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书评高铁泰_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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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书评

高铁泰

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着重研究20世纪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受西方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系列思潮。本书主要探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结构主并用之建构一个从远古向现代发展的民族主体。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主要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杜赞奇在第一章中对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历史不一定是线性的，而且民族历史叙事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家和时代建构出来的。对于“线性历史”的概念，作者并没有给我们直接的答案，但是通过作者对其的叙述以及作为其对立面——“复线历史”的阐述，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即“线性历史”是单一的以某种标准来划分历史的历史。他认为“线性历史所假定的透明性使我们看不到它为了包含这些压制，为了阻止民族体内部的分裂所采用的战略”。由于“线性历史”的缺陷导致我们对民族问题演变的片面看法，为此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出了“复线历史”的概念。杜赞奇认为“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复线历史是通过解构线性历史范式，并针对线性历史的弊端而提出，认为历史并非只有一个单一的主体，而是多元；历史并非是直线向前发展的，而是在过去与现在的复线时间里互为因果性的复杂交易；复线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散失的意义，造成散失、压抑、利用的原因、条件等等。在研究民族问题上，作者认为要多角度的看待，不能仅仅把民族主义的内容与政治文化等相互重叠。第二部分包括五个章节，主要是五个案例分析，是杜赞奇为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结果。其中前两章集中论述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达是如何摄取或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误复杂的历史现实。最后三章探析边缘叙述结构是如何向辛亥革命以来业已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强调集权、强调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提出挑战的。

作者在第一章中分别列举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分期法，汪精卫的四重分类法，傅斯年的分期法等等。在上述人物的分期法中，作者对其一一解读，发现一个无一例外的现象，这就是都是注重宣传由种族到民族的演变过程，但却忽视了在其过程中的排他性。对于这种排他性，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孙中山最终把这个问题转换成儒家大同主义所引起的问题从而掩饰其模糊性：大同主义减弱了汉人原有的独立精神，使他们接受了像现在这样满族人的异族统治。同一个大同主义却又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政敌所提倡的东西：他们宣扬中国既包括汉人又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从中可见孙中山等人试图建立一种特殊历史作为新民族国家的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对某段历史进① ①②③ [美国]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② 同上，第224—225页。

③ 同上，第33页。

行压抑或重传。

作者在第三章所举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政府和社会精英中的改革者试图消灭民间宗教的反宗教运用。政府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民间宗教阻碍了现代化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国民性的塑造，但在这场运动中他们却起了不同的作用，或者说是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发起这场运动，虽然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进步。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致力于改革，出现了一系列新式学校和新的政府机构，但改革需要财政的支持，在反宗教运动中，政府可以通过没收寺庙及其财产，从而使国家合理合法的占有了地方资源；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机和新兴的世界革命话语，急于创造新的国民形象，而反宗教运动则利于他们重铸国民意识；地方的绅士积极配合政府的行为是因为这些乡村精英能从新式学校和机构中获得社会升迁的机会。不能否认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为造就现代国民性所做的努力，但同时他们也“利用”这场运动对农村社会的权利结构进行了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最大化本阶层的利益。但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往往忽视这些“利用”，因为这些人掌握了历史和时代的话语权。

杜赞奇在论述民族主义与中国秘密会党的关系中，探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是如何努力从民间秘密会社摄取浪漫叙述结构并将之融入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系统。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人类划分为“先进”与“落后”的种族，为帝国主义掠夺提供名正言顺的理由，西方大多数阐述或参考达尔文主义的作者同时暗含着一种种族的或民族的身份。而在中国，这种话语权却被改造成为一种在竞争时代能够发动国民竞争的学说，共和革命者吸收了种族进化论的国际话语并利用它来构建一个种族上纯洁的中国，一个建立以后内部平等、没有纷争、能够在生死攸关的生存竞争中不断进步的中国。而内部平等、没有纷争正是中国秘密会党所追求的。基于这点共同点，为革命党在建立初期与秘密会党建立了某种联系。同时革命党在革命初期利用秘密会党反基督教、反西方、反帝国主义和反满的情绪，发动和组织起义。虽然秘密会党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反帝、反清的情绪是建立在皇权和王朝的基础上，在这点上与革命党有本质的区别。故革命党在利用秘密会党的同时，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的解读，赋予其现代的观念和种族思想。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了一个国际性的话语体系中，同时，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话语进行了改造，以便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实际，从而使自己能够编织出一部天衣无缝的国史。”

历史话语权的掌握者，利用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述摄取或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针对这一点杜赞奇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试图探寻历史企图遮掩或利用的领域，以及各个渗透或抵抗其霸权的领域。这就提醒我们要去注意话语背后存在权力因素，权力和话语密不可分。正如作者所说“复线历史揭示了历史扩散中利用与掩盖的面具，那么，它也可以引导我们通过接触历史的其他道路，尤其是通向助成叙述结构扩散的历史条件，通向此种扩散的效果”。杜赞奇借鉴了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的思路，对话语背后的权力因素进行了一些思考。他认为，强大的主流话语的形成和维持，背后都是某种权力因素在发挥作用。民族历史叙事的形成就是①①②③④ [美国]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② 同上，第135页。

③ [美国]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④ 同上，第79页

这样一个过程，它是民族国家形成并支配整个国家的权力进而支配话语的结果。同样的，杜赞奇也注意到了西方国家之所以形成线性历史观和进化历史观同样和西方企图支配世界的欲望有关，也就是说，线性历史观和进化历史观无非是在为西方的殖民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制造口实和提供理论依据而已。所以显然，一种话语的形成和发展，绝非是思想自身的运动，而是权力在“作祟”，政治经济因素在背后发挥巨大作用。

纵观全书，杜赞奇对近代中国的语言进行了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可以掩盖历史，因为语言存在于时间之中，而且它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个人认为杜赞奇的这本著作不是一门专门讲述近代中华民族主义的著作而是通过对近代中华民族主义的分析，展开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并在此过程中阐述其对历史话语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