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青铜器所蕴含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_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剖析

2020-02-29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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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铜器礼制和宗教意味透析中国的思维

方式

摘要:

青铜器是青铜时代的标志物,是先秦时期礼制的象征,具有很强的宗教意味。青铜器作为中国奴隶社会文化的形象代表,其思想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先秦的许多重要的文化思想,诸如儒家、道家、阴阳家、兵家……均可以从这里找到形象的思想源头。本为意从青铜器的礼制特征、宗教意味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关键词:青铜器、礼制、宗教、思维方式、青铜艺术的美不仅在于它外在的风采,而其具有深刻的社会思想内涵。青铜器在商周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普遍地进入商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青铜器既是祭祀的祭器,又是战争的名器。不仅如此,青铜器还是奴隶社会 “礼制”的象征,贵族世家的徽记,国家政权的标志。青铜器积淀了中国第一个文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思想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华夏民族的重要的精神风貌,展示出我们祖先在告别原始社会迈向文明社会所留下的沉重足迹„„

一、青铜器反映了一种“礼制”思维,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

(一)青铜器表现为“礼器”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主张以礼治国的。所谓“礼”就是统治阶级为巩固统治地位,维护统治秩序而建立的一套统治制度。商、周都讲礼治,尤其是西周,将礼治提到很高的地位,主张以礼治国,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礼仪典章经周公等人制订出来,又通过周天子所代表的王权力量强制推行,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商周时期青铜器作为这个时代的产物其中的食器、酒器、乐器和水器,都不是一般的日用品。它们是奴隶社会礼仪典章的重要体现者,通常称它们为礼器。青铜礼器作为礼治的象征受到统冶阶级的高度重视,每一具青铜礼器都是它所属主人的身份证或荣誉章。礼器在商周时代是很神圣的,因为它是统治阶级政冶权力的象征。

青铜器的外在形象成功地表现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是一种礼制的象征。那一具具或圆或方凝重、浑朴、庄严的鼎显示出了一种崇高的力量,象征着权位的稳固、不可移易。还有觚、和尊将阔大的侈口昂然仰向上苍,好像是在向上天接受指令,俨然以上帝的使者自居。而青铜礼器上那种怪异诡诞的纹饰,依次排列遍布器具全身的云雷纹是那样充满神秘的意味,隐隐见出风云变幻、电掣雷鸣的奇景;那面目狰狞的饕餮,瞪着一双铜铃般的大眼,令人心惊神骇。这些无不使人深深地感受到奴隶主贵族生活的奢华、王权的崇高、社会矛盾的尖锐激烈„„

图片1.商代晚期饕餮纹方鼎 图片2.商代晚期饕餮纹圆鼎

(二)青铜器表现为“礼器”的原因

在青铜器狞历可畏的形象之中积淀有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中国第一个剥削阶级也是统治阶级——奴隶主阶级。他们的气魄、野蛮、凶残、奢华都可以从青铜器上看出。那种神秘化的动物纹饰,既是神的崇高也是奴隶主贵族威严的象征。对于奴隶主贵族来说,它是神秘的护符也是恫吓的法器,这是一种奇特的艺术、奇特的美;是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产物。我们知道从原始古朴的生产、生活极为落后的氏族社会进入人类第一个文明社会,不是那么温文尔稚的。当时的社会进步必须以千千万万人的流血牺牲来为之开辟道路。青铜器的纹饰、造型正是那个时代的雄强奋进、卓立风发的精神风貌。

二、青铜器所体现出的一种宗教意味的思想 青铜礼器在商周时代不只是作为权力的象征被各级统治者所珍藏,它还是当时普遍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器。

(一)时代赋予了青铜器作为宗教祭器的特殊属性

宗教是与人类俱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在原始氏族社会里原始宗教性质的巫术活动是相当盛行的。商周时期,尽管人类进化的脚步已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但宗教的阴影并没有从头脑中清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以新的方式得到发展。

商周两代的宗教活动一是占卜,一是祭祀,二者也往往结合起来。商代宗教活动尤多。殷商的帝王在一年三百六十日中,几乎无旬不祭.无事不卜。作为宗教器具,青铜器身上所蕴含的宗教意味是很丰富的。盛放供品,让鬼神享用,这只是它的—种使命.虽然这使命很重要,但并不是它的全部。青铜器身上怪诞的纹饰以及它的种种奇特的型制却包含着丰富而又深邃的宗教含义。

(二)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具有宗教祭器的特殊属性

根据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所建立的巫术理论。青铜器的纹饰、造型是具有某种巫术色彩的,弗雷泽认为,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生互相接触,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②青铜器的一些怪诞的造型是可以用巫术的相似律来解释的,青铜器的纹饰的神秘、怪诞、可怖亦可用模拟巫术的原理去解释。就是说青铜器已不只是盛放食物的器皿,它已经成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神、鬼在人世间的象征,那森严的令人可怖的纹饰和造型就是神鬼的世俗形象、是神灵。在庄严神秘的祭祀活动中,这种祭器给装上祭品,陈设在高高的祭坛上是的气氛更加肃穆、阴森,它最能诱导人们进入可怖的宗教境界。

(三)青铜器的纹饰、造型有着浓郁的自然崇拜色彩

原始宗教的观念基础是万物有灵论,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象人一样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在远古人类看来,冥冥之中的神鬼就附着这些自然物身上。神鬼的威力就体现为自然的威力,而自然的威力也就是神鬼的威力,故太阳有太阳神、风有风神、雷有雷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原始宗教的最为初级的形式就是自然崇拜。

青铜器的纹饰、造型有着浓郁的自然崇拜色彩比如青铜器上普遍铸刻有雷纹,这显然是对雷神的崇拜。人们崇拜雷神,可能一是对惊雷巨大破坏力的恐惧;二是对雨水的渴求。因为惊雷过后,往往是暴雨,雨水对于黄河流域的人们来说,还是很需要的。

图片3.雷纹 图片4.火纹

又如火纹,画成一个圆圈,圆圈内有火焰。这就可能是古代的日神崇拜,日神崇拜是最古老的自然崇拜之一,中同最古老的氏族首领炎帝通常被认为是日神、而炎帝又是华夏民族的主要始祖之一,因而奉行日神崇拜是很自然的事。中国古代有不少关于太阳的神话,最著名的有羲和生十个太阳的故事。③这就说明了古人的自然崇拜往往与祖先崇拜结合起来,从而使自然崇拜渗透进更多的社会人伦精神。

在青铜器纹饰中动物形象最多,出现在纹饰中常见的动物形象基本上有三类。第一类是现实动物的写真,如牛纹、羊纹、虎纹、蛙纹、龟纹、蝉纹、马纹、蛇纹等,这些都是远古图腾崇拜的标记。第二类是动物的复合休形象,这就不是现实动物的了,而是不同动物的部分肢休拼凑而成的非现实形象,如龙、凤、麒麟、饕餮以及许多叫不出名的鸟兽合体图象,这也是图腾崇拜的标记。第三类是人与动物合体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宗教层义与前面所说的两种形象高出一级,它说明人们逐渐从自然崇拜之中走了出来,尽管还未摆脱宗教的蒙昧,但已经开始注重人自身的力量了。在人们看来,纯粹的自然威力还不值得崇拜,只有将自然威力与人的威力结合起来,那才值得崇拜。认为宗教既要体现超人的自然神力又要体现出人情味,才能真正地为人所信仰。事实上,这样的宗教形象更具魅力,更能攫住人们的心灵。

(四)青铜器的纹饰起着“沟通人神关系”的主要作用

而原始宗教大量地借助于动物的形象来塑造心目中神的形象,并以这种形象来沟通人与神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人与动物的关系,人类最初最直接、最重要的食物是动物。人有思想、有情感的并且能运用、制造工具,其聪明才智远胜于动物,但并非一切都优于动物,特别是在生理素质方面。在原始森林中,狮、虎、熊、豹等动物对人的威胁极大,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一般是不将它们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的。但是就是对人的生命很难构成威胁的动物如鹿,要捕获它也并不容易。因此在原始社会人类经常处于生命与饥饿的威胁之中,对于动物既害怕又需要。在生产力极为落后人身的力量能征服动物的时候,人类产生动物崇拜的心里而且将动物设想成与人一样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是不足为奇的。

图片5.人鸟合体纹样

动物崇拜实质是将动物神化了,人在无力完全征服动物的时候,就乞助于这种动物崇拜,恳请动物神灵大发慈悲,多赐给人们食物原谅人们吃动物。对于像狮、虎这样的动物神灵、还要乞求它们不要伤害人的生命,要伤害只能是祸害人类的妖魔,这就是所渭的“辟邪”。在动物神化的过程中,为突出动物作为神灵的威吓力量,人们通常将动物的形象加以变形、夸张、合并。如饕餮的形象本是牛头,经过古代人们的宗教性的想象,演变成似牛头又非牛头的极可怕的模样。由于非写实所以就很怪异,在古代人们看来饕餮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威力,也就在这怪异里吧。

总之,青铜器上大量采用动物形象作纹饰是沟通人与神关系。然而,青铜器的宗教意义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冲淡了,殷商青铜器纹饰之怪诞、幻想的动物纹饰逐渐消失,而表现世俗生活场景的纹饰逐渐出现,大多是对宴乐、弋射、采桑、狩猎等日常活动的描绘。青铜器的造型也逐渐摆脱那种凝重、神秘、怪诞的模式而显得生动活泼、亲切可喜,这就表明新的文明即要到来。

三、青铜器对于中国思想方式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青铜器作为中华民族步入文明时代的艺术代表,在中华民族的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极其虽要的意义。青铜艺术标志着中国艺术的真正觉醒,它是真正具有审美意义艺术。青铜器总的美学风格为怪诞、崇高,就是由它的政冶意义、宗教意义造成的,它的外部形象是怪诞的、神秘的、恐怖的,但它的怪诞、神秘、恐怖又具有某种可以为人所理解的历史必然性。它以强烈刺激的外在形式,显示了人类历史行进过程中的艰难曲折,在给人巨大的威压之后又以巨大的力量唤起主体精神之高扬。

青铜器作为中国奴隶社会文化的形象性的代表,其思想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先秦的许多重要的文化思想诸如儒家、道家、阴阳家、兵家„„均可以从这里找到形象的思想源头,它对奠定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基础的《周易》影响尤其大。《周易》中许多重要思想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佐证,而且青铜器对中国传统艺术观念的建构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大的。

(一)青铜艺术孕育着中国文化的精髓——无人合一

青铜艺术孕育着中国文化(包括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无人合一。当然,最早从理论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提出这种思想的是《周易》。《周易》分《易经》、《易传》两大部分。《易经》产生于西周初年,正是青铜艺术的繁盛的时期属第一高峰期。《易传》产生于战国末年,是青铜艺术度过第二个高峰期走向衰落的时朗。只要将《周易》中所提出的天入合一的思想与青铜艺术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二者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周易》有个基本思想,就是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是相类、相通的。后人将它概括为“天人相类”、“天人相应”。《周易》提出人要生活得好,万事如意就必须遵循天意,用它的话来说就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 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台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四合”就意味着人要与自然、神灵统一,神灵是通过自然现象来显示自己的,故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与神灵统一的中介。④

《周易》这种思想在青铜艺术上得到形象的体现,青铜器的纹饰大量采自自然形象,且主要采自动物形象。通过自然形象体现的却是社会历史的意义,它表现了商周两代人们对超人的神秘力量的崇拜,出现在青铜器身上的自然形象无一不体现出人的愿望、人的理想、人的憧憬。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表现的不是纯客观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⑤远古的人们企图通过这种人化的自然实现人与神的统一。青铜器的制造者力图创造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的精神与自然的精神相通相合这就是《周易》说的“四合”。

这种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文化精神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自原始社会以来长期实践的思想结晶,青铜文化是这种结晶的物化形态,《周易》则不过是它的理论形态,由于青铜文化早于《周易》,我们可以说,《周易》从青铜文化中吸取了养分。

(二)青铜艺术与政治和伦理的教化作用并存

从艺术的社会功能来看关于青铜器的社会价值,宋国的使臣王孙满在楚庄王问鼎之时回答一段话大意指出,鼎的作用有三,一是使民知神奸,即知道什么是神灵,什么是妖邪,这是说鼎具有扶正抑邪的作用。第二个作用是“协于上下”是说鼎具有区分尊卑、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第三个作用也是总的作用是“以承天休”即秉承上天旨意,维护天命。不管王孙满说的是不是全面,他肯定青铜器具有政治的和伦理的教化作用是符合实际的。中国的艺术很少得到过独立的发展,政治和伦理总是赋予它过多的使命,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一直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主旋律。

(三)青铜器艺术的表现形式成为重要的美学原则

从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青铜艺术强调“铸鼎象形,百物为之备,” ⑥这一观点十分重要。“象形”就是要求以客观物象为造形的基础。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证明青铜艺术达到的自觉的高度。青铜器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器皿的身上有着许多既来自客观自然又高于客观自然、美于客观自然的纹饰形象,这里有许多形象是写实的,如蛙纹、鹿纹、雁纹、蝉纹,也有许多形象是根据客观自然加以想象的如龙纹、凤纹、饕餮纹。青铜器艺术强调“象形”这一思想,明显地为《周易》所继承,并且在理论上得到概括、提高,形成一套很有价值的美学原则。“象形”是中国艺术创作的重要美学原则。而青铜器纹饰的“象形”不被当作目的,而是当作表现神灵、祖先、王权礼冶之森严崇高的手段。因此,青铜器的纹饰实际上只是一种观念的象征,也许这观念是模糊的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但形象是具体的,鲜明而又强烈的。这种创作方法《周易》也给了总结,叫立象以尽意。⑦

既然“立象”的目的是“尽意”,那么如何“象物”就应由“尽意”来决定了。为了“尽意”有时不能受事物的实际存在的形象限制,而需要对所要描摹的事物加以变形。变形是从“立象以尽意”生发出来的另一艺术创作的规律。而青铜器上的纹饰形象除少数比较写实外。大多是在一定的自然物象的基础上加以变形处理的,龙纹是在蛇或者蜥蜴的形象基础上综合别的动物形象重新创造的,饕餮纹主要是在牛头的正面形象的基础上变形的形象表现极为怪诞。

AB 图片6.饕餮纹(ABC)C

最后关于青铜纹饰的造型手段主要是用线条造形,欣赏青铜艺术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线条的美。众所周知,线条在中国绘画中倍受青睐,它不仅是艺术造形的主要手段,而且它自身的审美情趣也为画家所重视。中国绘画是线的艺术,所谓“吴带当风”、“曹衣出水”⑧都是对独具风格的线条所加的美誉,其实何止中国绘画,中国雕刻也注重流动的线条,中国戏剧的程式化就是打破团块,把一套行动化为无数线条,再重新组织起来,化成一个最有表现力的美的形象。⑨

总之,青铜艺术反映了中国思维方式,特别是对造型艺术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在中国文化史、美学史、艺术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青铜器作为中国第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不禁揭开了中国文明的序幕,而且为中国文化、中国美学、中国艺术的一些基本观念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式这积淀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青铜器铸就了华夏文明的魂魄。

注释:

①张金鑑著《行政学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②詹乔·弗雷泽《金枝》上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第19页。

③ 侯忠义《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版,第4页 ④陈望衡《狞历之美——中国青铜艺术》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⑥陈望衡《狞历之美——中国青铜艺术》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⑦蒋祖怡《中国诗话辞典》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⑧佟玉斌,佟舟《诗书画印典故词典》长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页。⑨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参考文献:

①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②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③彭吉象《中国艺术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陈望衡《狞历之美——中国青铜艺术》,【M】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⑥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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