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快乐收获_累并收获和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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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 快乐 收获

——支教自述

四川省双流县中学 陈剑泉

问题与收获同在，劳累与快乐共生。

我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已形成了严谨求实的态度，但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却习惯了情感的波澜起伏。

一、学习敢死队，失败引起的思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来到九龙县，休整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我与同伴胡昌涛、何能学、党寿光利用这个间隙初步了解了九龙县的地域地貌、人口分布、经济状况，我特别留心了九龙的教育发展情况，并多方与九龙中学的领导朱校长、苏主任接触，与“双九”县县对口支教老师交流。在此基础上，逐步酝酿了我支教生活中的第一桩“大事”，也是很幼稚的一件事。

最初，我在九龙中学，担任高二（2）班的语文教学。亲其师，信其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精心策划了我的第一堂课，让学生刮目相看。我热情洋溢地向学生传达以下信息：

1、我是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在全省范围内千挑万选的富民安康援州人才；

2、具有硕士学位，对中学生学习有专门研究，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教学方法十分有效；

3、我来自于国家级示范高中四川省双流县中学，07年全省理科状元、第三名和第十七名均在我校；

4、希望同学们珍惜与我相处的这一年时间，你们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我。正如我被富民安康启动仪式所躁动起来一样，我一下子就把学生学习情绪躁动起来了，我趁热打铁，立即组织了学习敢死队，敢死队的动员词、誓词和队规条例也很快落实了。

这个学习敢死队竟成了一个奇迹，在学生和家长中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学生的学习情绪空前高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首先是数学老师上的课，全班没有一个人听得懂，而数学老师既不愿把教学进度放慢，也不愿无偿地为学生补习基础知识。没有办法，我每天只得挤出两个小时无偿地为敢死队员补习数学基础知识，而我却是一位语文老师，这导致工作量十分沉重。

其次，学生的基础知识层次各不相同，为学生补课，我还必须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备不同的课，并把敢死队员分成两个不同层次的组，在不同的时间对他们进行补习。

再次，这种超负荷的工作，除了与我同来的胡昌涛老师在地理教学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外，却再找不到人与我分担。因为本地的教师本就认为自己的工作量就大了，而且工资待遇很低，再也不想额外地为学生补习，有一部分教师甚至认为我是一个大傻瓜。

不过当我看到学生的学习态度发生了改变，学生家长对我进行高度评价时，心里感到很欣慰。

班主任（是体育老师担任，据说他才能把这个班的学生管得住）说：“全班同学都希望我能够把他们教毕业，家长也强烈要求我留下来。”

同学们对我说：“陈队，我们考大学的希望就寄托在您的身上，一定要把我们教到毕业啊！”

一个学生家长说：“不知是我哪辈子积的德啊，竟让我的孩子遇到这样好的教师。”

„„

我想，我的努力不一定能够让学生都能升学，但至少能够让学生获得很大的进步，获得很多知识及做人的道理。

学习敢死队只坚持了一学期，尽管学校老师和社会各界对此也赞誉不少，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在暑假期间，我不断反思，分析其成败得失，得出了以下原因：

1、我无法动员九龙县中学的领导和老师加入到学习敢死队的活动中，我成了孤家寡人，唱独角戏。

2、我没有正确估计学生的基本素质。有的学生连小学分数运算都不会，连汉语的一些常见词语的意思都无法理解，也就是说常见生活阅读能力都没有，又怎么能教会他们人教版高二的教材。

3、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导致老师上课总有一部分学生关注不到。

4、学生长期养成的懒散习惯积重难返，加之所学的教材内容远远超出自己的最近发展区，望着树上的果子只能长叹一声，在学习中没有成就感，最终又在抽烟、酗酒中打发日子。

5、对学生的家庭背景了解不够充分，还不能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与学生之间沟通不够。一个经过我多次谈心，反反复复进出敢死队的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使我明白了学生心态被扭曲的过程。

尊敬的陈老师：

见信首言对不起，实在很抱歉。敬请原谅。

陈老师说句实话今天您对我讲的那些道理我懂，我能明白您的良苦用心，今天您问我的那些问题我也在思考，我也在寻求答案。但是陈老师，可能您还不明白，为什么您辛辛苦苦来我们这里支持教育事业为什么我们还不领情，还没有目标，还那么冷漠。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思想不同，各自的要求很平庸，（除个人外）最主要的还是当前的教育方式让本地方的人们很迷茫，感觉很无聊。说句实话可能您还要问我，为什么我的脾气那么的古怪，那么的刁钻，我只能说一句，那是从小的时候家庭的破碎、母亲的辛苦、外人的鄙视和社会的影响造成的。陈老师，您可以想下，谁不想自己的成绩好，谁不想让自己考上一个名牌学校，但是陈老师我的心中总是很不平衡，我恨别人在我面前炫耀，在我面前表现出比我强大，我很叛逆，小时候总幻想着长大，以为长大了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来弥补自己在童年时期所没得到的一切，可是还没长大，自己的内心又变了，只是想回到小时候，被妈妈抱在怀里，可是心里面的那些黑果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破样子。

小时候很想读书，不管母亲是否有钱都吵着母亲要上学。那时候母亲没有钱，那怎么办，我和弟弟就去捡垃圾，把捡来的垃圾换我自己的学费。那段日子中您知道吗？别人可以随便来欺负你，别人可以像对狗一样的态度来辱侮你，但你还不起手，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本钱来还手。每次被别人欺负后，回到家中不敢对母亲说，自己藏在家中的床底下哭，发誓要把这些人这些坏人全杀了，很想让他们死。有一次妈妈亲眼看到别人在欺负我和弟弟，把我和弟弟当作狗一样的来欺负，母亲就拉着那些人到他们的大人那里去说理。回到家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就坐在凳子上，但我知道妈妈受伤了，那些人在妈妈的面前说，一个男人也没得，自己又„„妈妈的表情让我看了，我当时就差一点拿起刀子去找那个人算帐去了，但我被弟弟拉住了„„

陈老师您对我们还不了解，有很多事您是猜不到的，可能当事情发生了，您都还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要说，您要到少数民族地方支教，除非你是心理医生。对不起，话多了„„

对不起，陈老师

学生：XXX 学习敢死队的失败，犹如我精心培育的树苗一下子干枯了，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度使我心灰意懒。见到九龙中学的老师和领导以及学生家长，也觉惭愧。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支教不仅仅是凭自己的热情唤醒学生学习内在需求这么简单，光有一股干劲是不够的，要想使支教卓有成效，还必须研究本地教师观念、管理制度、学生背景、民族风俗等一系列因素。

二、工作热情，遭遇环境的尴尬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学习敢死队问题不断的时候，我与胡昌涛老师开始思考提高本地教师素质和教育管理为目的的内涵支教问题，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双流县教育局关注，双流县教育局贾局长亲自挂帅，我与胡昌涛老师作为直接主研人员进入课题组，向成都市申报了《双流县对民族地区九龙县内涵支教策略研究》课题。还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九龙县中学得知我和胡老师熟悉教学科研，在向九龙县教育体育局请示后，经过九龙县委、政府的讨论，聘我为九龙中学副校长，主管教学科研，聘胡老师为办公室主任，负责办公室日常撰稿工作。

随着双流县教育局的支持，九龙县县委、政府、教育体育局和九龙中学领导的信任，我们的信心倍增，工作热情高涨，但面临着的实际环境，仍让我们很尴尬。

没有办公室、没有电脑、没有网络，工作起来就犹如通过步行要上月球一样艰难。后来朱校长把他的办公室让给了我，曾经一段时间，我占据着学校的电脑和网络，给朱校长的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我也常常自责。一天晚上，我在校长办公室不知不觉工作到凌晨两点钟，教学大楼却被管理人员锁住了，我到处打电话，教科室副主任段文明老师半夜起来叫醒了管理人员，我才回到了寝室。这件事一直让我愧疚，我后来就力争在晚上关大门（22点）以前回寝，不过，习惯于晚上思考问题的我总是失眠。

“五一”假期间，我向我的派出学校双流中学诉苦，任校长很爽快地答应赠送三台笔记本电脑给九龙中学，并要求我留一台使用，支教结束后还给九龙中学。之后，我的工作有了电脑，并到电信局申请了宽带网（宽带网费在双流县教育局报了帐），终于把办公室还给了校长。

适应和习惯了九龙教育发展状况的九龙县中学教师，过着十分自足的生活，按照既有的教学惯性游刃有余地在课堂上驰骋，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教学“自信力”。部分老师和领导认为，教学科研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集体备课只是徒劳地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听其他老师的课是给授课老师增加难堪。很多在双流中学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在这里却遭遇了尴尬。九龙中学的领导强调，不能照搬我们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必须立足于九龙本地教育的实际情况，只有与九龙教育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相适应的各种理念和方法才能在九龙中学起到作用。这被我们后来研究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的一厢情愿，加之部分支教老师民族素质的缺失，导致我们的支教工作问题层出不穷，对支教工作太理想化了，做事不切实际，脱离了九龙县教育的土壤。

我和胡昌涛老师经过几次思想交锋之后，最后达成了共识，必须从调查开始，来从事课题研究。于是我们召集了所有支教老师讨论了调查方案，拟定了调查提纲，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教师教学问卷调查、学生学习行为问卷调查、教师访谈、学生访谈、家访等工作，形成了比较完整而真实地调查研究报告。

当调查研究报告完稿之时，我蒙着被盖哭了一夜，不是痛苦，而是感动，被一件又一件往事激荡着：胡昌涛老师从山坡上摔下来，大腿扭伤；张利民老师被狗咬，一月不愈；王莉老师鞋子深陷泥沼，赤脚归家。但更多的却是家长满怀期待的眼神，这种眼神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时刻提醒我，要坚持、要奋进、要勇往直前。

三、教授点津，和谐支教观的形成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费尽千辛万苦完成的调查研究报告，我们仍感觉到对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但却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我们的研究陷入了瓶颈。尽管我们提出了内涵支教策略，但却缺少严密的逻辑论证，缺少一种观念来统整，很多策略只是从一种经验或直觉做出来的判断。

为了使课题能够突破瓶颈，我拨通了四川师范大教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巴登尼玛教授（我的攻读硕士时的老师）的电话，向他求援，他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08年11月中旬，我趁放彝族年假，回到双流县教育局，与双流县人才交流中心教育分中心的江光志、唐翠蓉主任一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

巴登教授给我们做了悉心指导，他提出的“平等互助，和谐教育”观给我们暗中摸索的道路射进了一束强光，使我们醍醐灌顶，研究的道路豁然开朗。同时巴登教授还向我们开放了教育科学学院的资料室，我与胡昌涛老师在资料室贪婪地阅读学习有关民族教育的研究资料，并先后复印了重要的文献资料1500多页。

为了接受来自不同专家给我们的启示，我与胡昌涛老师在查资料之余，去拜访了四川师范大学教育哲学研究专家唐代兴教授（我攻读硕士时的导师），他给我们上了一堂多元文化共生、共享、共存、共谋、共创的文化生态课，从民族文化的思想、风俗和艺术三个方面来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在此基础上形成少数民族的全球性的开放视野。

在巴登尼玛教授和唐代兴教授的指导下，在与双流县教育局主研人员的讨论下，我与胡昌涛老师结合所查阅的资料，反复磋商，彻夜讨论，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和谐支教观”，探讨了内涵支教规律，并对以前提出的“内涵支教策略”重新审视，在和谐支教观的统整下，重新调整了内涵支教策略，使内涵支教策略更具有了可行性。

我们意识到，教育援助如果是以强势文化的姿态，通过各种强制性的措施去“改变”这些地区的文化乃至于它们的文化生态，教育援助就会适得其反，蜕变为不折不扣的文化破坏。因此对民族地区的支教也必然是“援”和“受援”双方在学校教育（包括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和多元文化上的双向对等交流与扩散，双方的关系也必然是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

通过深入思考和调查，我们在把握其文化教育需求的时候，必须既要考虑宏观上地区的自然和文化生态需求，又要充分考虑微观上受教育者个人的现实需求和本质需求，找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必要的平衡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教育发达地区现成的教育经验都无法满足民族地区这种二元教育需求，因而也不能“机械照搬”。

作为一个促使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和进步的外在因素，支教只能通过激发内因的内在需求才能达到目的。同时，心理学知识又告诉我们，“强制激发”发常常产生抵触甚至抵抗情绪，从而使“激发”效果大打折扣，达不到应有的目的。所以，对受援地区以及受援者的“激发”只能是“非强制性”的。这种“非强制性激发”即斯普朗格之所谓的“唤醒”。正如法国雕塑大师罗丹对他的崇拜者所说，他并非在进行艺术创作，而是在把本来存在于石头中的那个“已有的人”“唤醒”。

和谐支教观形成后，反过来观照支教过程中的尴尬，发现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支教老师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对民族教育只是管中窥豹，其结果必然是问题不断。我们在研究报告中详细地论述了“和谐支教观”，双流县教育局也赞同我们的观点，委托我们把研究报告递交给了九龙县教育体育局，征求九龙县教育体育局的意见，如果能达成共识，将于2009年春季着手实施所提出的内涵支教策略。

研究报告提交后，我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算在支教过程中做了一件十分有价值的事，事后我们对研究过程材料进行了盘点，对所有材料汇总在一起，形成了三本文字汇编材料，达480多页，还有一张约700M的支教历程光盘。其中支教老师有十多篇论文获得了中国教育学会和四川省教育厅所评的优秀论文奖。

支教一年，情存一生，快乐溢于言表，酸涩中带着甜蜜，高原反应被收获的喜悦所代替。我的人生又多了一次阅历，回忆中又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我不虚此行，不枉此行。

2008年12月底