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准则》第二章讲义_廉政准则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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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廉政准则》，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作出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讲话后，印发的第一个廉政建设制度文件。因此，学习和贯彻《廉政准则》，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学习任务之一。今天，我就《廉政准则》第二章“实施与监督”部分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中心，谈点四点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领导干部要做遵守《廉政准则》的模范。新的《廉政准则》是在1997年试行文件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二者对比，第一章，廉洁从政行为规范由原来的6个禁止、30个不准，扩充为8个禁止、52个不准，《廉政准则》有针对性地修改、增加了很多操作性强的新内容，体现了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制度要求，也标志着反腐败工作更加坚定地走制度化道路。但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制定一份好文件容易，把文件落到实处更不容易。从历史看，我们党制定的反腐倡廉制度规定之多、出台之密集，在国际上是少有的，但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原因很复杂，但长期存在的重制定、轻执行的现象无疑是重要原因。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要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解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与监督缺位的现象，是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从加强制度执行力这个新视角、新要求来认识与理解《廉政准则》，就会发现对第二章“实施与监督”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尽管它文字不多，新提法也不多，但却是第一章所有规范要求能否实现的关键，我们越是一条一条地细细品味、琢磨每一个“禁止”、“不准”的内涵，就越感到这一章的份量之重、难度之大、标准之高，因此，深刻理解其丰厚内涵，是贯彻执行《廉政准则》的关键。《廉政准则》第二章从第九到第十四条一共有6条，第九条要求：《廉政准则》的贯彻实施，由各级党委党组负责，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廉政准则》，同时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贯彻实施。怎么贯彻实施，首先要做到总书记在五次全会上提出的“五个切实”，即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督促领导干部做表率，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廉政准则》说的主要负责同志，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把手”，这些同志是班子的牵头人，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一把手”能否身体力行，对《廉政准则》实施成效关系甚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关键在公私分明。“8个禁止”也好，“52个不准”也好，追根溯源，都是要防止私欲过界，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不正当的个人欲望、个人利益、个人感情。应该说，对于有较高思想水平的领导，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即使没有这些禁止、不准的规定，一般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违反廉政法规，绝大多数都是不因为不知法不、懂法，而是因为私欲膨胀，或经不住诱惑，而明知故犯。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单独受贿177万元，又伙同其儿媳共同受贿500多万元，还和一个有夫之妇的女人鬼混。案发后却在法庭上痛哭说：“原来，我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以为什么都懂，但通过这次法庭审理，我才发现，我其实是个法盲，我现在非常懊悔！”说他自己是法盲，大概他本人也不会真信。他不是法盲，而是胆大妄法，不是不知道，而是压根不在乎，认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根本没纪律和法规可以约束他。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频发，是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的。首先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30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一个人数众多的富裕阶层出现。有统计说，北京市不包括本人住房在内拥有1000万元财产的，有15万人；而在全国不包括不动产拥有1000万元以上、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人已经超过了50万元人，他们不仅和一般公职人员、而且和靠正当收入和积蓄生活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在很多大中城市，还形成了专为他们服务的高档社区、会员制的交际和消费场所，以及子女受教育的贵族学校，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已经成为社会上一个颇有示范力、诱惑力的部分。其中一些不法的私人富豪，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资源，获取优势，就努力实现资本和权力的结合，高价收买掌握权力的重要领导干部就成为最主要的经营手段之一，而且有的人出手之大，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从赠送豪宅、股权，直到美女，行贿花样也在不断翻新。在如此猛烈的糖弹攻击下，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例如，作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市，中层干部的月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但原市长徐国元6年的违法所得高达3200万元，其中90%来自私人老板。而广东的黄光裕案，牵出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等数名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更是前所未有的。当前，我国党政领导干部的部分，都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多数政治成熟、作风过硬，知识结构化是各项事业的中坚，但也有一些少年得志的领导干部，在抢抓机遇、创新思路上，不可否认是能人，但对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缺乏亲身感受，对党的历史和思想理论也缺乏系统学习，成长环境或受到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的污染，以自我为中心，和利益交换的意识比较浓厚，有的对社会主义还能否在中国坚持下去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将来必然是老板的天下，迫不及待地想赶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末班车，他们或违反规定，干预或插手市场经济，或者搞“一家两制”，利用权益为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等。还有的领导干部把纵欲享乐视为享受人生，从羡慕、效仿低素质富豪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开始，到通过违纪性的公款高消费作为补偿，通过以权谋私来达到心理平衡，直至在一些坏人的诱惑下失足，这是带有某种共同性的发展轨迹。去年，广州市纪委书记
曾批露：2008年，该市违纪违法原222名各级领导干部中，31岁到45岁的竟占了48.2%,不能不说是一个警钟。还有，随着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还依然在加大，领导干部中为获取个人好处而追求权力和职位的人在增多，“潜规则”也应运而生。“潜规则”说起来很神秘，其实无外乎一个侵入、两个崇拜。一个侵入，就是市场原则非市场领域，把不是商品的东西也商品化了。最典型的买官卖官，还有权色交易等。两个崇拜，就是权力崇拜和关系崇拜。前者主要表现为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后者表现为在歪风邪气面前担心恶化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怕得罪人到随波逐流，这样，不仅会使上下级关系、人和人关系„„，也使党纪政纪的正常化失效，从而滋生大量的违纪行为。因此，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廉政准则》必须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也就是胡锦涛同志所说的，要坚持把实现个人的追求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人民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共产党人利益观的核心。有位省委书记讲得很好，他说，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但从不否认正当合理的个人利益，从本质上讲，名，就是追求社会的承认，利，追求个人的身份条件，物质利益是人的正常需求，谁都要有收入，有住房，因此，追求名利是每一个人的正常愿望，关键是要正确地对待，问题在于一些干部把名利看得太重，做一点事就希望得到回报，刚提拔就琢磨着再上一个台阶，这就造成两个后果，一个是求名心切必 作为，为了升迁就会虚报工作业绩，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另一个就是求利心重必趋邪，作为公职人员，你的职务再高，你也是有限的固定工资，在固定工资之外还想弄钱，你肯定只能走歪门邪道，反之，作为领导干部如果能够认识到尽管自己的收入不是很高，但与一般群众，包括初步富裕起来阶层比也不算低，这还不包括自己已经获得的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令人羡慕的物质待遇，这些是金钱买不来的，尽管自己的升迁不是很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 有机会获得自己的已经拥有的可以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平台。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党和人民就是我们的知己者，我们要不辜负这种信任和厚爱，而一个树立了高层次精神需求的领导干部，就会远离那些苟苟且且的诡计活动，这是领导干部能够自觉模范遵守《廉政准则》的根本。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廉政准则》，还要解决“为情所困”的问题，这个“情”，首先是亲情，亲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讲亲情是人之常情，但领导干部不是一般人，掌握重要的公共权力，有的配偶、子女和亲属便把他当作依靠，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一些领导干部也很容易被感情融化而做出违反原则，甚至违纪的事，有的甚至不惜以身试法，最终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而领导干部被友情、乡情、人情的困扰，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多，特别在官本位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的情况下，个人崇拜已被权力崇拜所代替。一个领导干部职位越高，权力越大，所谓的人脉关系也就越广，向他请托的人也越多。人情不象金钱糖弹那样令人执拗，容易引起警觉，但所请托的都是按正常途径办不了的事，其实是以各种方式逼着你违反原则、规定，给他开绿灯，就会说你不够意思、不讲感情，官升脾气长，把老战友、老同学、老熟人、家乡人都忘了，因此，领导干部应对方方面面的压力。亲情需要眷顾，友情需要联络，同事之间需要沟通，上下级关系需要顾及。遇到招考招标一类事，更是“条子”一大堆，电话、来访应接不暇，而且是关系越复杂处理起来越难。很多行为可能是在不自觉或者没办法中无奈而为，但在无数不得不为的小事的背后，就是党风和党群关系的严重破坏。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领导干部过好亲情关有时比金钱关还难。毛主席曾把处理亲情的办法规定为三原则：第一个是念亲，不为亲徇私；第二个是念旧，不为旧谋利；第三是济亲不为亲撑腰。这里关键就是处理好人情和党性的关系，不能为顾及人情而违反党纪，而《廉政准则》的52个不准，让领导干部在处理关系中多了道防火墙，也是对干部的爱护。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廉政准则》，还必须克服特权观念，人是落实制度的主体，因此，规章制度的权威性来自人人平等的公正性，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而《廉政准则》是制约、监督权力的，领导干部更要做表率。现在，有些领导干部的纪律意识淡薄，尽管本人就是某项地主廉政法规的制定者，同时也不断地由自己创造例外，从大环境讲，我们必须承认还存在这种事实制度，法律法规本来应该至高无上，但实际程序中倒了过来。领导的批示、意见要高于法律法规，照“长”办事压过了照章办事，使法规的严肃性受到了破坏。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看，也是如此。虽然他们犯罪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教训就是渺视制度法规，认为这些是对下级的、甚至进行党内法纪法规考试的时候，他们对一般干部是一丝不苟地要求，轮到自己却以工作忙而由秘书代劳，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法纪约束，只要处处畅通的权力。结果，他们恰恰因为无法无天而陷入法网。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要着力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在自觉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切实做到行动先于一般干部，标准高于一般干部，要求严于一般干部，而且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
二、围绕《廉政准则》推进制度创新
《廉政准则》除了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外，重点放在抓贯彻实施上，而52个不准所针对的，既包括明显触犯刑律的腐败犯罪活动，但更多的是大量存在的有一定普遍性、顽固性的不正之风问题，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解除不正之风问题丝毫不比惩治腐败更容易。第一，因为不正之风有普遍性，想扭转就非常不容易。第二，因为不正之风有顽固性，要根治，困难就更大。所以，对《廉政准则》的颁布，国人外舆论普遍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也有很大的期待，因为管住了这52个不准，就意味着党风政风的重大转变。老百姓就满意了。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不走常规的办法，就必须走制度上的大胆创新，包括廉政教育制度的创新。所以在《廉政准则》的第十条，专门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的教育，将《廉政准则》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第一，必须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纪律红线教育。从内容上看，《廉政准则》管得似乎很多，都是小事，如公务活动中，提供或接受超标准的接待，或者超标准报销招待费、差旅费等，都有相当的普遍性，还有的，尽管已经三令五申的现象，但至今仍然普遍存在。例如，违规兴建培训中心，装修办公楼，超面积使用办公用房，违规配备、装饰小汽车，收受现金、有价证券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的有客观原因。规定的一些标准，如接待标准、报销标准等，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实际。这是客观的原因。那主观原因呢？就是存在的相互攀比、追求奢华的心理，还有就是咱们中国人盛行的婚丧嫁娶等收受红包这种人情往来，也成一些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收受现金和有价证券的重要机会。我们不能不看到，特别现在购物卡消费已经成为大型商场、超市年节期间的重要收入，有的甚至占到销售额的20%以上。这些摆在桌面上的腐败，具体到某个人某个单位似乎都不突出，只是讲究了一点铺张一点，多花了一点钱，多动了些人，但群众就从这些看似小节的事来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把它汇聚起来，那就会严重影响和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是《廉政准则》“总则”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因此，《廉政准则》专门设了两条从十一个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日常作风中比较普遍的具体说问题做出的禁止性规定。同样，作为领导干部，要坚持从小处防起，搞一次特殊，就丢掉一份威信；破一次规矩，就会留下一个污点；谋一次私利，就会失去一片民心。因此，我们可以说，小处不小。如果领导干部习惯于小恩小惠，热衷于吃吃喝喝，放纵于声色犬马，就会在道德情操上打开缺口，在廉洁自律上迷失方向。党风问题的威胁，就在于它不象违法犯罪那样劣迹昭彰。但正就是这些看起来无伤大雅小腐败，已经埋下了大腐败的隐患。从一些被查处的领导干部看，从违纪开始的，他们自以为深谙“潜规则”可以小心地游离在灰色地带而不越界。结果，他们是从接受现金、有价证券等一点一滴地突破禁令开始，最终坠入了腐败的深渊。从国际上看，很多发达国家早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确保官员廉洁从政的制度体系。比如，有些发达国家的颁布了政府道德法、政府雇员廉政行为准则等，对于礼品、利益冲突、滥用职权、职务之外活动等，都做了相当详细的规定。礼品规定多少钱以上就必须上交，而且，一旦违反，处罚后果也相当严厉。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某个国家的内阁大臣因为在公款外出的时候，顺便去了旅游地，或者是为亲属办事打了招呼，结果被媒体曝出来了，而被迫引咎辞职。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要使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领导干部也要把8个禁止视为8个雷区，把52 个不准看作52条红线，把坚守准则作为不迈违规违纪的第一步，不犯廉洁从政的第一错，当作自己从政的底线。
第二，必须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社交界限”教育。什么叫“社交界限”？领导干部有很多社交活动，包括交朋友。慎交友，这是保持清正廉洁、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重要一环。因为交友不慎，往往是走上腐败的催化剂。因为你有权，你是领导干部，很多人都围绕在你身边，通过各种渠道、各种理由同你联系上来，你自己处理不好，就要出问题。从查办的很多腐败案件和领导干部收受现金和有价证券案件看，不少领导干部就是没有把握好交友的界限，被一些所谓的朋友以金钱、美色为诱惑一步一步地拉入了非法的利益之中，最后，欲摆不能，任人摆布。所以我们说，领导干部一定要把人际交往作为一件大事来看待。做到交友有选择，有尺度。正如古人云：“君子先选择而后交友则少忧，小人先交友而后选择则多怨。”交友要坚持以德为要，以兴为基，坚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绝不能只讲关系不讲原则，只讲义气不讲是非，更不能把朋友间的感情关系异化为庸俗的金钱利益关系。要切实做到，友情里面有原则，交往当中讲政治，朋友之间共勉励。
第三，制度创新要和廉政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败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宣传贯彻《廉政准则》的重要一环。廉政文化建设既要造声势、聚人气，又要不断地向精细化发展，要帮助干部认清什么人能交，什么人不能交，什么地方能去，什么地方不能去，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是领导干部不因金钱而驻足，不因美色而沉沦，不因名利而浮躁，最终做到不凌驾组织决策，不超越法纪办事，不违反规定用权，特别是对大批新进的年轻领导干部，既要进行警示教育，又要加强事业心、责任心、进取心、人生价值教育，要调动干部的高层次需求来抑制低层次需求的诱惑，包括我们宣传先进廉洁的模范。宣传模范也要创新，如果我们宣传的模范都是深居陋室，看黑白电视，为了资助孤寡老人，自己新衣服也舍不得买一件，这样的同志，人格的确很伟大，但是，如果我们把廉政榜样拔高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就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廉洁的干部，同样爱美、爱生活，他们的经济条件也在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善。他们和不廉洁的根本区别就主要在于他们坚定的职业操守，有很强的纪律观念。还有，对于公务消费，勤俭节约的要求，既要讲继承优良传统，又要把它作为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倡导。现在就存在这么一种现象，一方面，很多群众对领导干部公款大吃大喝非常不满，而另一方面，很多领导干部对送往迎来的频繁宴请也苦不堪言，“三高”人群在领导干部中急剧增加，也说明了移风易俗、简化接待的必要性。我们要让干部感到遵守《廉政准则》的要求，既避免了无端浪费，又受群众欢迎，也对自身有益，这样的宣传，比一般意义的政治说教更容易入脑入心。还有，从本质上讲，制度和文化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廉政文化建设要推动制度建设。如有的地方搞了公车改革，但对公车改革的宣传，我觉得主要不在于，节省了多少开支，而在于它拉近了群众和领导的距离，它是强化公仆意识的重要一步。随着经济发展和党政干部收入的增加，我们要进一步推进职务消费的货币化和福利消费的市场化，要逐步减少领导干部身份性消费的范围。什么叫“身份性消费”？只有他这样的领导、他这样的级别、职务才能消费，就叫“身份性消费”，只有减少“身份性消费”范围，才能不断消除特权意识。我们加大对公共管理者的监督和问责力度，使从政的风险收益和其他的职业平衡。我们要看到，社会文明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能为每个人的自我发展、价值实现提供更多的渠道，促使官本位意识的淡化，这个进程也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应当成为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当然，在新的历史时期，反腐败仅着眼于查处案件和强调教育自律，还远远不够。很多高层腐败分子在被揭露前，不乏精彩的廉政语录，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体制上和机制上找原因。对于理论水平比较高，世界观也比较定型的领导干部来说，廉政教育固然必不可少，但不能立足于通过教育使他不想腐败上，而必须立足于通过缜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使之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上。制度建设要管长远，管长远、治根本，无疑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而围绕《廉政准则》推进制度创新则是当前最重要的制度建设任务。
第四，制度建设必须推进改革开放健康发展。我们当前腐败的一个主要特征仍然是转型期腐败。它的产生有三个条件，（一）我们是按照先改革后规范的道路所前进，改革发展的不同步、不配套，难免不产生大量的管理和制度漏洞。
（二）是人们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化，导致了一些人心态失衡，行为失范，也包括部分领导干部。
（三）是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权力过多地介入市场。当腐败机会、腐败动机、公共权力这三者产生腐败的要素同时存在而制约腐败的因素大小写没有完全到位时，腐败多发、高发就在所难免。上世纪末，很多领导干部倒台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现在很多领导干部在新老交替的时候，也出现了买官卖官等组织腐败活动。每一个时期反腐倡廉的突出问题都和当时的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有关，特别是当有些改革单兵突进、配套改革滞后的时候，就可能引发大面积的腐败。当然，问题的暴露和我们的对问题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当一项改革出台和可能产生哪些以权谋私的机会、出现哪些失范行为，并非都不可预见。例如国有企业改制中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