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_毓贤堂教育

论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毓贤堂教育”。

论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

解琳琳

摘要：鲁晋地区曾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突出地区，义和团时期，毓贤曾经先后任山东巡抚和山西巡抚。其中在任职过程中，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反差很大，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义和团的所做所为呈现的形象也是模糊而矛盾的。毓贤对待义和团的态度由围剿到招抚再到支

持，对洋教痛恨至极，主张尊王攘夷，扶清灭洋，他的思想变化是随着当时 的社会环境和官民阶级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发展变化的。

关键词：毓贤招抚义和团洋教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纷纷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带着他们的侵略野心开始了在中国的新一轮掠夺。清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却一再的纵容与妥协。割地、赔款、在华建设教堂等一系列深深的震撼了爱国人士的心灵。特别是一再饱受外国传教士剥削的农民阶层成了帝国主义直接压迫的对象。而山东作为帝国主义入侵的据点，阶级矛盾更加格外凸显尖锐。

当时，对帝国主义“仇教”的态度占据着上风，其中也包括地主阶级等一部分官员在内，作为山东巡抚的毓贤则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作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典型代表，带着某种矛盾的心态，步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了其作为封建官吏的代表人物行为上在进程中矛盾而变化的行为模式，这种变化，更深深的影响这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态势。

一、毓贤简介及在义和团初期其围剿的政策

毓贤（？—1901年）字佐臣，监生出身。清末汉军正黄旗人。毓贤的主要活动是在光绪年间进行的。光绪五年，毓贤由选用同知报捐知府，光绪十五年，委署山东曹州知府，鲁南曹州府属一带，向来是经常发生人民反抗斗争的地方，“曹故多盗，毓贤抵任后，不分良莠，岁余共杀两千余人。”［1］光绪十七年由巡抚张曜奏荐得以实授，并盛赞其“讲求吏治，整顿捕务，署任两年，民怀吏畏”的政绩，［2］随后授山东兖沂曹济道。“光绪二十二年，补山东按察使。九月来京陛见。十月巡抚李秉衡以节交霜降，黄河各工俱庆安澜，追陈毓贤在兖沂曹济道任内出力，得旨交部优叙。二十四年巡抚张汝梅以毓贤志趣正大，果毅性成，奏署山东布政使，八月调湖南布政使，十一月署江宁将军。„旋授山东巡抚。”［3］

特别提出的是，毓贤本是所谓的“果于杀戮捕务”的屠夫，［4］在毓贤任职山东按察使的光绪二十二年，他坚决执行朝廷的旨意，积极镇压大刀会的反抗组织活动，命令“将首要各犯捉获就地正法，余令归家，不准再习，限一月内各向各官具结报明，否则大兵压境，按户搜查，如一查出，即与首犯同罪”，［5］残忍无情，并杀害了会首刘士端等。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山东巨野教案发生，毓贤以“善治盗，不惮斩戮”［6］取得了朝廷的赏识和信任，成为了他得以晋升山东巡抚的重要原因。这一阶段时期的毓贤不遗余力的镇压着山东义和拳的反洋教组织斗争，与义和拳民不共戴天。

二、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具体变化过程

随着义和拳运动规模的不断高涨，毓贤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对拳民的态度时剿时抚，暴露了他对义和拳态度，极度缺乏着稳定性。可以说毓贤的行为是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的，他是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代言人，他对义和团并不是完全丧失人性的屠害，而是利用他的封建思想这把尺度在丈量着其范畴。他不会允许任何一种僭越封建统治的组织凌驾于皇权之上，并对其发起挑战。但又对义和拳这种深受洋教侵害的百姓有些同情。他虽对“抗官拒捕，伤毙勇丁”［7］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于清水、心诚加以迫害镇压，其中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率众起事，造成了抗击官兵的事实，不加以处置，不利于他在山东范围的统治，也无法向清政府做出有力的交代。但同时毓贤又如实的奏报了他们“向习拳棒，均未为匪”。朱红灯系“因平民屡被教民遇害事科罚不平”，［8］故起意纠众“滋闹”。这与蒋楷等人目之为“邪教”主张一味镇压义和团的态度是不同的。

可以说毓贤是清政府思想政策的发言人，是封建统治的忠实奴才，他的某些行为与清朝统治者存在着密切可观的联系。当义和团组织的锋芒刺痛了清政府的权力底线时，毓贤便会毫无顾忌的愤然起身，把刺枪对准他们，加以残酷镇压。他对义和团态度的两重性，即是清政府态度的两重性，仇视洋教势力，害怕洋教势力侵犯到他们封建统治阶层的权力范围，同时又时刻敌视着劳动人民大众，与人民处于对立的阶级立场上，从根本上害怕人民的反抗会危机封建统治的自身利益，所以随时遏制他们随时爆发而起的反清朝统治范围的运动。毓贤对义和团所执行的态度不是单纯的一味的剿杀，也不是心平气和的去招抚，而是一种“剿抚兼施”的统治态度。他曾在递交张汝梅的禀报中，一面宣称“并无大刀会滋扰情事”，［9］一面强烈指责德国公使及外国传教士，说他们“偏袒”不法教民，致使许多入教者“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10］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之位，此时正是戊戌变法后西太后慈禧鼓励各地兴办保甲团练之际，而此时的山东义和拳又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所以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形式上可谓是公开承认了义和团，他将“团”与“匪”区分开来，他公开宣称：“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11］同时义和团组织对洋教势力丝毫没有屈服，反而加大了与洋教势力斗争到底的热情。列强对毓贤的态度不满，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毓贤回京陛见。毓贤一面申称：“闹教生事”的“固难保无被诱之拳民，然亦有拳民绝不与闻者，固不能概诬拳民以闹教之名也，”［12］委婉地为其招抚拳民政策辩护；一面进而提出：“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限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13］隐约可以看出毓贤表达了希望可以利用义和拳对抗洋人的思想。毓贤在回京之后与朝中实权派人物宣讲拳民忠勇可用之处，并且得到了端郡、载勋、刚毅等的支持。随后毓贤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出任山西巡抚。

三、毓贤对洋教的痛恨及举措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有了更加强烈的危机感，使得光绪二十六年四月，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八国组成了侵华联军，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的利益被这帮中国军民所剿杀，借口保护教堂和教民，纷纷进入使馆区，并短时间内陆续增兵，以此扩大侵华的规模。五月二十日，慈禧召见群臣，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有人讲伪造的一份“勒

令慈禧归政光绪”的洋人照会送达大学士荣禄，荣禄于次日呈交慈禧，作为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慈禧是不会向任何他损伤自己清朝统治最终大权的势力妥协的，“今日开衅在彼，国亡在目前，若意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豫乎？”［14］这一行动激化了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矛盾，使慈禧确立了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思想。同时慈禧的态度更加膨胀了毓贤对洋教势力的行动野心，这就坚定了他放纵义和团和“杀洋灭教”的思想及行为，使得毓贤更加迎合慈禧的心意去行事。他宣称“晋中洋教，得净绝根除”，［15］表达了要“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的决心。［16］

在山西巡抚任职期间，他首先对义和团抵抗侵略的行为给予表扬，并号召山西各地建立义和团，将义和团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照得义和拳民，本系激于义愤，矢厥公忠，甘为国家效命杀敌。前在京畿津沽一带，努力助战，每遇临阵，皆系该拳民等奋勇前驱，屡获战胜，成效昭然，是以迭次钦奉上谕，发币给赏，钦派王大臣统带，并饬各直省督抚，招集成团，以御外侮。本部院遵旨招募，编入队伍，给以口粮，特涉员弁管带”。［17］毓贤自称是义和团的大首领，又隆重接见了从榆次来省城的义和团首领大师兄姜晋华，“大师兄出入抚署，无敢阻之者”。［18］同时毓贤也采取了“杀教”的行动。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报中写到：“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19］六月十八日。毓贤派巡捕率领兵丁，会同省城义和团，包围太原头道巷，二道巷的李家、樊家两院，杀死天主教中国教徒李泽华等78人。

四、对毓贤对义和团运动的综合评价

可以说毓贤支持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动因是洋教势力的渗透对毓贤作为封建官绅在权力上的僭越。这种外来的“异端”势力对毓贤构成了挑战。众多的中国教民冲着给予他们希望的教会寻求希望与寄托，而教民的管辖权则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可以说洋教势力是完全脱离于封建王朝的一种异己文明，他们的存在对保守封建思想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天敌，在对抗外来殖民势力的战线上，毓贤便选择了与义和团运动组织站在同一个壁垒里。

毓贤对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爱国心的，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对于当时条件下的中国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统治阶级表现了不同的态度，而封建官僚尾随着这种态度的变化，他的立场是处于清政府和百姓之间的，他既是清政府对外行使权力的直接授予者，又是桁架于普通百姓的父母官，他的面前可以直生生的看到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他的感官随时可以感受到百姓面对洋教迫害所遭遇的一切。他不愿意看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践踏，不法横行，尽管他的思想受的是封建正统与妄自尊大的传统束缚，但是民族的自尊心依然能够表现出来。这种民族自尊心与普通的百姓不同，却客观上却符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总体目标的。

毓贤从自身行为上纵容过义和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注定了在反复无常以自身利益为重的清政府对待毓贤同样是以利益为前提的。使得毓贤在帝国主义大肆入侵后，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毓贤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围剿到招抚再到支持，既是取决于自身前途利益的发展点，又是取决于西太后慈禧当权者反复无常的需要。在态度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是非观，始终处于一个或左或右，摇摆不定的立场位置。这也肯定了毓贤在义和团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注定是悲剧的。

注释：

［1］日本佐源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中国史学会编.第一册.第262页.［2］［3］［4］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11.01.卷62.［5］山东近代史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02.01第一版.第3分册.第184页.［6］清史稿.毓贤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08.01.卷465.第12757页.［8］［9］［10］［12］［13］义和团档案资料.中华书局.1990.07.01.41页.第13页.第40页.［11］金梁：四朝轶闻.复东印刷局.1936.09.01.第23页.［15］［16］（清）许指严：十叶野闻.中华书局.2007.04.01.［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专刊.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记事.上海出版社.2000.06.01.［18］罗敦曧：拳变馀闻.中华书局.2009.01.01.［19］义和团

（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02.01.第501—502页.参考文献

［1］山东近现代史料，第3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一版。

［2］李文海：义和团运动史实要录，齐鲁书社1986第一版。

［3］卞修跃：义和团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4］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著：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5］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