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制化_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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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闻舆论监督法治化的思考

【摘 要】在新闻舆论监督日趋重要的今天，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一直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多多，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究竟应该怎样用法制去规范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本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分析和建议。做对新闻舆论监督现状的考察，引发了对新闻舆论监督法治化的几点思考。新闻舆论监督不仅需要保障舆论监督的权利，而且需要规范闻舆论监督权利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正常运行，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正面作用，尽可能减少其负面作用。

【关键词】舆论监督，问题，法治

所谓舆论就是公众的意见或言论，即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舆论的形成过程有两种途径，一种来源于公众不受外部影响自发形成，另一种来源于在特定群体有目的引导。社会舆论反映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局势的发展，在造成或转移社会风气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所谓监督，即“监察督促”，所以监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监察，监察的目的是发现问题；二是督促，督促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新闻舆论监督是针对对社会上某些个人或组织的违反法律、纪律、道德、民意等不良现象及行为，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进行曝光和揭露，抨击时弊、抑恶扬善，以达到对其进行制约的目的。新闻舆论监督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也是反腐斗争的重要手段。

一、当前新闻舆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当前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选择性监督

（二）记者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一份记者生存现状调查的结果显示，75.4%的记者在采访中曾遭受过辱骂、诋毁，甚至殴打，42.2%的人因舆论监督报道遭遇过打击报复。同时，暴力、恶意诉讼、地方保护、黑势力、官僚主义也在侵蚀着记者的权益和安全。致使许多记者害怕黑恶势力的报复，敢怒不敢言。

（三）新闻侵权官司时有发生

近几年来，在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中，以新闻记者或媒体为起诉对象的侵权案件呈上升趋势，相关的报道也频频出现。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媒体胜诉的比例很低。而且，就算胜诉，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力。

（四）批评性报道缺乏人文关怀

新闻记者在进行批评性报道时，要注意报道的“度”，不可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而不顾社会效果。要揭露，但不要渲染，要冷静面对热点、焦点、难点，不要过分渲染炒作。例如，在报道杀人案件时，不宜在细节上花过多篇幅，不应刊登血淋淋的图片等等。社会上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一般与大众的生活秩序、经济利益等密切相关，所以备受关注。作为民众代言人的新闻媒体当然不能回避这些“点”，但是也决不能盲目迎合大众猎奇心理，而要客观冷静，积极引导群众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思考

曾有人做过统计,电视观众特别是农民观众最爱看的节目是“焦点访谈”,而(南方周末》则被新闻界一些人士称为“办得最好的报纸”。为什么?因为它们显著增大了新闻监督的力度,伸张了正义,维护了社会公正。从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全社会都强烈地呼唤新闻监督,另一方面又提醒我们我国的司法监督、立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现在有部分上访群众不找政府、法院,而直接把情况反映到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在他们的心中,一个舆论监督部门甚至比法律更管用、更让人信任。这种情况在一个法治社会存在,应该说是很不正常的。法治的不健全是一方面,我们在这里不详谈;另一方面,奥论监督既然有这么大的社会效益,那么我们如何去让它走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如何在社会中正确定位呢?

(一)尽快制定和完善新闻方面的法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闻方面的法律,不仅要有禁止性规范,更要有明确的授权性规范,让新闻工作者准确把握自己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以后所要承担的责任。

舆论监督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舆论监督还在党的宣传纪律的框架下进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和纪律是媒体搞好舆论监督的依据和保障，脱离了这个轨道，就会触犯法律和党的纪律。我们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不是西方所谓的“社会公器”；我们提倡的“舆论监督”，不是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第四权力”；我们的新闻记者也不是西方所标榜的“无冕之王”。这不奇怪，这是社会制度不同、媒体职责不同和价值观不同使然。所以，我们在行使舆论监督时不能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一定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舆论监督方法来。当今的媒体人，一定要有很强的法制观念，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这不仅仅是因为党和各级政府对媒体监督的质量和效果要求提高了，还因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和水平提高了，在法制的环境下以其昏昏，监督昭昭，是不行的。有资料显示，近年来的新闻官司越来越多，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说与媒体人的法制观念淡薄无关。比如有的记者要去监督人家，人家送了几个金元宝就不监督了，有的记者在餐桌上听说一件事，不去认真调查核实，就随意报道，都是没有法制观念的表现。还有的记者为了监督司法机关秉公执法，在案件审理前就把案件情况报道出去，给办案人员和审理工作造成被动。还有的以所谓“新闻自由”干涉了别人的自由，用自己的监督权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和人权等。这样的监督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

(二)给舆论监督正确定位。我们的媒介虽以正面宜传为主,但民主监督权制又不允许我们实行“舆论一律”的政策。应该规定一些传媒宣传官方意图,也应该允许一些传媒宣传民间意愿,实行新闻宣传的多样化。这样既可听到一些善意的批评,也可及时地揭露坏人坏事,“发挥奥论监督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作为市场经济的中介,既要搞好信息传递,又要强化监督机制,保护好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从制度上对舆论监督放权。有的地方,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领导审阅批准,才能发表。这种规定和做法,不仅极大地阻碍了舆论监督功能的发挥,而且容易导致官官相护,层层包庇,不利于法治的开展。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把绝大部分批评稿件的审稿定稿权放开,由新闻单位自己掌握。新闻单位如果捏造或故意歪曲事实,要负法律责任。应该说,在依法治国的范畴里,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解决。我们的新闻工作担负着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艰巨任务。依法治国,新闻也要走向法制化。究竟如何让我们的舆论监督有一个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法律界限,如何去解决舆论法制化道路上的一些矛盾,我们不仅要加、法学理论上的研究,更要注重种种媒体在日常传播活动中的摸索。真正实现舆论法制化,仍有待我们法律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三）要准确监督。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更是舆论监督的命根子。现在媒体上有些监督报道，之所以引起被批评者的强烈不满，甚至于站不住脚，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对新闻事实的把握上有缺失。对于一件事情，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一下子弄明白。媒体工作者要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了解、去观察，透过现象和迷雾去分析事件的本质是什么，要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判断是非对错，要了解事件的全体，不要一叶障目，要用马列主义的火眼金睛去看清事物的全貌和真相。“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被假象和表象所迷惑。对所要监督的事件包括细节都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要尽可能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

舆论监督要讲究策略、讲究科学、讲究方法，方能达到监督的目的和效果。当今社会，焦点问题多，热点问题多，社会矛盾多，对于我们的媒体来说，不能

没有选择地见啥报啥，逮谁是谁。在监督的事件和对象选择上要注意策略。面对复杂问题要冷静地思考，认真分析研究问题的性质，是否带有普遍性，当下该问题政府是否有能力解决，是不是政府和老百姓共同关注的问题?一定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有选择地进行监督报道。面对热点问题，新闻媒体不能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甚至煽动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情绪。在监督的方法上，媒体要多报事实少议论，让事实说话，让当事人说话，记者少说话，或不说话，要相信现代人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给受众以充分的思考空间，让受众自己去甄别、去判断，监督的社会效果可能会更好些。如果媒体非要站出来说几句，也应越简洁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