影 以《芙蓉镇》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4页。转引自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第119页。21 张广智：《影视史学: 历史学的新生代》，《历史教学问题》，2007 年第5 期，第40页。沈有元：《“*”记忆：“历史”外的影响叙事》，华东师范大学2006级硕士学位论文，第11页。23 一部是Reds(中译名为：《烽火赤焰万里情》, 或《乱世情天》《赤色分子》, 1982年), 另一部是The Good Fight(《为正义而战》, 1984年)。

年的主人公约翰·里德(John Reed)置于他不可能乘坐的由法国驶往彼得格勒的火车上。而The Good Fight一片则犯了很多纪录片的通病：通过让一些幸存的老兵的回忆来重建四十多年前的西班牙战争，并不管他们的回忆对错与否，不加甄别地把记忆和口述等同于历史。将历史事件小说化、不审慎地考证史料的做法显然已经扭曲了历史的定义。24 也许看此类影片是，完全可以遵守周教授所说“观众阅听历史剧情片时，不妨把所有的对白和故事细节都

25当作虚构的”的建议。

而影片《芙蓉镇》为还原历史时代的空间特征，在典型环境上做了刻意营造。在影片中，造型空间紧扣着人物的动作和情绪，一切生活空间只有同人物结合了才出意境。胡玉音和秦书田两个“鬼”在朝霞暮色、风雨雾雪中终年扫着的长长的青石板街道；秦书田的小到只有一张木床却容下了他和胡玉音海洋般深厚情感的陋屋；“胡记”老客栈门口的石碑坊等，借以传递某种历史的信息和岁月流逝的沉积感、苍茫感。作为电影的基本语言，画面造型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情景的交织，是引人共鸣的情绪空间。影片中的路亭、吊脚楼，一具石磨、一座土灶头等都做到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岁月的流逝感，有一种可触摸的真实感。这一切再与导演刻意营造的社会环境的真实感相配合:1963年店铺纷杂，市场繁荣；1964年“四清”开始，街面随处可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小标语，店面半掩、冷冷清清“；*”开始，横扫牛鬼蛇神，店面关闭；1979年芙蓉镇恢复了繁荣的景象。芙蓉镇是人物命运经历的场所，营造变迁中芙蓉镇的真实，使得影片中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经历也具备了自然流畅的真实性。这是影片实现了真实的再现历史。

而就时间来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客观的存在，但是在这部影片中，时间不仅是划分影片节奏的标志，更是串联影片的主线，是一种象征的符号，将丰富的内容浓缩了进去。影片中出现了三次时间的提示：1963年、1966年和1979年，揭示了这部片的背景，即中国的特殊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前后。这三个时间将影片划分为三个部分，看到每一个时间我们就会大概地想到下一步电影的基调，是悲伤还是欢喜。1963年，胡玉音靠辛勤的劳作发家致富盖起了两层小楼，她经营的米豆腐受到村民们的欢迎，这里表现的还是一番和谐的景象。当然作为*前的时间，这里面也孕育着矛盾和运动的征兆。当看到米豆腐生意红火，国营食堂的经理李国香的嫉妒；当胡玉音家为新房落成庆贺时，李国香等人的密谋以及第二天王秋赦对着胡玉音家的新房说：“穷的穷，富的富，是该运动了”的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让人的心不禁一惊，事情要起变化了。在全国“四清”运动的背景下，胡玉音家被整得家破人亡。1966年标示出现，全国各地打锣敲鼓庆贺运动的到来，阶级斗争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李国香也成了斗争的对象，王秋赦成了镇上的支书，作威作福。后李国香依靠其舅舅的势力又重掌权当上了公社革委会主任，与王秋赦沆瀣一气开展所谓的革命，拆开了相互恩爱的胡玉音和秦书田。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全国形势再次变化，政策平反，秦书田回归，昔日和平安宁的芙蓉镇再次回来。总之，通过这三个时间的象征符号的运用，揭示了芙蓉镇上人们的命运起伏的背后原因。透过他们的命运更是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兴衰。Robert A.Rosenstone: “History in Images/History in Words:Refections on the Poibility of Really Putting History onto Fil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3,No.5(Dec.1988), p1179.25 Robert B.Toplin.History by Hollywood(Chicafo..Uniecity of Illinois Prese.1996).p.5.转引自周樑楷：《历史剧情片的〈实〉与〈用〉——以《罗马帝国沦亡录》和〈神鬼战士〉为例》，台湾《当代》月刊第156期（2000年8月），第59页。

四、结语

“作为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须令人信服地解释，影视何以大大有益于我们对逝去历史的理解。”26 美国著名女历史学家Natalie Davis在其著作《奴隶、电影、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影像实验》书背封面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其意在于强调史家对历史影视的责任。也有人曾说，“只有当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拥有批评和修改影片的权力时，能够体现历史本质的历史影片才应该呈现给观众”。27 在影片《芙蓉镇》的导演阐述中，谢晋写道“影片是一部歌颂人性、歌颂人道主义、歌颂美好心灵、歌颂生命搏斗的抒情悲剧”。28 电影《芙蓉镇》，给我们重返80年代，特别是电影的运动场景，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感官资讯。至少在今天，《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尤其是《芙蓉镇》，它们对“反右”、“*”斗争的历史反思，事隔20多年，令人更清楚地悟觉到，遗忘的危险与反思共产党60年历史的紧迫性。电影，是以其形声并茂的特性，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有关那个年代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主导论述”对“*”历史描述的限制而造成的大量的空缺和遗漏。29Robert A.Rosenstone: “Does a Filmic Writing of History Exist?”,History and Theory, Vol.41,No.4(Dec.2002), p134.27 Novick P.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ion(Ideas in Contex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 1988:192.谢晋：《深沉的历史反思——﹙芙蓉镇》导演阐述》，载《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王晓明：《九十年代批判 半张脸的神话》，南方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