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基金募资五大红线_私募股权基金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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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基金募资五大红线

几起创投企业负责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遭调查的新闻爆出后，股权投资基金设立过程中涉及的融资合法性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不然可能因

为触雷而身陷牢狱。基金募集合法性红线

股权投资基金设立过程是一种将私人资金或资本聚集，由特定机构管理使用，投向特定投资对象，产生收益，进行分配的过程。由于此过程关系国家金融市场秩序、投资者风险和社会稳定，因此国家对私人资金聚集的机构资格、聚集方式、使用投向、投资者利益保护等问题一直有特定法律进行较为严格的监管。在我国如若在基金募集过程中逾越雷池，即可能产生“非法融资”的法律后果。为表述方便，此处的“非法融资”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是对资金募集非法性的一种概括性通俗称谓。

具体而言，“非法融资”在法律责任上分为行政及刑事两个方面：

在刑事责任上，《刑法》规定的与股权投资相关的“非法融资”行为主要涉及以下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从以上罪名的构成要件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之间、“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与“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诈骗的主观意图。

在行政责任上，“非法融资”行为涉及人民银行予以禁止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两类。前者依据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后者依据人民银行1999年发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前者的特征表现为“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后者除具有前者上述特征外，特别列举了该类集资所具有的几类“合法”形式，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比较而言，两者在内涵上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在外延上前者比后者更为宽泛。

应当指出上述三类募资违法性的不同：第一类欺诈行为本身即是刑法和民法领域所禁止的行为；第二类融资欺诈故意性并不明显，行为人之间可能是债权、股权、信托关系，但因其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政策而被禁止；第三类融资有可能同时具有前两类的特征而逾越“非法融资”的红线，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界限问题。

设立形态与合规性综述

目前股权投资基金设立的模式主要有公司制、信托制、有限合伙制三种形态。讨论股权投资基金设立形态意在考察监管各形态的具体法律、法规对基金设立合法性的不同要求。目前公司制的基金受《公司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监管，后者是股权基金可选择接受监管的法律，不具有前者的强制监管性质。信托制的股权基金受《信托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信托计划办法》)监管。有限合伙制基金受《合伙企业法》监管。以上三种形态的基金在合法性要求上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在相同点方面，三种形态都规定了投资者人数的要求、都不得向投资者约定固定收益；不同点方面，信托型基金对投资者的资质有法律限定，有限合伙型和公司型基金则要经过登记机关合法登记成立等。

（1）特定对象与社会公众发行

无论何种形态的基金，股权基金募集首要解决的是发行对象的合法性，即如何区别向特定对象还是社会公众发行。社会公众并非可因投资人联系信息存于募集机构数据库或募集机构采取与投资者一对一沟通方式而自然成为“特定对象”。当前不少股权基金募集其最初对象仍然是社会公众，如采取路演的方式，潜在投资者参与推介会，随后可能采取筛选特定投资者或与投资者个别面谈的方式，即如上述操作，投资者是否特定仍存疑问。我国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如何界定“特定对象”，对投资人的“特定化”，首先特定对象与公开发行及投资者人数限定息息相关。无论是《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还是《证券法》都对构成公开发行的人数标准作了规定，超过这个人数标准，即使在募集机构看来，其与投资者沟通方式已足够“特定化”，也构成公开发行。

（3）固定收益或保本付息条款 还本付息为非法融资最核心的认定标准之一，但对于一个规范设立的股权基金，如不符合本条规定，笔者认为被认定为非法融资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可能触及其他的法律合规性问题。近来发生的创投负责人涉嫌非法集资案例依相关人士解读此亦为重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有限合伙制基金在收益分配方面设置LP和GP优先劣后的条款，我们认为，此类条款未消除LP承担投资亏损风险的可能性，则不应被认定为是保底条款。

（4）基金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行为和基金行为

股权基金投资控制人对投资项目、管理决策、收益分红的较大决策权易造成基金实际控制人滥用权力，特别在基金实际控制人和投资人在信息不对称时，投资人或基金往往成为受损害方。如基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挪用于个人或非法目的造成实际控制人个人涉嫌“非法融资”，或基金实际控制人以基金名义从事的个人非法融资行为如被认定为基金行为，上述情形基金将直接涉嫌“非法融资”。在运作上易出现基金控制人个人行为与基金行为混同的是有限合伙制股权基金。在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时参与多个基金，出现帐目、资金、收益、核算混同的情形下，如执行事务合伙人在资金上的不规范运作，极意造成“非法融资”的后果，这一点在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自然人的情况下更加明显。

（5）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条款虽是股权基金非法融资认定的兜底条款，但从基金设立形态考察仍具有指导意义。例如信托型基金，根据新修订的《信托计划办法》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不排除基金通过合并投资者投资金额来达到本条所规定的标准，此中操作如针对社会不特定投资者并附加一定的投资保证，则构成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融资行为。

以上分析可见，对于依法设立的私募基金，募集机构对其设立合法性的担忧不必诚惶诚恐。股权投资基金涉嫌“非法融资”可能出于募集法律条款设计上的缺陷或者募集机构资金的不规范操作，上述情形在基金设立、运作中可通过规范的法律服务有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