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_塞万提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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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是举世闻名的杰作。小说的同名主人公堂吉诃德因迷恋古代骑士小说，竟像古代骑士那样用破甲驽马装扮起来，以丑陋的牧猪女作为自己的心上人，再以矮胖的农民桑丘·潘沙作侍从，3次周游全国，企图创建锄强扶弱的骑士伟业，以致闹出不少笑话，到处碰壁受辱，被打成重伤或当作疯子遣送回家。

时隔300余年之久，在中国同样也出现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于是，在中国也诞生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笑料——阿Q。很快地，在国民的嘲笑声中，中国文化及其顽固自大的维护者们水到渠成地对堂吉诃德和阿Q执行了近平一致的宣判：一个是执著的出击丑恶却又陷入“错误的打法”；而另外一个则是“农民式质朴”的老实人，但却浑身洋溢着“国民的劣根性”，因而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通过分析研究文本我们看到这样两个出身完全不同的人物典型，虽身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沐浴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之中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当然，堪称难兄难弟的堂吉诃德与阿Q同样也呈现出了各自的与众不同及不可替代性。

堂吉诃德与阿Q这样一对精神兄弟，无论是所处的社会环境、流露的感情特色，还是各自的经历、爱情意向乃至结局都不尽相同，他们身上的这些民族意识、民族特色的不同，造就了各自形象的特殊及不可替代性。尽管如此，其相通的共性依然无法掩盖。堂吉诃德与阿Q

均耽于幻想，脱离实际，生活在自我缔造的世界里不能自拔，使得主、客观严重分离，最终走上失败的共同命运。这两个大唱“精神胜利”凯歌的“英雄”表面上都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实际上却是典型的悲剧性人物，令人同情，发人深省。把《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相比较，显然属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范畴。通过对两部小说的细读与平行比照，我们可以探究——个文学史上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即在伟大作家所采用的独创性写作手法背后，其实都隐含着对时代本质的深度洞悉，从而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出伟大作家非凡的洞察力和把握自己生活时代本质关系的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在比较文学研究，特别是平行比较研究的方法上，获取某种有益的启示。

中国与西班牙分别属于东方和欧洲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它们各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将阿Q和堂吉诃德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是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比较研究，而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比较，应从求其同出发，进而辨异，并深究其成因。只有通过寻根究源，得到两者的全貌，才能。达到异质文化之间文化的互证、互补、互识。

一、崇高与荒谬的精神胜利法

堂吉诃德与阿Q二人同样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但阿Q毫无独立意识、自由人格，是一个完全失去“自我”的精神胜利者，大举他的“精神胜利”旗帜，完全不去正视现实，却又在虚妄的幻想中获得荒谬的自我陶醉，以虚拟的胜利来自我麻醉、自欺欺人，借以逃遁现实，由此将精神麻木推向极端。他把虚妄当作可能，把幻想看成现实，把失败作为胜利，从中享受无穷的乐趣。他自诩姓赵，夸耀“先前阔”，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四五个响头，他会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挨了赵太爷的打，便以“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聊以自慰；当别人对赵太爷和钱太爷的儿子称赞时，连老婆都没有的阿Q竟幻想着：“我的儿子会阔啦！”直到临死，阿Q还想“孙子才画的很圆”，至此，精神胜利法达到极致，也将阿Q推向悲剧的顶点。

堂吉诃德遭到痛打，却“私自庆幸，觉得这种灾殃是游侠骑士份内应有的。”在他看来“名人而不遭毁谤，那是绝无仅有的，”“好人都受到这样的毁谤，游侠骑士的经历，决不会都一帆风顺”。当他被关在笼子里押解回乡时，依然安慰自己：“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是免不了的，否则我就不是个有名的游侠骑士了。”在其超凡的想象力的煽动下，脱离现实，耽于幻想，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看成受害的骑士，他每每猛冲过去，乱战一阵。为了推行骑士道，他不怕人们议论和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尽管被打掉牙齿，打断肋骨，削掉半只耳朵，甚至被关进笼子，他也不以为荣。他深陷自己设下的骑士陷阱不能自拔，直至疯死！

两位艺术家使用的精神胜利法在程度上和性质上有很大差别。阿Q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鲁迅有意突出他的这种特征，力图通过阿Q这一形象活画出中华民族的灵魂，借以揭批中国当时那种愚弱的国民劣根性。而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几乎不大为人所乐道，塞万提斯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更丰富的内涵。他把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嵌进了表面上疯癫可笑的堂吉诃德的灵魂深处。并且，阿Q和堂吉诃

德的精神胜利法在性质上也有区别。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消极的，“阿Q以如是等等的妙法(指精神胜利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番，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他借此去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去适应那种凄惨的生活，丝毫没有借此去改变现状的意思。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是积极的，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侍从“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要好转。”他借此鼓舞起自己继续前进的勇气，使自己不至于因暂时的挫败磨灭了意志，被一时的失败泯灭了其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人抱负。

二、时代深层意义之比较

鲁迅曾说：“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很多。”[1]这是鲁迅在论及俄国作家果戈理时所说的一段话，其实用来衡量鲁迅的作品是再恰当不过的，鲁迅笔下的悲剧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鲁迅爱用悲喜剧结合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给读者以强烈的“含泪的微笑”的美学效应，传达了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精神的绝望感。这也是那个社会状态和时代背景所赋予的思想内涵。人类从整体而言，心灵是非常脆弱的，一般一部喜剧作品的作家看到人类没有希望之后，往往掩饰自己的愿望，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们会象他们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主要面对外部世界，而较少面对内心世界。然而悲剧作家却常常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悲剧人物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可见，悲剧人物是

按照内在世界的要求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常常是在审问灵魂的痛苦选择中选择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所以悲剧作品往往比喜剧作品具有更为强烈的精神魅力。《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从作品的美学风格、组织故事的方式与切入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是一部典型的喜剧作品。主人公对世界的感觉方式跟世界本身严重错位，在错位中演出无数荒唐、滑稽的故事。但是堂吉诃德同时又是一个最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荒唐与丑陋，他认为他应该用骑士精神拯救世界，推动人类进入更幸福的境遇之中。他确认自己的使命就是除暴安良，他在实践使命的过程中，不断遇到挫折，总是狼狈不堪，但他到死也不放弃自己的使命，放弃对这个世界的承诺。他因此成为—个典型的悲剧人物。这部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是比较典型的喜剧作品，但在精神气质上，在人物对世界的态度上却是悲剧作品。《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恰恰是在这种以喜剧形式的作品来影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阿Q与堂吉诃德同是社会悲剧、命运悲剧和生命悲剧的牺牲品。在封建社会的摧残下，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这种悲剧性同时也是鲁迅与塞万提斯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慨。两位作家都是站在下层民众生活贫困的立场上进行对时弊的讽刺，来对社会的不公正发出抗议。只不过，堂吉诃德虽然以过时的、虚幻的骑士道来创造现实社会，是一个时代的误会，但他的进步思想闪耀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反映的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悲剧。相反，那《阿Q正传》》是鲁迅借以阿Q这个典型的中国雇农来暴露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的畸形，具有启蒙思想的意义。

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之所以具有精神胜利法，并且在程度和性质上有所不同，是和中国与西班牙当时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的中国和16世纪末的西班牙都处于新旧冲突的动荡时代。五四时期的中国，旧的封建意识和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倡导的民族、科学的思想彼此冲突你消我长，互相抵砺。同样，16世纪末的西班牙封建意识开始受到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荒谬的骑士传奇在欧洲各国早已消声匿迹，但在西班牙却风行一时。作者对此深恶痛绝，它把消灭荒谬的骑士文学看成是西班牙从封建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旧思想的畸形毒害使阿Q和堂吉诃德都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但由于两位主人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决定了其精神胜利法的差异。阿Q是中国封建意识长期毒害的牺牲品，他饱饮旧的毒素而又浑然不觉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理所当然地成为鲁迅抨击的靶子，其精神胜利法正是作者竭力批驳并予以抛弃的旧意识。堂吉诃德虽然深受骑士小说的毒害，但作者借他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在堂吉诃德身上，不仅有旧的应该抛弃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新的、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一面。因此他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性质上，都与阿Q的有显著差别。

三、喜剧和悲剧性格的二重性

阿Q和堂吉诃德都是喜剧性格和悲剧性格的二重组合。阿Q和堂吉诃德以其荒唐、可笑的行为与愿望给人喜剧性的一面，他们本是生活中的弱者，却自诩为盖世无双的英雄，把失败当作胜利，把虚幻当

作现实。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其喜剧性格的重要内涵。他对自己的奴隶地位浑然不觉，反而陶醉于别人“真能做”的夸奖之中；妻室尚无，却宣称“我的儿子会阔的多” ；愚昧无知，见识浅薄，却硬充见多识广，嘲笑城里人把长凳叫作条凳，又嘲笑未庄人很少进城，没见过世面。堂吉诃德把小旅店当作封建领主的城堡，把养猪女当作贵妇人，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头盔，并宣誓要和非洲雄师一比高低，结果闹出许多笑话。阿Q和堂吉诃德性格内涵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喜剧性格内部附着悲剧性的因素。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姓氏，这是合理的、自然的、天经地义的，阿Q却被剥夺了姓氏的权力。当他无意之中透出来时，却遭到赵太爷的痛斥，一面骂他“不配姓赵”，一面赏他一记耳光。可怜的阿Q，连自己的姓氏都不能堂堂正正地拥有，还谈什么人格尊严?在堂吉诃德执迷于骑士道的冒险游侠当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献身精神。那种宁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执着前进的品格带给人悲剧的审美愉悦。鲁迅在谈及喜剧和悲剧时说道：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和堂吉诃德两个伟大的艺术家一方面通过讽刺和嘲笑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否定了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批判了害人至深的骑士道。另一方面通过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激起人们变革现实的要求，以改变世道人心。我们说阿Q和堂吉诃德都是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的二重组合，但这种二重组合又呈现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形态，一种是崇高性质的悲、喜组合，一种是非崇高性质的悲、喜组合。崇高性质的悲、喜组合是

人物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带有崇高的特点或英雄色彩，堂吉诃德属于这一类型。非崇高性质的悲、喜组合则是人物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都不带有任何英雄色彩或崇高的特性。阿Q属于这一类型。的确，一提起堂吉诃德，人们眼前总是闪现出一个除暴安良、执着追求带有英雄色彩的真诚形象，而阿Q让人感触更深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喜剧性的背后，蕴含着更深的悲剧因素。这种同中之异是和两位艺术家塑造他们的初衷分不开的。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想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身上着眼，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因为鲁迅把阿Q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塑造，他不具有英雄色彩也全无崇高的特征。鲁迅自觉地负起时代启蒙的重任，以阿Q的愚昧、麻木、白欺欺人、狂妄自大而又不思变革的病态心理，来警醒民众，把阿Q的显著特征——精神胜利法作为应该抛弃的“国粹”加以剖析，激励民族奋起。塞万提斯虽然宣称他写作《堂吉诃德》的目的是要打击过时的骑士制度，但由于他置身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塞万提斯赋予他的主人公以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从深层文本上来看，他是把堂吉诃德作为一个正面的人物加以描述的。表面看来，堂吉诃德是一个缅怀过时的骑士制度、用主观代替客观、用幻想代替现实的典型，但深一层看，他骨子里蕴含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他认识到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反复说他行侠的目的是“扫除暴行，伸雪冤屈，补救措失，改革弊端。”

在政治上，他反对血统论、反对等级观念，认为为官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另外，堂吉诃德崇尚自由，说自由是“天赐的无价

之宝”，为此，他冒险解救犯人，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

中西不同的文化精神孕育了这两个具有相似之点、又有同中之异的世界文学典型。他们的差异性为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补、互利、互识、互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较文学学者普遍认为，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阿Q和堂吉诃德因各自具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才成为世界文学画廊里的不朽典型。”

[1]引自《鲁迅全集》(卷2)，吴龙辉整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 2 5页，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