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苏热潮与中国俄语教育(修改稿)_中国俄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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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苏热潮与中国俄语教育

摘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留苏教育是其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之一。赴苏留学和俄语教育有着相辅相成的互动。俄语教育为赴苏留学提供必要的基础，而留苏热潮的掀起对俄语教育提出了现实的要求，为俄语教育的普及、发展和提高创建了广阔的平台，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俄语教育的发展。关键词：留苏热潮

国内外俄语训练

俄语教育

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留苏热潮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当时我国国内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既缺乏资金和技术，又缺少人才和经验，一时无法培养出国家迫切需要的大量人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并孤立政策，在外交、经济和文化领域采取封锁和扼杀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了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经济上争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的方针政策，全面向苏联学习。毛泽东在人民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目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郝世昌，李亚晨 2001：259）

赴苏留学是直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迅速、大量培养出中国自己的高级专门人才最有效的途径。中国学习苏联的过程是在政府全力倡导下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从整体上看，这一学习过程的具体途径大体上有三种：第一是大量引进和翻译苏联的各类书籍和资料，通过书本学习；第二是大量派遣党、政、军、群各方面的干部、技术人员及学生到苏联实习、考察，通过实践学习；第三是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向苏联专家学习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李涛2006：150）1951年8月11日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启程，标志着新中国留苏教育工作的全面启动，至今已走过60周年的历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留苏教育有其明显的特点：

1．多层次的留苏群体构成。留苏人员既有本科生、研究生，还有进修生和实习生。2.严格的留苏学生选拔程序。留学生一般要通过政治审查、文化考试和健康检查这三道关，政治素质、学历要求与业务考核并重。留苏人员的选拔有明确的制度保障，全国统一考试的选拨方式保证了派出人员的业务质量，同时也保证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

3.学习的专业涉及面多。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涵盖工业、农业、军事、地矿、水利、医学、电信、铁道、气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主要是当时国家建设事业急需的、实践性强的专业。

4.留学人数多，规模大。关于建国初期留学苏联的人数，由于对留苏学生的外延界定不一，派遣留苏学生的渠道不同，造成统计方法和范围不同，统计数字有很大差别，少至7000人，多达30000多人不等。尽管留苏学生具体数字说法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此长时间、大规模、有组织地派遣留苏学生是史无前例的。

二． 俄语训练

2.1 留苏学习的先导 — 留苏预备部

创办

对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内进行短期语言培训，历史上早有先例。1871年，清政府在上海山东路设立留美预备学堂，聘请中、英文教习，为首批赴美幼童进行语言培训。1912年，1 吴玉章等人在北京组织留法俭学会，开设留法预备学堂，聘请华人教师和法人教师，为俭学会赴法留学者讲授法语、中文及应用科学知识等。1920年创办的外国语学社，主要教授俄语，为留学苏俄进行俄语语言培训。这些语言培训为留学运动的发展，提高留学效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建国后第一批留苏学生由于几乎对俄语一无所知，在苏的学习和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51年国家副主席林伯渠在苏联疗养和考察期间，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十分忧虑。归国后，立即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信，反映留苏生因语言不通及饮食、气候等原因遇到的困难：“我们中央教育部此次送苏联学习工业技术的一批学生约300余人，据大使馆反映，该次学生不懂俄文的占95%。教育部计划，是把他们分别送到各种专科学校去学习的，自然分的很零散，以致学生听讲困难，学校为之补授俄文，亦不方便。该学生等先无精神准备，一到莫斯科，既听不懂话，又吃不惯饮食，加以气候亦殊，有的就闹起情绪来。并有个别(大约不止一两个)学生程度不够格，也为收纳该次学生的学校所不满。”（李滔2005：101）他建议，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也可以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这个意见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关注。总理随即做出批示筹备留苏预备学校。1952年初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设立留苏预备学校（又称俄专二部，1952年6月正式命名为留苏预备部），派往苏联学习人员先在这里集中学习一年俄语。

留苏预备部创办不久，1952年8月9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学习之协定》。协议规定：中国派遣到苏联学习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规定之课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被接受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按通例，上述大学生与研究生接受到高等学校初级班学习，仅在个别情况下，方能至高级班学习。至于尚未能充分掌握俄语者，须进预科班学习，其期限自六个月至一年。（李滔2005：83）该协定的签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提供了政策保障，对留苏学生应具备的俄文掌握程度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后，留苏学生选拔考试严格按照苏联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学科考试科目进行。赴苏前在国内进行俄文培训，无论是从学习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都是必需的，又是非常必要的。

教师和学生

留苏预备部充分利用俄文专科学校的师资和教学经验。俄专教务长杨化飞兼任留苏预备部主任，朱允一任第一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俄文教员25人，俄文助教75人，政治课教员3人，政治课助教10人，体育教员3人。教师来自于俄专。（李鹏2008：78）留苏预备部为俄语培训配备了优秀的管理干部和一流的教师，聘请了一些苏联专家，还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了一部分来讲课。勃得列夫是一名城市规划专家，1955年至1956年在北京参加城市规划工作。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勃得列娃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从事俄语教学工作。（单刚2007：183）

1952年2月留苏预备学校迎来了第一批600名学生。（单刚2007：47）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国家建设迅速发展，留苏预备生人数逐年激增，据1955年9月的统计，当时有2571人，较过去三年留苏预备生人数总和仅少480人，较1952年则增长了四倍。（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史编辑委员会：74）1959年2月21日，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时有留苏预备生1400人。据当时的统计，从1949年以来，到1959年夏，两校共为国家培养外语人才一万一千余人，其中本科各语种毕业生4739人，留苏预备生6648人。（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史编辑委员会：100）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趋冷，留苏预备部在读人数锐减，留苏预备部也辉煌不再。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人数只有百人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往英国、西德、法国等国派遣留学生。1960年下半年，经上级决定，留苏预备部改名为“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课程设置

留苏预备部的主要任务是对派遣的留学生进行短期的俄文训练，同时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为留学苏联打下基础。当时留苏预备部的教学方针是：“在一年内，教会学生基础俄语，使之具有初步用俄语听讲、阅读、记录、会话的能力，并提高其政治理论水平，锻炼健全的体魄，为留苏准备条件。”（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史编辑委员会：74）

关于留苏预备部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从李鹏根据档案材料整理的1953-1954年留苏预备部俄语教学计划中可以看出，对正常出国学员实行第一和第二学期计划，对部分延迟一年出国的学员，还制定了第三和第四学期教学计划。留苏预备部的课程分为课内讲授、课外阅读和自习。课内讲授的俄语课有语音、语法、讲读三种，此外还有政治课。随后几年课程设置更为细化，从原先的语法课和讲读课细化为语音、导论、语法、词汇、听力、会话和课外阅读等课程，同时增加了学习手段，通过多种形式，如播放俄语电影、俄语广播等增强学习俄语的氛围。教学计划的说明中对俄语学习的课时、教材选择原则、学习目的和要求、教学方法都做了详细规定。课时分配为：语音18课时，语法120课时，讲读724课时，政治课共544课时。当时规定的教材选择的原则是：一般性的使用的基本词汇文章；文章短小精干，富于思想性；内容多样化；难度由浅到深。关于学习目的和要求，第一学期重点是使得学员打下正确的语音基础，完成基本语法知识；第二学期重点是使学员迅速提高俄语听课和阅读俄文书刊的能力；第三学期继续提高记录和听力能力，并要求提高口语能力；第四学期提高说写能力和阅读本行专业书籍的能力。教学方法方面，一是突出重点，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方法多样，用最短的时间帮助学员最大限度地提高俄语水平。（李鹏2008：80-82）

除了紧张的俄语学习之外，留苏预备部还进行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和时事政策学习。政治学习主要集中在两门课程上，一门是中国革命问题，另一门是马列主义基础。后来增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党史和一些马恩原著的学习。此外，每周都要听时事报告。

教学效果

从1952年组建到1960年取消，留苏预备部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可谓一闪而过，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不胜枚举的新中国领导人、科学泰斗、学者名流，无数为祖国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各行各业的骨干在这里获得了赴苏留学前的俄语强化培训，减少了他们国外的适应时间，从而提高了留学质量。对此从留苏学子许宝文的切身感受中可见一斑：52年10月初我们进入留苏预备班，主要是由俄罗斯妇女教俄语，直接用俄语讲课，用俄语回答，有一位中国助教。采取强化教育的办法，每天要背多少个单词，必须完成。大家都有一种为国家建设需要而学习的使命感，所以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一年的强化学习，使我们很快地能看懂俄文报刊，学会了日常会话，为到苏联学习打下了重要的语言基础。

除了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俄文专科学校开设了出国预备班，沈阳俄文专科学校也开办了留苏预备班。从1952年起，沈阳俄文专科学校先后办起了为期一年的留苏预备班和为期三个月的俄语专业翻译速成训练班。留苏预备班先后培训了127名学员、速成班共培训了567名学员。

2.2 苏联高校对留苏学子俄语的强化和提高

对留苏学生而言，其专业学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俄语的掌握程度。俄语基础好的，自然就免去了许多语言方面的障碍，学习效果明显。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会员、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为江回忆道：“1954年10月，我被分配到苏联哈尔科夫矿业学院机械制造系学习。由于我的俄语基础好，加上在清华大学学习过一年，所以第一学期的考试便获得了全优。（李涛2006：97）。然而，对大多数留苏学子而言，初到苏联，困难首先来自语言方面。虽然留苏生在留苏预备部接受了语言强化培训，但是，当真正置身异国他乡，进入苏联大学，与苏联学生一起听课，留苏学生的俄语能力便受到了真正的考验，他们遇到 3 了实际应用语言的障碍。

语言上的障碍给留苏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1955年我国驻苏联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对留苏学生进行了一次健康调查，结果发现莫斯科7所学校的518名留学生中有53人患病，其中大多数是头痛、神经衰弱。经研究，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留学生的外语基础差，学科水平不高，随班上课的困难较多。（郝世昌，李亚晨2001：266）因此，克服语言障碍无疑是留苏学子的首要任务。留苏学子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以惊人的学习毅力、刻苦的钻研精神、谦虚的学习品质、深厚的爱国感情，如饥似渴地刻苦攻读。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名誉副会长的陈先玉先生回忆道：到前苏联后大家陆续被分配到各个学校，在莫斯科的最多，以学工科为主。上学期间其实生活艰苦倒不要紧，主要问题是俄语的学习。出国之前在留苏预备部只学习了九个月的俄语，突然转变了整个语言环境，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非常大的挑战。特别是对我这种靠自学完成中学教育的人来说，困难更是可想而知。跟当地学生一起听大课，我们根本听不懂，做笔记能记下几个字就不错了。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大家都是三点一线地刻苦学习，半年里任何别的地方都没去过。

除了依靠自身的刻苦努力和顽强拼搏，苏联方面想方设法创造条件，采取措施，使留苏生尽快掌握基本的语言技能，尽早克服语言障碍，以便顺利进入专业课学习。例如，安排有经验的俄文老师，开设专门的预科和小班，帮他们补习俄语；召集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志愿者与中国学生结成“一帮一”的关系，上课坐在一起听课，下课一起到图书馆自习，特地安排素质较好的苏联学生与中国学生同住一间宿舍，提高俄语水平。曾在列宁格勒创伤矫形外科研究所学习的郭子恒回忆道：学校也先后为我们请了两位老师。第一位是个十分慈祥的老妪，从字母发音、书写开始，每周讲三次课，每次两个学时，课后留作业，课间常做些小测试。为便于学俄语，我们分别和苏联大学生住宿在一室。

在留苏学子的艰苦努力和苏联师生的热心帮助下，留苏生的语言能力渐渐提高了，大部分学生出色地完成了学业，俄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55年7月苏联塔斯社发了在苏联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学习的潘世征的报道，“1951年到莫斯科学习，那时他一个俄文字也不识。现在，在他的论文参考文献目录上已列有苏联作者的学术著作二百多种了。”“他在答辩时说的一口流利纯正的俄语，更令在场的苏联科学家目瞪口呆。”（单刚2007：46）应该说，这一切得益于优越的语言学习条件。Willis（1996）认为语言学习的四个条件是：语言环境、使用机会、学习动机和教学条件。如果学生有了强烈的学习愿望，又有大量的接触和使用目的语的机会，再加上教师的指导，学生是可以学好外语的。（舒白梅2005：224）

三． 留苏热潮与中国俄语教育的发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赴苏留学是新中国学习苏联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新中国留学教育的发端，在新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史占据重要地位。它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延伸和补充，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充实和更新开拓了更为宽广的途径。赴苏留学和俄语教育有着相辅相成的互动。俄语教育为赴苏留学提供必要的基础，而留苏热潮的掀起对俄语教育提出了现实的要求，为俄语教育的普及、发展和提高创建了广阔的平台，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俄语教育的发展。留苏热潮推动下的俄语教育充分证明了外语在培养专业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留苏热潮反映了建国初期我国向苏联学习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俄语这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交际工具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为留苏学子的专业学习铺平了道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苏教育属于公派的精英留学，留苏的人很多都是出类拔萃的精选生源。留苏学子在苏学习期间，凭借俄语这一交际工具，经过老师的精心指导和自己的刻苦钻研、拼搏和奋斗，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学成归国后，很快填补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等领域的一些空白，承担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等重要任务，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对后来社会发展影响很大。4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的留苏教育主要是培养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部门迫切需要的专业人才，因此，赴苏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比例很小，单纯学习语言文学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从《留苏教育史稿》（郝世昌，李亚晨）附录“五六十年代留苏学员名录”可以看出，在庞大的留苏大军中，单纯学习俄语的人数显得微乎其微，但在他们在我国俄语教育中的贡献、作用和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如今我国俄语界的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留苏生。他们对发展中国的俄语教育事业和提高国际语言研究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学成归国后，投身于俄语教学和研究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学术成果斐然。他们名字在中国俄语界个个耳熟能详，有的还享誉中国外语界、语言学界，乃至国外俄语界，如，留学莫斯科大学赵云中，叶乃方，王福祥，胡孟浩，华劭，吕凡，孔延庚，高中音等；留学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大学生顾霞君，留学列宁格勒大学的祝肇安，信德麟，宋正昆，林宝煊等。正是留苏教育造就了这些俄语专家学者们。

但不容置疑的是，留苏学子在留学初期大多面临难以逾越的语言关，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语言障碍对留学教育的影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留苏教育中就有明显的体现。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中国留苏学生由于没有俄语基础，或是基础薄弱，进入苏联学校开始根本无法直接听俄语授课，只好借助教学翻译，由教学翻译将苏联教师讲课内容翻译成汉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教育同样面临着语言障碍问题。留苏预备部的开办对克服语言障碍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此后的留学教育提供了切实可用的经验。直至现在，如何克服留学语言障碍，尽快跨过语言关也是摆在留俄学生面前的首要问题。

如今，随着中俄日益全面的合作和交流，留学教育已由精英化转化为大众化教育，这进一步推动了当今我国的俄语教育，使俄语教育有了更为全新的发展形式。为克服留学语言障碍，中俄双方针对留学俄罗斯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对留俄学生提出明确的俄语要求，并采取了多种具体的措施，以期达到理想的留学效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俄语水平考试（ТПРЯ — тест по проверке уровня владения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就是用于考察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俄语水平的考试。国家留学基金委对资助出国留学人员提出了外语合格条件，即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申请者应符合国外接受院校对外语水平的要求；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以外项目的申请者需要参加全国外语水平考试并达到合格标准，成绩有效期为两年。赴俄留学亦不例外。

另外，俄罗斯也制定相应语言政策，采取了具体措施来促进俄语在中国的推广，为留学俄罗斯提供便利服务。2006年1月17日俄罗斯教育部颁布命令，所有预科毕业的外国学生必须拿到俄罗斯教育部对外俄语考试中心的俄罗斯对外俄语一级证书之后，才有资格升入俄罗斯境内的大学正式开始读书。俄罗斯教育部对外俄语考试中心所举办的俄罗斯对外俄语等级考试（типовой тест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是最权威的俄语水平测试，是俄罗斯对外国公民进行标准化俄语等级测试的系统。它成立于1998 年，并于当年加入了“欧洲语言测试者协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进入俄罗斯大学留学必不可少的“通行证”。该水平考试每年定期举行，考生只要成绩达标，便可获得由俄罗斯教育部颁发的俄语等级证书。该考试共分初级、一级至四级考试。获得初级证书者，证明可以进行日常交际，多为非俄语专业在俄罗斯工作、经商人士所考；获得一级证书者，可以免学预科，直接进入俄罗斯高校专业学习；获得二级证书者，证明已经具备中级俄语水平，是攻读俄罗斯高校硕士研究生必要条件；三级为高级俄语专家考试级别，如俄语专家、学者、俄语记者、高级翻译；四级可以证明俄语水平已经达到俄语母语水平。俄罗斯教育部对外俄语考试中心积极加强与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和培训学校的合作，在这些院校设立俄语等级考试培训和考试中心。对留学俄罗斯的中国学生而言，在国内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参加俄罗斯在中国境内的俄语等级考试，既能缩短留学期限，又能节约留学经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这些对推动中国俄语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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