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义和团的方法_正确认识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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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义和团的方法——兼浅议袁伟时先生论现代化与教科书问题

义和团运动到底是一场壮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还是盲目排外的悲歌，这个问题并不是二选一的简单选择题，但很不幸，这个问题却很容易从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1967年5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通过批判以义和团为对象的电影，来展开对刘少奇的批判，开始了将义和团视为大众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运动的最高峰的宣传。[1]当*结束，李侃等几位先生又开始批判戚本禹。在1979年第2期《历史与教学》，李侃先生发表了《义和团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文章，目的是为了肃清余毒，但并未完全否定戚文某些论调。[2]到了1980年1月，《历史研究》发表了汪致中先生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强调了义和团的迷信性、对清朝的从属性和盲目的排外性、否定了它的反封建性，甚至对反帝国主义的效果也提出了疑问，本土历史学界对其文章多持否定态度。尔后我国的历史学界对此问题有不断深入的挖掘，在具体事件过程乃至于历史细节上都有创新，评价上基本都将其视为“爱国反帝的群众运动”，但不排除其“盲目排外”。[3]最近几年海外汉学的大规模引入，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历史认识。

海外汉学家柯文先生，在其书《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开篇言道：

“哲学家写了大量理论文章评论历史学家的工作。„„关于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我刚开始研究历史时的看法与现在的看法大不相同。我以前一直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系列真实的史料。我还以为，历史学家的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但是，关于解释历史的过程和牵涉的种种问题，我现在的看法比以前复杂得多。我现在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4]

义和团的相关问题，充满了神话和迷雾，但这更加突显历史学家工作的重要性。不如让我们先看看，1900年晚春出现于北京、天津及直隶和满洲许多地方的一张义和团揭贴：

“庆王爷于四月初九日（5月7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

玉皇大帝点化他，改天主，归大清正道：你既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如此不该，悔之晚矣。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与大清黎民，大街小街任伊自便。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不久刀兵就动„„玉皇大帝发慈悲之心，救世扶民，先行通知：由四月十八日（5月16日）起，莫坐火车贪快，惟恐死在铁轨之中；至于五月十八日（6月14日），切嘱尔曹，届期千万不可安坐火车耳。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难。倘若见而不传，必有大祸临身。梦毕醒录之以救世。”[5]

这个揭贴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于袁伟时先生，可能会得出义和团与封建会道门组织同出一辙，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祸国殃民，教科书中万不可宣扬。对于民族主义者，则可能视义和团为爱国主义的代表，反抗侵略的先锋。但柯文先生却可以从中看出，旱灾与义和团兴起的关系，同时辅以其他材料，引出一问，“义和团的动机：是反对帝国主义、排外还是对旱灾的担忧？”

关于作为原因解释之一的“帝国主义”，柯文先生作了如下的回答：

“我并不否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是激发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然而，它仅仅是众多原因之一，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它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此外，对代表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教民、铁路、电报和外国军队等人和物质采

用的行动有可能是由许多动机促成的，并不仅仅是由‘爱国主义’或‘反帝思想’促成的。因而，把这个词汇强加于义和团运动，会带来过分简单化的失误，看不到义和团的动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换言之，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国人与洋人、亲外国的中国人和外国技术直接接触的机会从总体上来讲是增多了，但这些机会在华北的分布并不平衡。此外，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说它奇特，是因为有人认为义和团的行动是其反帝动机促成的），即帝国主义影响最大的那些地区往往并非义和团最活跃的地区。山东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山东境内，外国的经济活动最兴盛的地区（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显然没有义和团的影子，还有将近一半的传教地区也没有闹义和团。对山东和直隶南部地区的情况进行研究的马克·埃尔文发现，‘义和团运动与人们认为引发这场运动的宗教因素及外国侵略因素’之间实际上并无太大关系，这使他感到惊讶，进而认为用这些因素来解释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不足以令人信服’。”[6]

柯文先生认为义和团得到普遍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对饥荒的忧虑情绪：

“从担心和仇恨外来者的方面来说，中国一直存在着排外主义的潜流，但是，只有在外部环境发生动荡，某个社区或地区的力量均衡状态被打破，这股潜流才能活跃起来。„„虽然具体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干旱是整个华北平原共有的一个因素。我认为，正是这个因素造成了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民众对该运动的普遍支持。„„另一方面，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人们对饥荒的忧虑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困惑和恐惧情绪极为普遍。此外，如同在其他农业社会里常见的情况一样，干旱造成茫然无措、忧虑绝望和越来越严重的食品匮乏——用南希·舍佩尔—休斯引人注目的话来说，是‘饥饿性狂燥症’——使得中国人倾向于接受极端的解释和采取极端的行动。在中国，1900年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份，人们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杀身之祸。社会上不断出现群体性的歇斯底里，许多人显然愿意相信希奇古怪的宗教性宣传和法术，由此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具有背离正常行为模式的强烈愿望。”[7]

这一论调显然与我们历史学界给出的定论不同。那么，为何认识义和团会如此差别？

“把历史上的义和团与被神话化的义和团剥离开来并非一件容易事。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抛弃文化大革命时期赤裸裸地美化义和团的做法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给义和团贴上‘迷信’标签和20世纪20年代给予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美誉是不容易被丢弃的。这两种倾向分别来源于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责任感的两种理念：一种是无条件相信科学和理性的唯科学主义，另一种理念则极为重视国家主权和破坏国家主权的任何征服力量（首先是帝国主义）。在这些不可抗拒的潮流的限制下，中国的许多历史学家根本不把描述义和团为‘迷信’或‘反帝爱国’的行为看做制造神话的行为，而是看做准确解读历史的行为，‘迷信’说指出了义和团运动最大的缺点，‘反帝爱国’说则揭示了该运动的巨大力量。”

问题根源于国人长期以来对西方的认识。西方在近代史中扮演了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角色，简而言之，他们的富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他们的蛮横给我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关于帝国主义的叙述，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的序言里，精辟地指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外部的入侵日益被民族主义者称为“帝国主义”，而内部积弱的根源则被称为“封建主义”。正是这两种主义，在我国近代史解读中几乎占据了绝对的地位，主导了我们对近代历史的认识。但他也同意“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8]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柯文先生另一力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对“帝

国主义”有更深刻的探讨。

“我个人认为如果从超历史的角度把帝国主义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它确实是一种神话。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他看成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几种力量之一，我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现实的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解释能力。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是精确地——要比过去精确得多地——界说与帝国主义有关的具体情景，然后指出它是如何和这些情景相关的。”[9]

事实上，无论是过去的西方汉学界，到现在的著名西方汉学家，也没有完全否定“帝国主义”的解释力度，但能否把“帝国主义”不加区分地作为每一段具体历史事件的起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传教活动中不乏传教士包庇教民违反《大清律》的案例，商品交易活动中长期有洋人走私鸦片，列强乘教案强行划立租界、发动战争、索取高额赔款，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也给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是在某个具体事件上，单用“冲击—回应”、“帝国主义”等理论来解释，而忽略了某些具体事件的经历和过程，必然使得原来的历史图象残缺不全，对于历史的解释也容易被简单化和口号化。

不幸的是，袁伟时先生在此问题上则走过了头。他试图在义和团运动的分析中，摆脱“爱国反帝说”，但可惜并未能提出更为深刻的理论，却以简单的“蒙昧迷信”、“盲目排外”作为替代品，结果产生的副作用就是把义和团妖魔化了。[10]于是，在解释破坏铁路、拔电线的问题上，袁伟时先生就出现了偏离史实上的失误，简单地以论代史了。[11]问题的根源，是袁伟时先生将其对现代化的简单认识，未加深入思考而套入史评之中。[12]作为一个本土的学者，令人感到痛心和惋惜的是，他并未能深入当时义和团运动成员参与者所处的历史环境，思其所思，感其所感，真正实现“在中国发现历史”，而简单地将其活动斥之为“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13]

让我们再来看看柯文先生就国外现代化理论变化的叙述：

“在 50 年代，美国学者开始谈到现代化理论时，他们把很多的社会现象包括在内，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经济方面是工业，在社会方面是平等，机会自由。而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尽管有的先走，有的后走，但所有的国家都最终要走到现代化这条路上。到 70、80 年代，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太简单，现代化并不一定包括民主化，也并不一定包括其他的各种各类的社会现象，而且现代化这个观念，也可以只指社会的一方面，一部分，并不一定是全盘的，一个国家可以有一个很现代化的军队，但却有很多的老百姓还是文盲，所以在教育方面没有受到的现代化，而在军事方面却受到现代化的影响。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是世界上最具现代性的国家，但是在美国社会、文化中，有很多现象像宗教方面，并不一定都包括现代的看法，或是现代的现实，总的来说，一个现代的国家，并不一定没有传统的现象。”[14]

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并未打算就这个问题深入细致的分析。就袁伟时文章中提到的马克思·韦伯而言，我们知道韦伯既不是汉学家，他也不懂中文，他对中国的了解及知识都是透过第二手的资料得来的，其中有许多不正确甚至极为错误的地方，他的论断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们不应忘记他提问题的方法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因此，不加批判地吸收他的理论，加入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必然会产生偏差。[15]并且伴随现代化而来的一系列概念和定义，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现代社会的主体构成及其经济基础。如果我们忽略了义和团运动的成员是农民，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是生存条件如此恶劣的社会，我们责备他们不够现代化，缺乏现代性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同样不应该忘记的是，即使是在熟悉《国际法》、且

非常现代化的德国也发生过屠杀犹太人的事情，最现代化的美国也曾有对黑人的歧视和奴役，不久前澳大利亚也发生过白人将非白种人赶出沙滩的排外事件。归根到底，义和团所表露出来的排外主义并非本土文化所特有，也与现代化不现代化没太多关系。笔者个人不主张排外主义。

最后，涉及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教科书问题。的确，就教科书本身存在的问题，袁伟时先生把香港的教科书作比较，的确能够说明一些问题。[16]作为初级中学的教科书，在介绍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是欠缺全面的。在教学的时候，也只强调了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甚至连其“盲目排外”都不作要求。[17]在课程紧凑的初级中学历史教学似乎也只能如此。但正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老师在《〈圣婴断奶图〉的启事：告别教科书》一文中所说：

“因此，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就得告别教科书，就如圣婴到了发乳牙的时候就应‘断奶’。临别依依，说声‘再见吧妈妈’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强调的是‘告别’，不是‘抛弃’，更不是‘批判’教科书。换句话说，就是要自觉地摆脱教科书思维模式的影响。假如我们已经成长了，还遗留着吃奶时的习惯就不好了。”[18]

[1]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2] 李侃，《义和团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开篇即为义和团运动定性，“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它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

[3] 见廖中一主编，《义和团大辞典》，1995年，序言：“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以华北农民为主体，华北地区为中心，涉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它英勇无畏地反抗外国侵略者，又盲目排外，顽固守旧”；又见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9年5月，第288页：“义和团提出‘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他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并波及轮船、铁路、电线、机器、学堂、报馆、洋书、洋服，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盲目排外思想模糊了群众的斗争目标，给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带来了消极作用。”

[4] [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序言

[5] 程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第18页；转引自柯文，《历史三调》，第70-71页；庆王爷实际上不是基督徒，这里说他入了教，是要让他信誉扫地，因为他是负责处理对外事务的。

[6] 柯文，《历史三调》，第75、78页

[7] 柯文，《历史三调》，第79-80页

[8]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序言：“当中国运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它已被扩大了。回顾起来，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有增无已。它是毛主席思想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起就活动开了，这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型的帝国主义的兴起要早得多。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不但远溯到包括维多利亚早期商业扩张时代的战争和炮舰外交，它还把帝国主义概念扩大到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外国与中国的一切形式的接触，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例。由于西方国家经常的侵略扩张活动在历史记载中是一目了然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有理由作出这一广泛的结论，即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欧洲的侵略扩张和它后来的变种，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事实。”

[9]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5年4月，第155页

[10] 见袁伟时《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11] 国学网，economy.guoxue.com，“狼奶”争议资料辑存——《子乔：就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史实与袁伟时先生商榷》：其文章的第一部分引用程振江先生的研究成果，指出了袁伟时在史实方面的错误。

[12] 见袁伟时，《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颠峰。”

[13] 见袁伟时，《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14] 周武，李德英，戴东阳，《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上海社会科学院网站，这里的所说的“50年代”应为20世纪50年代，下同。

[15] 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7月，第122-145页

[16] 这里是指同意香港教科书中较为全面的叙述，而非同意袁伟时妖魔化义和团的历史形象。

[17]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教师教学用书〈历史第三册〉》第15课、义和团运动： 教学目的、一、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义和团的组织形式、活动地区。平原大捷的时间、地点，领导人。义和团为什么提出“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事迹。中外反动势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八国联军的暴行。《辛丑条约》签订的时间、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二、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1.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是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掠夺空前残暴和野蛮的殖民战争，中国人民不会忘记1900 年的国耻与国难。2.义和团与爱国清军的坚决反抗，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要求一共两点）

[18]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